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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国图藏BD14685搜神记探析（第1页）

第二节国图藏BD14685《搜神记》探析

新近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31册中，刊布了BD14685（新0885）号文书，此件仅有一纸，32cm×16。5cm，首尾均残，中间有标题“孝子传”，共23行，每行11—19字不等，下半部分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缺。其文曰：

（前缺）

（后缺）

此件文书，编者指出由两部分组成，“前部分抄写异志三则，后部分抄写孝子传故事二则”。据此定名为《失名类书》，并判定时代为公元8—9世纪，为吐蕃统治时期写本。[20]

就内容而言，编者有关“异志”和“孝子传故事”的解读是非常准确的。或可补充的是，前17行的“志异”或“异志”是选自《搜神记》中的三则故事，其核心人物分别是“随侯”“伏羲”和“李纯”；后6行有标题“孝子传”，其下所收“郭巨”和“姜诗”的事迹，都是孝敬母亲的善行故事。因此，总体来看，BD14685是由《搜神记》中的三则“神异”事迹和《孝子传》中的二则行孝故事组成。

我们知道，《搜神记》是东晋干宝撰述的一部反映“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的著作[21]，原本有30卷，但传至宋代已经散佚。今本20卷是明人胡应麟从《法苑珠林》及诸类书中辑录而成[22]。与胡本同时出现的还有八卷本《搜神记》，此本最早收入明万历年间刊刻的《稗海》一书中，故又称《稗海》本[23]。除了以上两个传本以外，敦煌石室文书中还有《搜神记》的六个卷子，其中日本学者中村不折旧藏《搜神记一卷》，首题“句道兴撰，行孝第一”，尾部残缺，收录故事三十五则，是敦煌本《搜神记》中保存人物事迹最为丰富的一件[24]。英藏S。525号首题“搜神记一卷”，收录管辂、秦缓、刘安、辛道度、刘宁、周宣王、侯双、赵子元、王子珍、刘渊、梁元皓、段子京十二人事迹；S。6022首尾均缺，存段子京、段孝真、王道凭、刘寄、周宣王和随侯六则故事。法藏P。2656号首尾残缺，行草书抄写，仅存张嵩、焦华、羊角哀三人事迹，其中张嵩故事，明确指出“事出《搜神记》也”[25]。P。5545首部残缺，存田昆仑、孙元谷、郭巨、丁兰、董永、郑袖、孔嵩、楚庄王、孔子与老人、齐国人与鲁国人、楚惠王十一则故事。其中董永事迹，出自“刘向《孝子图》”[26]。国图藏BD11871首尾均残，有文字15行，每行上半残损严重，存王子珍事迹，但行文与S。525差异较大，当为《搜神记》异本[27]。以上六个写卷，无论人物的排列次序，还是具体事迹的文字描述，都有些许差异，反映出《搜神记》在传抄与流布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版本系列。围绕这些文本差异，诸多学者如罗振玉、王重民、潘重规、郝春文、黄征等[28]，对敦煌本《搜神记》作了较为细致的整理，为学界进一步探讨《搜神记》的传承流变与文本传递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一、《搜神记》故事

现在来看BD14685收录的三则《搜神记》故事。

1。随侯

第1—2行中核心的人物是“随侯”，他在某晚“至夜”梦见一小儿，手捧明珠，献于床前。传世辑本《搜神记》虽然收录了“隋侯珠”的故事，但内容则完全不同：

隋县溠水侧，有断蛇丘。随侯出行，见大蛇，被伤中断，疑其灵异，使人以药封之。蛇乃能走。因号其处“断蛇丘”。岁余，蛇衔明珠以报之。珠盈径寸，纯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烛室。故谓之“隋侯珠”，又曰“灵蛇珠”，又曰“明月珠”。[29]

传世辑本（简称辑本）中，随侯的珠宝来自于“断蛇”的赠送，此蛇乃“灵异”之物，为感念随侯的救命恩情，而奉上明珠以作报答。这与梦中小儿进献宝珠的事迹完全不同。或可比照的是，英藏S。6022《搜神记》收录了小儿向随侯进献珠宝的故事：

这则故事中，小儿是“汉水神龙”，早年因得到随侯的搭救，保全了性命，所以为了报答大恩，特将宝珠献于随侯。表面看来，S。6022描述的故事情节与BD14685完全不同，但仔细追究，两者其实共同表达了小儿呈献宝珠“以报大恩”的主题，因而与辑本“断蛇”献珠的事迹有很大差异。这样看来，“随侯珠”的故事生成，在中古时期至少有三个文本流传，说明“撰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31]的《搜神记》在中古社会曾经非常流行。

