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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第1页）

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

笔者虽然是思想史研究者，但并不见得具有什么特别的思想史方法的理论。到目前为止，关于“思想史”是什么，以及思想史的专门方法问题没有写过任何论文。就这样的题目发表意见还是第一次。请读者不要认为我这个发言足从我多年的研究中提练出来的方法论考察。笔者自身还未弄清的问题，特别是老出现混乱、老解决不了的问题还有许多。按笔者的独断意见，在思想史领域里，能作为学界的公共财产而被公认的方法论几乎还没有诞生。故在此只能提出一些假设供读者探讨。

“思想史”这个学问，可以说还没有作为独立的体系取得市民权。举一个身边的例子。在今日的大学里，思想史理论的讲座少得可怜。过去，我在东京大学担任东洋政治思想史的讲座，但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除东大外，设有同名讲座的国立大学几乎没有。担当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学者虽有若干人，但实际上几乎都被编入了政治学或政治史讲座中。所以，我常常从现实出发为学生考虑问题。比如，当每年从我这里毕业的本科生提出想专攻思想史时，我总是遗憾地劝他们放弃此想法。因为即使煞费苦心地读了半天当上博士，亦无法找到工作。当然，一般来讲，研究者的职位不容易得到，但像历史之类古老的学问在所有的大学都设有讲座，还有就职的可能。而“思想史”因为没有讲座，所以即便遇上好运能就其职，实际上也只能放弃好不容易学到的思想史，去担当别的讲座。不言而喻，这种现实问题必然反过来导致思想史专业人才培养的恶性循环。大概，历史学专业中的思想史也具有同样情况。

最近，跟我很熟的一家旧书店的人来访，谈到思想史的书很难处理。理由是不知道应该编入哪个分类。有哲学、宗教、法政、历史等分类，比如政治思想史究竟应编入政治类还是历史类?又假如算它是思想，那么究竟又应该编入哲学类还是宗教类呢?总之，没有放置的地方。思想史的书籍往往卖不出去，这大概也因为它散于各个分类中不易寻找。因为大学里不承认独立的思想史讲座，所以要叫旧书店率先设置思想史的专柜等于开玩笑。

由于“思想史”还没有获得独立的市民权，所以在此也难以谈出学界共同的、关于思想史的方法、对象、范围的定论。而且，这也不仅仅是因为这门学问还没发达，还因为各种思想史可以复数地成立，根据对象之不同，可以有许多种类的思想史，与之相应，其方法又必然是多样的。在这种多样性之中，要抽象地判定以哪个为中心，不仅困难，而且没多大意义。

不仅是思想史，一般说来，一切学问的所谓方法论，都不能说具有在任何场合通用的方法。特别是我们学习思想史的时候，要警惕那种“陆上练游泳”的做法。实际上，只有在进入思想史的茂密森林，融进对象内部，从而遇到各种问题的过程中，才能思考思想史的方法。还未跳进水里，就先议论哪个游泳方法最好，这种做法在思想史的领域是不明智的。以上是本稿题目展开的前提。下面就若干问题发表些见解。

一

先验地谈方法论固然是不妥当的，但世界上思想史的研究实际上已从昔日持续到如今。至少在到目前为止的思想史研究的积累中，根据对象来分类，是可以分成若干类型的。下面我们先来阐述这个问题。不同的思考方法可以有不同的分类，若是一般地区分，笔者认为思想史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型是“教义史”（HistoryofDoe）。如西方的基督教教义史、日本的儒教史、佛教教义史等皆属于此范畴。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等，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教义史来叙述。若进一步把这个类型运用于学科的区分，则可以有学说史。学说史里又可按目前通用的科别区分为政治学说史、经济学说史、伦理学说史等等。而且学科内又可以有某某理论的发展史，比如剩余价值学说史。这些都可以编入教义史的范畴内。当然，这时候“教义”的含义非常广泛，里面包括有以“世界观型”教义体系为对象的教义史（Dogmee），和只以理论问题为对象、并不包含价值判断的教义史，此两者在性质上具有相当大的区别。“教义史”型的思想史的对象，一般是具有高度觉悟的、抽象度较高的理论体系或教说，“教义史”就是要追寻这种体系、教说的历史展开过程，而其作为对象的人物往往主要是比较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

