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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杏雨书屋藏羽41R杂字一本研究（第3页）

官巡检来时□着直□□□当翻

（后缺）

本件中的“祗衙”，又见于P。2985v《亲使员寮翻替历》：“右件亲使员寮，每翻各一日一夜，事须存心，祗衙时向，不得抛离衙府。”[131]据此，“祗衙”即祗候衙府，意为在府衙恭候差遣，当值应役，衙前子弟即承担着这样的角色。从文书的记载来看，衙前子弟（共33人）以“翻”为单位，分翻值役，他们分为3翻，每翻11人，内设翻头1人，其中第一、二翻翻头由押衙来兼领，其余10人在翻头的带领下于衙府执勤当值，时限为“三日三夜”[132]。这些在衙前分翻驱使的“子弟”人员，在值役期间要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如稍有怠慢，且为巡检官员察觉，依例要承担相应的处罚。

13。藏冰、敫（椒）房26

藏冰是古代防暑降温的基本方法。《周礼》卷5《天官冢宰下》：“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三其凌。”注曰：“凌，冰室也。……三其凌者，凌谓冰室之中三倍纳冰，备消释度故也。”[133]据此，凌人总掌藏冰出冰之事，每年周历十二月“冰坚腹厚”之时，派人入山凿冰。考虑到气温回升后冰块的融化，冰室要按照实际用冰数量的三倍来储藏。《诗经·豳风·七月》：“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134]正是寒冷时节（周历二月、三月）民众采冰、凿冰和藏冰图景的描述。

藏冰的用途，《周礼》描述说：“春始治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宾客共冰。大丧共夷槃冰。夏颁冰掌事。”[135]说明在祭祀和宴饮中保存食物（祭品）以及大丧停尸中都要用冰，而当夏日暑气方盛时节，周王还给群臣颁赐冰块，以示关怀。藏冰之处，或曰凌阴，或曰凌室，或曰冰室，或曰冰井。《汉书·惠帝纪》载：“（四年）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灾。”唐颜师古注：“凌室，藏冰之室也。”[136]《三辅黄图·未央宫》：“凌室，在未央宮，藏冰之所也。豳诗《七月》篇曰‘纳于凌阴’。周官凌人，职掌藏冰。”[137]显然与《周礼》藏冰之制一脉相承。三国时，曹操曾在邺城筑铜雀、金虎、冰井三台。其中冰井台，高八丈，“有屋百四十五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138]。后赵石勒时，曾因“藏冰失道，阴气发泄为雹”，“迁冰室于重阴凝寒之所”[139]。北魏太和四年（480）八月乙卯，孝文帝“诏诸州置冰室”[140]。刘宋大明六年（462）五月，孝武帝“诏立凌室藏冰”，“凌室在乐游苑内”，置凌室长一人，保举吏二人，由此形成了取冰（凌室长带领山虞、舆隶在深山穷谷涸阴冱寒之处取冰）、纳冰（纳于凌阴）、祭司寒、启冰室、用鉴盛冰、以鉴供冰等一系列环节在内的冰政礼仪制度[141]。

《唐六典·上林署》：“凡季冬藏冰。每岁藏一千段，方三尺，厚一尺五寸，所管州于山谷凿而取之。先立春三日纳之冰井。”[142]这是开元中藏冰之制的规定。是时，上林署储藏的一千段冰，是由天下产冰之州岁贡而来，主要供应宫廷的冰块消费[143]。这些冰块虽然来自不同的州县，但它们统一尺寸，坚硬厚实，规格较高。《全唐文》所收崔希逸《对藏冰不固判》云：“所司藏冰不固，诉云采冰户不依尺样。”[144]说明各地的“采冰户”必须按照官定的冰块尺寸、样式去凿冰。吐鲁番阿斯塔那19号墓出土《唐永徽二年牒为征索送冰井艻银钱事》中有“文欢去年十二月知冰井艻”“今藏冰时至”“送向冰井”诸字[145]，表明唐西州置有冰井，自然也有藏冰。至于归义军驻足的沙州是否有冰井和藏冰，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敫房，岩本笃志释作“敷房”，疑误。按敫房，或当作椒房，即椒房殿。《汉书·车千秋传》：“江充先治甘泉宫人，转至未央椒房。”颜师古注曰：“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以椒和泥涂壁，取其温而芳也。”[146]椒房既为皇后所居，故亦泛指后妃居住的宫室，乃至成为后妃的代称[147]。《旧唐书·食货上》载：“又杨国忠藉椒房之势，承恩幸，带四十余使。”[148]所言“椒房”即为深受玄宗宠幸的杨贵妃。

