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四 决民犹豫 中古历日阴阳杂占的渗透（第1页）

第四节决民犹豫：中古历日“阴阳杂占”的渗透

中古时期的具注历日，除了统合时日宜忌和择吉避凶的选择术外，还包含着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比如，前面提到的藉田、奠、祭川原、风伯、雨师、春秋二社、腊等传统民俗祭礼；又如，通过“男女命宫”来推算吉凶祸福的九宫图形；再如，汲取《宅经》元素的“五姓修造”，还有“日游法”和“人神法”反映的妇女生产和针灸刺血等医学活动[73]。特别是S。6886v《宋太平兴国六年辛巳岁（981）具注历日》中“马平水身亡”（六月廿六日）、“开七了”（七月三日）、“二七”（七月十日）、“三七”（七月十七日）、“四七”（七月廿四日）、“五七”（八月一日）、“六七”（八月八日）、“七七”（八月十五日）、“百日”（十月七日）等标注，是民间为马平水身亡举行“七七斋”和“百日祭”的记录[74]，较为曲折地反映了佛教文化向具注历日渗透的若干痕迹。除此之外，具注历中还渗透着许多社会民俗文化，择其要者，试举例说明。

（1）国忌。国忌是朝廷特定的先帝、先后的忌日。《唐律》第390“忌日作乐”条：“诸国忌废务日作乐者，杖一百。”[75]可见唐时国忌日休务，不作乐。但至宋时，国忌始见于历日中。S。612《宋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978）应天具注历日》“国忌”条：“正月廿五日，四月十二日，五月廿一日，六月二日、十七日，七月廿六日，十月二十日，十二月七日。右件已上日切忌动染。”[76]在这些忌日中，正月二十五是“朝廷忌日”，四月十二日是翼祖简恭皇帝忌，五月二十一日是惠明皇后忌，六月二日是明宪皇太后忌，六月十七日是文懿皇后忌，七月二十六日是宣祖昭武皇帝忌，十月二十日是太祖、简穆皇后忌，十二月七日是僖宗文献皇帝忌。按照宋代制度的规定，凡国忌日“禁乐、废务，群臣诣佛寺行香修斋”[77]。《宋史·礼志二十六》：“中兴之制，忌日：百僚行香，……大祥后次年，于历日内笺注立忌辰，禁音乐一日。”[78]因此，从“中兴之制”来看，南宋的历日中笺注“国忌”已成为定制。传世本《大宋宝祐四年丙辰岁（1256）会天万年具注历》中的30条皇帝、皇后的“大忌”可以说提供了很好的佐证[79]。

表12-2《会天具注历》所见南宋“国忌”名目表

（2）十二相属。《唐六典·太卜署》载：“凡阴阳杂占，吉凶悔吝，其类有九，决万民之犹豫：一曰嫁娶，二曰生产，三曰历注，四曰屋宅，五曰禄命，六曰拜官，七曰祠祭，八曰发病，九曰殡葬。”[80]可见，凡有关婚娶、丧葬、发病、镇宅等事项的推占，俱属“阴阳杂占”之列，它们往往在具注历日多有渗透或描述。如以“婚娶”为例，S。P6《乾符四年丁酉岁具注历日》还有“十二相属灾厄法”的条目，此条分上、下两栏，图文并茂，上栏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相属的绘图，并依次注有“吉”“黄幡”“三丘”“灾煞”“六合”“吉”“将军”“五鬼豹尾”“吉”“太岁”“六害”“年驿马”（图12-3）。下栏则是十二相属的简单占辞：

子生人，不宜与午生人同财及为夫妻，厄五月十一月。丑生人，不宜与未生人同财及为夫妻，厄六月十二月。寅生人，不宜与申生人同财及为夫妻，厄正月七月。卯生人，不宜与酉生人同财及为夫妻，厄二月八月。辰生人，不宜与戌生人同财及为夫妻，厄三月九月。巳生人，不宜与亥生人同财及为夫妻，厄四月十月。午生人，不宜与子生人同财及为夫妻，厄五月十一月。未生人，不宜与丑生人同财及为夫妻，厄六月十二月。申生人，不宜与寅生人同财及为夫妻，厄正月七月。酉生人，不宜与卯生人同财及为夫妻，厄二月八月。戌生人，不宜与辰生人同财及为夫妻，厄三月九月。亥生人，不宜与巳生人同财及为夫妻，厄四月十月。[81]