第二类型是“观念的历史”（historyofideas）。这个名称还没有被人们广泛使用，在此只是方便起见，为了与上述的教义史或学说史相对应而使用这个名称。它的定义可以解释为：它并不以历史上某某人物的思想为对象，而是以某个文化圈里、某个时代或几个时代里一直通用的特定观念为对象，研究这些观念与其他观念相结合、相分离的过程，追求这些观念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机能的变迁。比如西欧的“进步”观念（idéedeprogrès），这个观念不仅出现在狭义的思想范围内，而且出现在文学、政党纲领等各种领域。人们先从各个领域将其抽象出来，然后对其结构的成分进行分析，再寻求其在时代和文化的影响下的变迁过程。这就是“观念的历史”之其中一例。（当然有些书也以“观念的历史”之类的名词作题目”但那不：一定是按这里定义的方法来写的。而本论文中所说的不仅是名词问题，这里所指的是类型问题。）不用说，“观念的历史”也重视某观念的社会基础和主张者等因素，而且，由于对这些因素的处理方法不同，“观念的历史”也会产生出丰富多彩的差异。但总而言之，它的任务主要在于分析出特定观念的内部结构和某观念与其他观念之间的化合或混合关系，追寻其历史发展的线索。

不过，“观念”一词本身是非常多义的，而且“观念”的抽象方法也多种多样。所以虽统称为“观念的历史”，但对其个别的具体问题并不能单一地解释。比如，就有学者把我们生活感觉中极其切身的，抽象度较低的观念郑重其事地作为问题来研究。就拿日本人生活感觉中的例子来看，曾担任京都大学哲学讲座的已故九鬼教授写了《粹的构造》（译者：“粹”是表现日本文化的一个特有名词。大概相当于中文的“帅”、“潇洒”、“俊俏”、“适中”等意），这本书非常有名。此书作为学术问题所论述的“粹”，就是我们日常议论某人“粹”不“粹”时的“粹”。《粹的构造》通过研究大量的文献，阐述了“粹”这个日本的传统观念具有的内部构造，以及“粹”与“恬静”、“古雅”之类的传统观念的相互关系。“粹”是我们这些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是美学家的人日常不自觉地使用着，并因此无意中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美感的传统观念。此书从日常生活中抽象出这个观念，通过研究解明了其逻辑构造及其历史发展的状况。这是“观念的历史”多样性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再举一个与此相反的典型。比如思想的历史中，同一个语言随着时代的推移，其含义会发生变化。但因为是同一个语言，所以即使时代发生了变化，人们往往不意识到其含义与过去时代的差别，并在无意识中以变化了的含义来使用其语言。“观念的历史”便专门以这种现象为对象，主要考察语言如何随着时代的进程发生含义的变化，考察其语言的社会基础是否已经变化。这种考察，也可以说是“观念的历史”的一个典型课题。

第三是“范畴的历史”。这主要是把时代精神或时代思潮整体的历史作为对象来探讨的。“时代精神”这个日本语本来是由德语的Zeitgeist翻译过来的。因Zeitgeist这个概念本身产生于特定的历史和思想状况中，所以其含义受到特别的限定，它最初是由威廉·迪卢泰（WilhelmDilthey）提出来的。但在此我们所讲的并不是这种狭义的特定意义上的“时代精神”，而是一般性意义上的“时代精神”。总而言之，“范畴的历史”就是以某个特定时代为对象，总体地把握其政治、社会、人间、文学、艺术等各领域出现的思维方式，及其相互的关联和其与社会政治状况的关联。也就是说，综合性地把握时代精神的整体结构，从而解明其历史的发展状况。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史。日本思想史的古典著名学者津田左右吉博士所著的《表现于文学中之我国民思想之研究》就是其中一例。此著把“国民思想”这个非常广泛的范畴作为研究对象，主要以文学为素材，按照贵族文学时代、武士文学时代、平民文学时代的顺序来追寻。他不是以某主要学者的学说为对象，而是以那个时代活生生的人生观、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或恋爱观等内容为对象，对之作了概括性的叙述。此外，还有通过整体地把握所谓时代意识形态，如“封建意识形态”，或“近代意识形态”等来追索历史发展的。这种方法也属于“范畴的历史”类型。以上只是非常概括的分类尝试。到目前为止的思想史研究，如果就其研究对象来看，似可大略分成上述三类。

回顾上述三种思想史，可以说，只是在第二类型的“观念的历史”和第三类型的“时代精神的历史”的研究领域中，思想史渐渐被承认为独立的学问领域。而第一类型的“教义史”的独立性则不易被承认。因为在这个研究领域中，思想发展的历史被视为教会中教义的继承，或学院中科别学问的继承，所以制度和传统的实体被看作首先必要的前提。特别是在“学说史”领域里，各个专门学科越是发达，其思想史便越被分解在各个具体学科中。因为，在那里，思想的历史严重地受到教会、学院、或教义、科别理论等的横跨或凌驾，所以难以产生作为独立学问领域的觉悟。不过，第二类型和第三类型的思想史研究，也是在研究者具有了独自的问题意识以后，才产生出把思想史作为独立领域学问的觉悟的。

