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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人与时代（第1页）

（二）诗人与时代

魏世德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元好问未论之事比所论之事对后人更具启发性，这是因为元好问避免直接的理论论述，总是将抽象的归纳总结与个别事例的分析联系在一起。同时，他在选择所评论的诗人时也很有一些特点。例如，著名诗人白居易只是被漫不经心地提到；王维被完全忽略；而陆通和陆龟蒙等小诗人则被他充分予以重视（第十三首和第十九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诗人的诗作是元氏论诗的兴趣所在。魏世德还从30首诗的编排上发现元好问论诗之范围主要集中在三个时代，且对不同的时期进行了价值上的评判。大致而言，他认为前唐诗是建安高峰之后的衰败，中盛唐是大家辈出的时代，而晚唐诗则受到几位天才诗人的不良影响。其后的宋诗，则被他认为一开始就是堕落的，后到严羽的时代达到顶峰，之后逐渐衰落。比如第16首所诵出的“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鉴湖春好无人赋，岸夹桃花锦浪生”，即被魏世德认为是“批评宋诗对唐诗的模仿”[49]。但这是否与诗的排列有关呢？魏世德说，不幸的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些诗歌的编排是否保持了原样，因此也无法从先后顺序得到太多信息。[50]

至于元氏创作这些诗歌的目的，魏世德指出，应该是出于私人原因而非为公共争论所作，也没有证据表明元氏曾经将其“绝技”传授与人。虽然元氏并非具有原创性思想的思想家，但有两点仍然使他的论诗诗非常重要。第一，正是这个“非理论化”的因素：作为诗人，他能依据诗歌本身进行评判，这在他对晚唐诗的评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理论层面上，他无疑反对晚唐诗的佶屈聱牙，但事实上又给韩愈诗歌以很高评价（第十八和第二十四首）；他还崇敬李商隐，同时又宣称读不懂他（第二十八首）。不过，这些矛盾与当时文学思想的关系如何，与元好问的文学思想又有何关联，魏世德对此并没有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