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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中村不折旧藏唐人日课习字卷初探（第2页）

6　康崇俊　卅日

7　廉献祥　出使

8　辛荣国　卅日

9　王小小　出使　卅日

10　匡旡对

11　高皈宗　廿九日

12　康如玉　廿九日

13　康杲

14　何俊忠

15

右通祇承人如前

16　牒件状如前，谨牒。

17

大历三年正月日史奉谦牒。[33]

此件牒文，其实就是西州官厅中的一份“直簿”，它详细规定了当值的具体人员和时间。从“祇承人”来看，这份名簿的制定已征得当直人员的默认和许可，因而在实践中将成为史奉谦等人守值听差的依据。至于当值的时限，大致是每人一日，颇与尚书省“每一日一人宿直”的标准相合。由此类推，《日课》中的学生“当直”可能亦有编排的名籍簿册来遵循，只不过其当直时间是两日罢了。学生当值的机构，据《日课》所见“迎县明府”以及高昌县诸乡里正在县衙充当“县直”“丞直”[34]的角色来看，学生亦应在县衙中当直。

再看“十七日行礼”和“十八日社”。按唐制，“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以后土氏配”。地方州县亦置社稷，“如京都之制，仲春上戊，州县官亲祭，仲秋上戊亦如之”[35]。八月十八既为社祭之日，故必为戊日。如此，十七日则为丁日。按唐令：“诸春秋二分之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孔宣父于太学，以先师颜回配，祭以太牢，乐用轩悬八佾之舞，并登歌一节，与大祭祀相遇，改用中丁。”[36]与此相应，地方州县“皆置孔宣父庙，以颜回配焉。仲春上丁，州县官行释奠之礼，仲秋上丁亦如此。”[37]据此，《日课》所见“十七日行礼”即指祭拜先圣孔子的释奠之礼，自然学生也要参加。不唯如此，十八日的社祭活动，学生也要参与。

地方州县建置“孔宣父庙”的情况，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有所反映：“州学。右在城内，在州西三百步，其学院内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内有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县学。右在州学西连院，其院中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内有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38]高明士曾指出，唐代的州县学皆为庙学[39]。庙学的发展，到唐代已走向制度化。即在全国的学校（中央的国子监到地方的县学）内建置圣庙，并在圣庙内举行学礼。以沙州为例，沙州州学和敦煌县学在东厢有先圣先师庙，庙中有孔子和颜回塑像，每年春、秋二仲月举行释奠之礼。这种“左庙右学”的基本布局，完全符合唐初以来所建立的庙学制度[40]。从这个意义来说，《日课》“十七日行礼”的描述，应是西州庙学实态的一种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日课》所见的释奠和社祭活动，分别在八月的中丁和中戊日进行，这与唐令的描述略有不合。敦煌具注历日中，释奠和社祭通常选择在最为接近春分、秋分的丁日、戊日进行[41]。比如，P。4627+P。4645+P。5548《唐乾宁二年乙卯岁（895）具注历日》中，释奠和社祭活动就被定于最为接近秋分（八月廿三）的丁未（八月廿一）和戊申（八月廿二）二日[42]。S。1473+S。11427v《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具注历日并序》中，仲春的释奠和社祭礼典定于二月十五日（丁丑）和二月十六日（戊寅）[43]，此二日就是距春分（二月廿日）最近的丁日和戊日。《日课》中，八月九日为秋分，距离秋分最近的丁日和戊日是八月七日和八月八日。这说明《日课》中八月十七、八月十八日举行的释奠和社祭活动，与敦煌具注历日中“奠”和“社”的标注也不符合。不过，敦煌具注历日表明（参见下表），释奠和社祭活动的选择，并不仅限于上丁日、上戊日，有时也在中丁、中戊（S。1473+S。11427v），甚至下丁、下戊（P。4627+P。4645+P。5548）中进行。《大唐开元礼》卷七一《吉礼》载：“爰兹仲春仲秋，厥日惟戊，敬修恒礼，荐于社神。”[44]S。1725v《祭社文》云：“敢昭告于后土氏：爰兹仲春，厥日推（惟）戊，敬循恒士（事），荐于社神。”[45]祝文强调的是“厥日惟戊”，说明仲春、仲秋的戊日是社祭的最佳时日，这也是《日课》“十八日社”与唐令的契合之处。

表9-3敦煌具注历日所见“奠”“社”标注表

至于“廿八日诫书”，意谓此日进行家诫、训诫之类书籍的学习。“诫书”，或为“诫子书”，即教诫子侄后辈立身行事的家训类文献。汉魏六朝时期，此类训诫极为兴盛。如马援《诫兄子书》、王肃《家诫》、荀爽《女诫》、羊祜《诫子书》等[46]，俱为有代表性的家诫作品。敦煌类书《励忠节钞·家诫部》（P。2711）收录了15则教诫子孙的家训故事，其中8则提到了“汝其勉旃”“汝其勉之”“汝宜勉之”“汝当勉之”“汝其勉哉”的恳切语言。如第9则，西汉刘向告诫儿子说：“行善则福禄期至，故人所以贺也；行恶则祸患斯来，故人所以吊也。禄患之应，若影随形，汝其勉之。”大意是说，唯有积德行善，才能福禄双全。又第14则，樊宏为人谨慎，常诫其子孙曰：“夫富贵骄逸，未有能终者也。天道恶盈而好谦，前代（世）贵戚多以此夭，汝宜勉之。”[47]告诫子孙谦恭处世，善始善终的道理。因此，从《家诫部》收录的劝诫、告诫和训诫故事来看，这些“诫书”的学习，多是出于砥砺品行、勉励立身和规范行事的需要。

综上所述，《日课》是唐代学生习字作业中保存最为连续、完整的一件，其中描述“放假”“行礼”等信息，都能与唐《假宁令》《学令》《祠令》的记载相契合，特别是由州县官主持的社祭和“释奠之礼”，学生都要参与。另一方面，《日课》所见的“当直”“迎县明府”等活动，由于能与县衙、县令联系起来，故可推知，这些广泛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学生当来自西州官学（州学或县学）系统，而《日课》亦应是出自州县学生之手的一份习字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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