2。伏羲

伏羲的事迹见于第3—9行，大致描述伏羲与刘玄石饮酒，玄石因吃“千日酒”而醉卧千日，三年不醒的故事。其中“伏羲”，辑本所收“千日酒”篇作“狄希”，中村不折藏本（敦煌本）写作“刘义狄”。我们知道，伏羲是三皇之首，也是神话传说中的人文始祖，因此BD14685中的核心人物，显然借用了华夏始祖——伏羲的名号，或许更能突出“神祇灵异”“怪异非常”的故事特点。相较而言，不论辑本中的“狄希”，还是敦煌本中的“刘义狄”，人物名字的设计似都呈现出生活化的写实特征，这与神话中的“伏羲”显然不能相提并论。而就内容而言，此三文本描述的“千日酒”的故事大同小异，不过在情节建构与文字表述中也有些许差异。

表7-1《搜神记·千日酒》文本对照表

如表7-1所示，在故事情节的文字描述上，BD14685和中村不折藏本更为接近，这从两件文书所见“甚能”“刘玄石善能饮酒”“往到其家访问”“石面上白汗流”等细节上得到印证。尽管由于残缺所致，BD14685的内容并不完整，但参照辑本和敦煌本的描述，或可对卷中收录的“伏羲”故事进行复原：中山人伏羲能造千日酒，凡饮此酒者往往醉卧千日。青州人刘玄石，“善能饮酒”，于是前去拜访。伏羲拿出了千日酒，玄石品尝后微有醉意，回到家中随即醉死。家人不知缘故，将其置棺安葬。三年后，伏羲想到玄石酒醒，于是向玄石家人说明原委，便令墓人开棺查看，但见玄石面上白汗流出，张口开目，并大声质问墓人“你等是何人？”其酒气尚未散尽，遂为墓人所得。墓人回家后醉卧三月，长久不醒。时人都觉此事甚为怪异。

3。李纯

李纯的事迹见于第10—17行，大略描述了某日李纯醉卧草丛，其犬冲入火中解救李纯性命的故事。传世辑本卷二十收有“义犬冢”一篇，其主旨内容与此件大致相同，其文曰：

孙权时，李信纯，襄阳纪南人也。家养一狗，字曰“黑龙”，爱之尤甚，行坐相随，饮馔之间，皆分与食。忽一日，于城外饮酒大醉，归家不及，卧于草中。遇太守郑瑕出猎，见田草深，遣人纵火爇之。信纯卧处，恰当顺风。犬见火来，乃以口拽纯衣，纯亦不动。卧处比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即奔往，入水湿身，走来卧处。周回以身洒之，豁免主人大难。犬运水困乏，致毙于侧。俄而信纯醒来，见犬已死，满身毛湿。甚讶其事。覩火踪迹，因而恸哭。闻于太守，太守悯之曰：“犬之报恩甚于人。人不知恩，岂如犬乎？”及命具棺椁衣衾葬之。今纪南有义犬冢，高十余丈。[32]

此则故事，汪绍楹指出录自《稗海》本《搜神记》，但抄录时将太守“邓遐”改为“郑遐”。究其缘由，乃是因为东晋有邓遐，曾为郡守，时间上与“孙权时”不合，故传抄中改“邓”为“郑”，“以泯其迹”[33]。再看敦煌本（中村不折藏本）对“义犬塚”来历的记载：

昔有吴王孙权时，有李纯者，襄阳纪南人也。有一犬字“焉龙”，纯甚怜爱，行坐之处，每将随。后纯妇家饮酒醉，乃在路野田草中倒卧。其时襄阳太守刘遐出猎，见此地中草木至深，不知李纯在草醉卧，遂遣人放火烧之。然纯犬见火来逼，与（以）口曳纯牵挽，不能得胜，遂于卧处直北相去六十余步，有一水涧，其犬乃入水中，腕转欲湿其体，来向纯卧处四边草上，周遍卧合（令）草湿。火至湿草边，遂即灭矣，纯得免难，犬然知死。太守及乡人等与造棺木坟墓，高千余尺，以礼葬之。今纪南有义犬塚，即此是也。见闻之者，皆云异哉。狗犬犹能报主之恩，何况人乎。[34]

仔细对校，无论人物设计还是情节描述，BD14685与中村不折藏本更为接近。比如，以核心人物而言，两件敦煌写本均作“李纯”，放火者均为太守刘遐；而传世本中，饮酒者为“李信纯”。至于放火者，《稗海》本作“邓遐”，而辑本作“郑瑕”；又如饮酒地点，敦煌写本作“妇家饮酒醉”，传世本作“城外饮酒大醉”；再如救人过程，敦煌写本提到，李纯之犬先是“以口曳纯”，然后跳入六十余步远的涧水中，“腕转欲湿其体”，回来卧于李纯四边草上，“火至湿草边，遂即灭矣”，李纯因而得救。这些细节，传世本描述说，信纯之犬（黑龙）跳入一条相去三五十步的小溪中，“入水湿身，走来卧处。周回以身洒之，豁免主人大难”。最后，关于“义犬塚”，敦煌本提到，太守及乡人共同“造棺木坟墓”，辑本谓“具棺椁衣衾葬之”。而BD14685指出，“义犬塚”是太守刘遐及乡人共同营造，并整“棺衣衾而葬之”，似是两种文本简单折中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