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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畜牧管理的特点（第2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2卷，3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8]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590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9]归义军时期，畜群每年核算，并无明确记载，但可从吐蕃时期“点算”羊群的牒文中得到说明。如S。542背所记，沙州诸寺（如莲台寺、普光寺、灵修寺）在丑年十二月进行羊只的“点算”活动，从牒文“限寅年纳”“限寅年算日纳”“限寅年算羊时陪”的强调来看，当时每年都要定期进行羊只数量的清点和核算。

[10]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576页。

[11]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575页。

[12]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1087页，中华书局，1996。

[13]S。6998A的年代，荣新江推断“在十世纪后半叶”。池田温指出：“考虑到乙未籍减半畜数之大势，S。6998A籍大概在丙辰、乙未两籍之中间。”根据荣新江的提示，S。6998A中“驼官马善昌”见于P。2737《癸巳年（993）状》，杨住成、王阿朵见于P。2484《戊辰年（968）籍》，后者又见于P。2761《己卯年（979）状》。可以补充的是，“驼官李粉堆”又见于羽34《乙未年（995）籍》，而与S。6998A粘连的S。6998B为《乙未年（995）十二月至丙申年（996）二月知马官阴章儿请判凭状》。综合这些信息，可以将S。6998A的年代定于戊辰年（968）至乙未年（995）间。参见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60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日]池田温：《李盛铎旧藏归义军后期社会经济文书简介》，51页。

[14][日]池田温：《李盛铎旧藏归义军后期社会经济文书简介》，50页。

[15]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590页。

[16]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2卷，38页；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61页。

[17]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601页。

[18]此表据P。2484《戊辰年（968）归义军算会群牧驼马牛羊见行籍》、S。6998A《归义军群牧马驼牛羊见行籍算会》和羽34《乙未年（995）归义军算会群牧见行籍》制作，并参考[日]池田温《李盛铎旧藏归义军后期社会经济文书简介》一文。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590～59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2卷，3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日]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编集：《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影片册一，233～235页。潘重规等：《庆祝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29～56页。

[20]《唐六典》卷一七《诸牧监》，486页，中华书局，1992。

[21]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5册，105页，文物出版社，1983。

[22]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192～194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23]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59页，文物出版社，1987。

[24]《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91页。

[25]《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416页。

[26]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33页，文物出版社，1990。

[27]《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35页。

[28]《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48～50页。

[29]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8页，文物出版社，1986。

[30]《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389页。

[31]张广达、荣新江：《圣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汉文文书考释》，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六卷，23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2][法]谢和耐：《敦煌写本中的租骆驼旅行契》，见郑炳林主编，耿昇译：《法国敦煌学精粹》，137～14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

[33]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30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34]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309页。

[35]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