以笔者从事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为例，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定其所属。首先因其是政治学史、政治思想史，所以被列入广义的政治学中。这个广义的政治学又被细分。按美国式的学科区分，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史一起同属于政治理论分科，主要注重现状分析。而且政治理论分科内又可再细分。就这样，这个分科与行政学和比较政治论（parativeGover）等分科一起被统称为广义的政治学。在此，政治思想史便作为政治学中的一个分科而成立。在日本的传统分类中也是这样考虑的。因此，笔者在东京大学属于法学部，在法学部的讲座编成上，笔者担任的东洋政治思想史，属于政治学的第三讲座，而欧洲政治思想史则属于其第二讲座。可见，在传统的哲学讲座制度中，政治思想史只被看成政治学的一部分。

然而，另一方面，思想史又可编入一般的“人类文化”领域中。这个领域包括还未进行反省和抽象化的原始政治学、经济学，同时也包罗政治、经济、法律、教育、艺术、伦理等各领域。通常的所谓“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就是囊括这些文化活动的历史。政治或经济的各个局部在这个整体中受到了注目，政治思想史或经济思想史被看作是人类文化活动的其中一部分。也就是说，政治思想史一方面归属于政治学中的一个分科，另一方面则归属于包括政治、经济、教育、艺术、宗教等在内的人类文化活动的整体领域。后者是以人类原始的层次为起点、横跨人类活动全部领域的思想史。政治思想史在其中并不是独立的，而仅仅是把着重点相对地置于政治方面而已。当然笔者在这里并不对之作好坏的价值判断，只是指出政治思想史同时属于两个领域的事实。如果要问政治思想史是什么领域，那么回答哪一方都似乎可以。如果说它是政治学，自然又因政治学史、政治思想史与经济学史、伦理学史等有关而不能表达全面。不过，这时政治学是作为主要基地来与经济学、伦理学相媒介的，所以勉强还讲得通。如果说它属于人类文化活动的学问领域，那么思想史就被作为上层建筑来考虑。这时，思想史的对象便是超出人类活动特定领域的传统区分、或超出科学中的科别区分的一个巨大的精神活动整体。必须在这个广大范围内考虑思想史的实际内容。

假如是前者意义上的思想史，那么即使是以洛克、霍布斯等思想家（特定的个人）为研究对象，也必须以自然法、自然权等政治学范畴作为前提，去考察洛克、霍布斯等人物的政治思想与整个时代的政治思想的相互关系，以及考察其与后代，比如卢梭的自然法、自然权乃至社会契约思想的相互关系。就是说必须把考察这些关系作为中心题目。然而，假如是后者意义上的思想史，那么洛克的政治思想必须是他本人思想的全部，即必须考虑其与他本人的经济思想和认识论等的关系。也就是说，研究的中心内容应是洛克这个人物在他所处的时代所设定的课题，及其解决其课题的方法等等。这时即使设洛克政治思想为一个专业，上述那种对基本范畴起源问题的追究也只能是第二位的内容。概而言之，如果从前者意义的思想史出发，必须进行本来意义上的政治学探讨，才能算作政治学学科的政治思想史。同样，经济思想史也只有设定了经济学的范畴，对其历史的发展进行分析，才能算经济学学科的一个分科。但如果从后者的意义出发，范畴上的研究只是出于方便。

上述以政治思想为例，说明了同是政治思想史也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人们对思想史独立性的认识，往往是从上述的第二个角度中才能产生出来。因为只有痛切地感到需要打破传统式的领域区分规范，打破学问分科的框框，才能产生出独立于“教义史”或“学说史”的上述第二、三类型的思想史研究意欲。不过，正因为大学不欢迎这种打破，才不愿设置独立的思想史讲座。换句话说，即第二、三类型的思想史具有跨越大学旧有的学科区分，朝横向发展的倾向。这会使大学难以按学部、学科分开的制度进行控制。这不仅是日本的问题，其他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这种问题。各国的文化背景虽有所不同，但大概从上个世纪末以来，人们已开始意识到建立第一、二类型意义上的独立思想史（横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伦理各领域的思想史，或以这些领域的关联为题目的思想史）的必要性了。