图12-3十二相属灾厄法

有关十二相属的推占，敦煌所出汉文本P。3398、P。4058、S。6157以及藏文本《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均有描述，并明确提到“子生鼠相人”“丑生牛相人”“寅生虎相人”，以及“亥生猪相人”等，其占辞涉及命属、日料、大厄、小厄及有关宜忌，内容显然要比《历日》丰富一些。比如，“午生马相人”，“命属南方赤帝子，日料小豆三石五斗一升，宜着赤衣，有病宜服赤药，大厄子午之年，小厄五月十一月，不得吊死问病，一生不宜共子生人同财”。相比之下，《历日》中的午年生人，除了不宜与子年生人“同财”外，还强调不宜与鼠相人“为夫妻”。《五行大义》卷二《论冲破》云：“冲破者，以其气相格对也。冲气为轻，破气为重。……支冲破者，子午冲破，丑未冲破，寅申冲破，卯酉冲破，辰戌冲破，巳亥冲破。此亦取相对，其轻重皆以死生言之。”[82]这就是说，十二地支中，子午相对，互为冲破，故不能同财，自然也不宜男女婚配。进一步来说，十二相属中互相冲破者，如鼠与马、牛与羊、虎与猴、兔与鸡、龙与狗、蛇与猪，皆不宜婚配，这是中古社会婚姻择吉的属相禁忌。或可补充的是，S。P6“同属婚姻”条：“同属相取，福禄自随。相生即宜，相尅不宜”。同卷“吕才嫁娶□□图”条：“干合为婚，五男二女。夫妻久长，法居印绶。三五合婚，夫妻保爱。男孝女贞，永无离背。支合相取，命会天星。百年并老，夫贵妻贞。支合夫妻，命合天亲。十男五女，多是金银。”[83]说明男女婚配不仅讲求天干相合，而且极为看重“支合相取”，力求地支亦有好合。唯有如此，夫妻才能长久保爱，白头到老。

与十二相属相关者，可能还有“十二元神”。S。612《宋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978）应天具注历日》：“今年新添换太岁并十二元神真形各注吉凶图。……右件十二元神，凡人本命之日，于夜静烧银钱、駞马、名香、恭（供）菓，并画形供养，必得除灾添寿，故安历上切宜。”[84]从形象来看（图12-4），十二元神身穿官服，手执笏版（仅有七位），头戴属相冠帽，显示出十二元神与十二相属的内在联系。即每一属相生人，都有头戴同一属相冠帽的“本命元神”加以护佑，只要在本命日焚香烧纸，虔心供养，便能消灾赐福，常保安康。S。2404《后唐同光二年甲申岁（924）具注历日》中，绘有上、下两幅图像，上图是敬礼北斗的情景，并有“葛仙公礼北斗法”，透露出道教北斗信仰的背景。下图正中绘一身穿官服、头戴猴帽、手执笏版的元神形象，右上方有一猴首人身者与之对视，跪拜于前。其下文字曰：“申生人猴相本命元神，若有精心之者，逐日供养元神者，消灾益福，及画形头前安之，大吉。”[85]描述的应是猴相人虔心礼敬“本命元神”的情景。

图12-4十二元神

（3）禄命。S。P10《唐中和二年（882）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印本历日》题有“推男女九曜星图”，S。P6《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具注历日》杂有“推男女小运行年灾厄法”“推游年八卦法”“九宫八□□立成法”，S。612《宋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978）应天具注历日》抄有“九曜歌咏法”“推小运知男女灾厄吉凶法”“六十相属宫宿法”等，大致是通过九宫方位、游年八卦、九曜行年等方式进行运命吉凶的推占，这在敦煌禄命类文书（如P。3779、S。5772等）中有生动反映。其他如五姓修造、十干推病、周公八天出行以及镇宅符等，也多与敦煌所出《宅经》《发病书》、失物占、出行占等术数文献相参照。这说明具注历日渗透的“阴阳杂占”内容，应是编者结合民众的社会生活实际，进而对中古时期的阴阳术数文献进行采摘、撷取和加工的最终结果，并通过历日体现的时间秩序，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各种活动（如公务、医疗、农事、丧葬）施加影响，从而达到“决万民之犹豫”的效果。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具注历日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具有中古社会“百科全书”的象征意义。