14。槽上28

15。设头29

S。6981《纳赠历》：“设头胡併（饼）万朶一千，又四十，不关记数。又得胡奴胡併（饼）一伯（佰）四十；阿鸾胡併（饼）七十，又四十，又九十，又四十；唐押牙胡併（饼）壹伯（佰）四十。”[153]从胡併（饼）的纳赠账目来看，设头当为宴设司中从事饮食事宜的基层负责人[154]。

16。朔方入奏29—30

归义军时期，沙州遣使中原，一般循灵州道而行。即绕道经过朔方节度使的治所灵州，由此迂回入朝奏事。P。4640v《归义军布纸破用历》“入奏朔方两伴使共支路上赛神画纸壹帖”“支与朔方麻大夫细纸壹帖”，就是“朔方入奏”的反映。P。3644《学童习字杂抄》中抄有“入京般次、朔方使、邠州”，“凤翔使、灵州”，“达担、回鹘使、汉使入城，般次天使馆驿，供备食料，肥羊甚好，看待使命”，“朔方军先登定难都指挥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赐紫金鱼袋”等文字[155]，这说明沙州归义军与中原王朝的使节往来非常频繁，经由邠州、灵州而达河西（沙州）的道路已成为敦煌民众（乃至学童）的一般常识，以致在当时的习字抄件中才会出现“般次”“朔方使”“灵州”“天使”等字样[156]。

17。西同、曲泽30

西同，一作西桐，又称西桐海，距敦煌约二三日路程，位于沙州西南沟通青藏高原的“把疾道”上，晚唐时曾为敦煌的畜牧业基地[157]。S。542《戌年（818）沙州诸寺丁口车牛役部（簿）》中，龙兴寺“朱进兴差入西同山廿日取羊。”莲台寺“骨论，持韦，西桐请儭羊一出。”灵修寺“白天养，差西桐请羊廿。”[158]说明吐蕃时期西桐是沙州诸多寺院牧羊的场所。归义军初期，吐谷浑、回鹘部族多次侵入西桐进行抄掠，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张淮深亲率大军，“凿凶门而出”，一举歼灭之。

曲泽，寿昌县泽泊。敦煌所出《寿昌县地镜》云：“曲泽，县西北一百九十里，其泽迂曲，故以为名。”P。5034《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曲泽，东西十三里，南北十五里。右在县西北一百九十里，□□□□（其泽迂曲）因号曲泽。”[159]

18。兴胡、细腰30

兴胡，或作兴生胡，乃兴治生产，经商求利的商胡。泛指西北少数民族以市易取利的商人，尤以昭武九姓胡最著名[160]。阿斯塔那29号墓所出《唐垂拱元年（685）康尾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中“兴生胡纥槎”[161]，阿斯塔那509号墓所出《唐开元十九年（731）唐荣实买婢市券》中“兴胡米禄山”[162]，同墓所出《唐开元二十一年（733）石染典买马契》中“兴胡罗世那”“兴胡安达汉”[163]等，都是兴贩求利的商胡。又据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沙州西北110里有兴胡泊，“其水咸苦，唯泉堪食，胡商从玉门关道往返居止，因以为号”[164]，正是玉门关道上兴胡往返、经商求利的写照。

细腰，纤细的腰身。S。79《类书》“细腰”条：“楚灵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唐张祜《李家柘枝》：“红铅拂脸细腰人，金绣罗衫软著身。长恐舞时残拍尽，却思云雨更无因。”[165]白居易《柘枝妓》：“红蜡烛移桃叶起，紫罗衫动柘枝来。带垂钿胯花腰重，帽转金铃雪面回。”[166]按柘枝，即柘枝舞，唐代流行的胡舞之一，源出昭武九姓之石国。此舞衣装颇为讲究：着红紫五色罗衫，窄袖，锦靴，腰带银蔓垂花，头冠绣花卷檐虚帽。窄袖罗衫，即是胡服，卷檐虚帽，所谓胡帽[167]。舞者一般为身形轻盈、婀娜多姿的“细腰人”。刘梦得《观舞柘枝》：“胡服何葳蕤，僊僊登绮墀。……垂带覆纤腰，安钿当妩眉。翘袖中繁鼓，倾眸遡华榱。”[168]透露出彩带飘曳、金玲清响、眉目传情的场景。这些腰身纤细而又动作明快的舞伎亦多来自于九姓胡。

19。都知、校楝、将头33—34

都知即都知兵马使。会昌四年（844），昭义节度使刘稹为都知兵马使郭谊谋杀，唐敕使抚慰曰：“郭都知告身来日当至。”胡三省注曰：“郭谊为昭义都知兵马使，故称之。”[169]P。4640v《归义军布纸破用历》中有“都知张海清”“都知史孝忠”“都知氾文德”三人，他们的官衔“都知”应为都知兵马使的省称。P。3727第五件《国清父母予军使吕都知阴都知状》云：“孟春犹寒，伏惟军使吕都知、阴都知尊体起居万福。”P。3727第三件状文：“都知兵马使吕留进、都知兵马使阴义进等状上太保衙。”[170]可知吕都知、阴都知即为状上太保衙的都知兵马使吕留进、都知兵马使阴义进。