关于各国的不同情况在此举几个例子。在美国，最先在学院层次为推进思想史的独立化作出重大贡献的，是琼斯·霍布金斯大学1922年创立的“观念的历史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在琼斯·霍布金斯大学的哲学教授拉布约伊（ArthurO。Lovejoy）（被誉为美国思想史研究的教祖）的斡旋下设立的。这是一个开放型的俱乐部，其成员不必是琼斯·霍布金斯大学的教授，也不必是某大学的教授。它是所有对思想史感兴趣的人的团体。其最初的最高纲领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西欧文学中出现的一般哲学上的概念、伦理思想、美学上的审美意识的发展及其影响。特别是注重文学中出现的这种范畴，在哲学史、科学史或政治、社会运动的历史等文学以外的各种文化领域的表现情况，历史地研究其内在的关联。通过拉布约伊教授所创立和推进的这个俱乐部的活动，特别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中，思想史的研究得到了划时代的发展。他们采取了不同于传统学院式专业分科的义学史、美学史的方法，以文学和艺术为素材，对其中出现的各种观念的含义进行了超出狭义的文学或美学范围的分析，追究其含义的在历史上的变化。比如“自然”（nature）、“浪漫”（romantic）等在文学和艺术中广泛应用的多义概念，他们对这些概念随着时代推移所产生的含义变化，以及这些概念在文学、美学以外的各领域出现时的相互关联，还有其含义向相反意思转化的情况作了仔细探讨。现在，美国有一家名为《观念的历史杂志》（JoumaloftheHistoryofIdeas）的期刊，这就是以琼斯·霍布金斯大学的俱乐部为母体的。

在德国，一般来说，思想史被称为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威廉·狄尔泰为把精神史确立为一个学问的独立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不准备阐述迪卢泰提出这种方法的来龙去脉，只想指出一点，迪卢泰庞大的精神史研究，是在大胆地打破了大学传统学科区分的基础上成立的。如果说，上面提到的美国俱乐部是通过把传统的文学史、美学史框框中的内容扩大到更广大的范围来建立自己新学术的，那么，迪卢泰的精神史可以说是通过超越哲学领域的范围，打破其窠臼而建立起来的。其研究对象也是广泛包罗的。宗教、哲学不用说，其还涉猎到文学、教育、艺术、政治、普鲁士国家等广大的范围。这样，文化现象就被理解为历史的活生生（Leben）的表述，为此，需要整体地把握贯穿于全部文化现象中的精神作用关系（Funktionszusammenhang），从而总括性地理解时代的精神。

狄尔泰的精神史研究在后来发展出很多分支，在此只谈谈在考察思想史中特别重要的、后来德国的两个流派。第一是由历史学产生出来的流派。其代表者特别可举出菲德烈·麦涅科（Friedriecke）。麦涅科的学说属于前面说过的“观念的历史”。他提出过观念历史（Ideee）的说法，他从这个角度进行的思想史研究，众所周知是取得了巨大成果的。他曾把国家理性思想的发展作为典型的观念历史，从马基雅弗里开始一直探寻到第一次大战。在那里，他着眼于观念与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从中探索其历史的发展。就这样，他把这种研究看作观念历史的主要课题。

第二是由社会学中产生出来的流派。这个流派兴起于第一次大战后，是由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马克斯·舍勒（MaxScheler）、翰斯·弗莱雅（HansFreyer）等所代表的文化社会学或知识社会学。特别是知识社会学通过深入探讨意识形态论，对思想史研究方法给予了很多启示。当然，在意识形态论诞生的系谱中，马克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马克思并没有特别在方法上对意识形态论作过理论性研究。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论为出发点，结合今日的问题，将之提炼成思想研究的一个规律，这是第一次大战后知识社会学的功绩。这个流派重视所谓思想的社会制约性，但并不把每个个别观念直接与社会基础结合，而是抓住某个时代的思维范畴，由此分析各种各样的观念形态。这个流派的学说在思想史的研究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以上只是简单的介绍，像蜻蜒点水。总而言之，在德国，从狄尔泰开始，一方面发展出麦涅科，另方面发展出曼海姆，这可以说是德国思想史研究中的两大潮流，其在今日依然具有重大影响力。

可见，国情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各国思想史研究的开拓状况亦相异。但同时各国不同的尝试中显示了一些共同点：要建立具有独自规律的思想史，必须超越传统学问的专业领域。这样一来，思想史自然要变为光靠一个人的力量难以进行研究的学问，因此在思想史研究中产生出多种专业部门共同协作的必要性。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