《傅与砺文集》卷七《书邓敬渊所藏大明历后》谓：“右邓君敬渊所藏至元十四年丁丑岁大明具注历一本，盖国朝混一天下始颁正朔之制也。其十二月下所注与今授时历小异而加详焉。……若八门占雷、五鼓卜盗、十干推病、八卦勘□凡以使民勤事力业趋吉避凶者，亦莫不备至。”[86]这部体现授时历法的《具注历》中，凡有关民众生产生活及“趋吉避凶”的内容，莫不记载。其中“八门占雷、五鼓卜盗、十干推病、八卦勘□”，也见于S。P6《乾符四年丁酉岁具注历日》“内行图，外占雷”“周公五鼓逐[失物法]”“推十干得病日法”和“吕才嫁娶□□图”条中，且图文并茂，由此不难看出中晚唐历日对于后世历书的深刻影响。晚唐五代，民间私造、印历之风屡禁不止，很大程度上应与私家历日普遍渗透的“趋吉避凶”“阴阳杂占”内容有很大关系。

[1]中古时期的历日文献，主要见于敦煌吐鲁番文书，其中以敦煌所出历日为大宗。长期以来，学者对于历日文献的研究，一直以定年、朔闰为重点。参见王重民：《敦煌本历日之研究》，载《东方杂志》，1937，34（9），13～20页；收入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116～133页，中华书局，1984；[日]藤枝晃：《敦煌历日谱》，载《东方学报》（京都版），第45册，377～441页，1973；施萍婷：《敦煌历日研究》，见敦煌文物研究所编：《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305～366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黄一农：《敦煌本具注历日新探》，载《新史学》，1992，3（4），1～56页；邓文宽：《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陈昊：《吐鲁番台藏塔新出唐代历日研究》，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207～2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历日蕴含的社会文化与礼俗信仰，学者多有探讨。参见邓文宽：《敦煌吐鲁番历日略论》，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3），40～48页；《敦煌本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具注历日杂占补录》，见《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135～14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从“历日”到“具注历日”的转变》，见《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134～144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刘永明：《唐宋之际历日发展考论》，载《甘肃社会科学》，2003（1），143～147页；[法]华澜：《敦煌历书的社会与宗教背景》，见《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第一辑，175～19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刘永明：《敦煌道教的世俗化之路：道教向具注历日的渗透》，载《敦煌学辑刊》，2005（2），194～210页；[法]华澜：《敦煌历日探研》，见《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196～2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9至10世纪敦煌历日中的选择术与医学活动》，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425～448页，中华书局，2006；邓文宽：《敦煌历日中的唐五代祭祀、节庆与民俗》，见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1073～109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陈昊：《“历日”还是“具注历日”——敦煌吐鲁番历书名称与形制关系再讨论》，载《历史研究》，2007（2），60～68页。

[3]见《十三经注疏》，影印本，817页。

[4]《后汉书》志二五《百官二》，3572页，中华书局，1965。

[5]（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303页，中华书局，1992。

[6]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734、749页，中华书局，2006。

[7]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册，5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2。

[8]陈昊：《吐鲁番台藏塔新出唐代历日研究》，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207～2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9]《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734页，中华书局，2006。

[10]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260、266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11][日]圆仁著，白化文等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198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

[12]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487页，文物出版社，1996。

[13]陈昊：《吐鲁番台藏塔新出唐代历日研究》，217页。

[14]《全唐文》卷二二三，2255页，中华书局，1983。

[15]《全唐文》卷五一一郑絪《腊日谢赐口脂历日状》，5194页。

[16]《全唐文》卷六〇二，6082页。

[17]（宋）王应麟：《玉海》卷五五《艺文·唐赐历日》，1054页，上海书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18]甚至P。2705卷末的“勘了，刘成子”的题记，以及S。P6卷尾“报麹大德永世为父子，莫忘恩也”的题识，亦用朱笔所写。

[19]《唐六典》卷一四《太卜署》，413页。

[20]《全唐诗》卷二八三，3231页，中华书局，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