校楝，一作校练、教练，即教练使，其职旨在“训练兵军，亦得统军出征，置使系统亦有都使及左右厢等名目”[171]。S。289v《宋李存惠殡铭抄》“内亲从都头知左右厢马步军都校练使检校兵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阴住延”[172]。S。4274《阴某起居状》“管内两厢马步军都校揀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阴。”[173]S。4398《曹元忠献磠砂状》“步军教练使兼御史中丞梁再通”[174]。由此可见，归义军时期教练使亦有“都使”之置，且有左厢、右厢和马军、步军之分，大致负责教习兵法、武艺及训练士卒等事务。

将头，吐蕃时期的百户长，将头负责催交粮食、杂物等，并以“将”为单位造手实、户籍，交纳赋税。P。3774《丑年（821）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齐周身充将头，当户突税差科并无。官得手力一人，家中种田驱使，计功年别卅驮。”[175]可见，担任将头者，可免除“突税差科”，且有“手力一人”，供家中驱使。归义军时期，在兵制系统中亦设有将头，为基层统军长官，管兵一百人。S。5448《浑子盈邈真赞》叙其官衔为“归义军度押衙兼右二将头”，又曰“念兹公干，赐节度押衙，兼百人将务”[176]，正是将头统兵百人的反映。

20。游弈、马補（铺）、捉道、走马使34—35

游弈，一作游奕，即游奕使，主巡警、侦察之务。《通鉴》胡三省注曰：“游奕使，领游兵以巡弈者也。……杜佑曰游弈，于军中选骁勇谙山川、泉井者充，日夕逻候于亭障之外，捉生问事。”[177]说的就是巡察、侦缉之责。归义军政权建立后，仿效唐制，亦设游奕使，负责侦察或刺探周边少数民族的动静。P。2814《都头知悬泉镇遏使安进通状》：“右今月廿日，当镇捉道人走报称，于八虞把道处，有贼骑马踪，共贰拾骑以来，过向北山，何头林木内，潜藏不出。进通当时差游弈使罗钵纳等二人亲往踪出处探获，的实在甚处跧藏，至定消息，星夜便令申报上州，兼当日差上走报常乐、瓜州。”[178]据状文所述，当镇捉道人报告，说有20余骑贼兵藏匿山林，潜伏不出，安进通遂差遣游弈使罗钵纳等二人亲自踏查察看，消息落实后即星夜回马禀报。由此看来，捉道人（或把道人）和游弈使都有巡察、刺探敌情的职责[179]。相较而言，游弈使侦察获知的情报信息更为精确和细密。

《通典·守拒法附》载：“马铺，每铺相去三十里，于要路山谷间，牧马两匹，与游奕计会。有事警急，烟尘入境，即奔驰报探。”[180]可知马铺亦设于山谷要隘处，每30里设一铺，配马2匹，在行军驻防中起着探察和报警的作用。《唐六典·尚书刑部》载：“凡三十里一驿。……若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不必三十里。每驿皆置驿长一人，量驿之闲要以定其马数。”[181]唐制，每30里设一驿站，而马铺的设置，“每铺相去三十里”。盖由于此，马铺一度被理解为驿站，亦指驿站以马传递文书[182]。《武经总要前集·警备法》云：“凡军营遇夜，又于贼来要路，以探骑为暗铺，各持新炬藏火，递相应接，仍于路左草中伏人；或于高木遥望，如觉有贼，走报马铺，举火，前铺应了，即驰赴大军，大军亦置望烽人举火相应。”[183]看来，在行军侦察中，马铺与暗铺（探骑或探子）互相配合，传递预警信息。通常来说，暗铺（探子）隐没于山谷、草丛和树木中监视着前方的一举一动，如发觉贼兵出没，便飞驰报告附近的马铺，马铺随即举火报警，并快马加鞭，具报敌情，最终完成侦察、报警的一系列工作[184]。

走马使亦有刺探敌情信息并及时奏报的职责。P。2692《张议潮变文》载：“至（大中）十一年八月五日，伊州刺史王和清差走马使至，云有背叛回鹘五百余帐，首领翟都督等将回鹘百姓已到伊州侧。”[185]即将刺探到的背叛回鹘信息向伊州刺史禀报。Дx。1384《押衙李文继书状》：“昨者人往，般次到日来往口问迢道，安落平善，好在喜悦。……走马使般次王保山手上，空府丹书，道上怕恐贼徒，使名疾出，安排不到，聊无丹信，到望收纳。”[186]本件中“走马使”王保山是般次成员，从“道上怕恐贼徒”来看，他主要刺探周边民族的军情信息和最新动向，以及沿途贼寇出没的情况。特别是贼寇的出没，直接影响到使节的人身和财物安全，故此类情报的获取更为重要。P。3016《天兴九年（958）九月西朝走马使富住状》提到“沿路虽逢奸危贼寇，上下一行，并无折欠”。又讲道“奏奉本道太师令公差充走马，奏回礼使索子全等贰人于伍月伍日入沙州，不逢贼寇，亦无折欠。”[187]正是西朝走马使富住准确、及时刺探敌情信息的反映。

三、相关问题

羽41R的性质是“杂字”。“杂”者盖取杂糅、集合、会聚之意，“杂字”即将各种日常用字、难字等按照某种次序杂糅、集合、编排起来。《隋书·经籍志》收录周成《杂字解诂》4卷、郭显卿《杂字指》1卷、邹里《要用杂字》3卷、李少通《杂字要》3卷、萧子政《古今篆隶杂字体》1卷、佚名《杂字音》1卷[193]。《新唐书·艺文志》收有《杂字》1卷、僧正度《杂字书》8卷。这些流行于汉唐时代的《杂字》著作，或收时用要字，或释字义，或训音注，或解字体，侧重点各不相同。不过，由于《经籍志》（《艺文志》）所收《杂字》大多散佚，故其编排体例难以详知。惟《宋史·夏国传》载李元昊推行文教，“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194]其中《四言杂字》，似用“四言体”来编排，即四言一句，对偶押韵，如此编排当然是出于学童诵读或记忆的需要。这与中古流行的童蒙读物《千字文》《开蒙要训》等基本相同。

《杂字》的编排体例，或可从敦煌写卷S。610、S。617、S。3227v、S。6208等杂字书中得到启示。S。610首题“杂集时用要字壹阡叁伯（佰）言”，表明收录了当时常用而又比较重要的1300个杂字，但因残缺过甚，实际仅存3篇，即“二仪部第一”“衣服部第二”“音乐部第三”[195]；S。617《俗务要名林》是世俗间各种常用重要事物名称的汇录，收有器物、田农、养蚕及机杼、彩帛绢布、果子、菜蔬、饮食、杂畜等28部[196]，亦是分类编排；S。3227残存石器、靴器、农器、车、冠帻、鞍辔、门窗、舍屋、屏障、花钗、彩色11部[197]，所收杂字依照义理分类辑录；S。6208残有□缬、音乐、饮食、薑笋、果子、席、布、七事、酒9部，其后抄《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引正俗释下卷》[198]。这些杂字书，审其内容，均按义类分部，立有类名，集合当时现实生活中重要而常用的字词编汇而成，性质均为民间用来童蒙识字教育的通俗字书[199]。

那么，编纂《杂字一本》的目的何在？岩本氏将其与张承奉时期的官学（州学或县学）教育联系起来，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可以补充的是，根据郑阿财、朱凤玉对敦煌蒙书的分类，羽41R《杂字一本》显然可以归入“杂字类蒙书”中，其性质当与《俗务要名林》《杂集时用要字》等杂字书相同[203]。如此，羽41R《杂字一本》应是沙州归义军官学中为推行童蒙识字教育而编写的教材。

我们知道，归义军时期的童蒙识字教育，通常多以蒙书如《千字文》《开蒙要训》《上大夫》等为指定教材[204]。同时，民间广泛行用的《雇工契》（S。1478）和《社司转帖》也成为学童习字的模板或样文，显示了童蒙教育较强的实用性特点。相比之下，羽41R通过诸多杂字的编纂，将归义军社会的整体面貌直观地传输给官学中接受教育的学生或学郎，以便使他们对归义军政权的地理（河渠、山谷）、政治（西衙、楼上）、经济（税检、差科、劳役）、军政（军镇、烽铺、都将）、职官（都督、都衙、指挥）、外交（驿官、进奉、朔方入奏）、民族、宗教、社会生活（饮食、乐舞、衣服）等，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从这个意义来说，羽41R《杂字一本》是名副其实的“时用要字”。这些反映沙州社会实际和归义军整体面貌的重要字词，一旦融入童蒙识字教材中，事实上已经具有“通识”教育和“国情”教育的色彩，较为委婉地凸显了经世致用的特点。这对于弘扬敦煌乡土文化，凝结瓜、沙官民的地方保护意识，激发民众给予归义军的浓厚热情，乃至巩固归义军政权，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