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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陆路救援与协济善会的创办（第1页）

三、陆路救援与协济善会的创办

《济急善局公启》还传达出济急善局不同于救济善会的另一点，即济急善局只是专注于陆路救援。公启表示：“敦请多年放赈之刘兰阶先生，恳约同仁分赴津东一带，查明被难官商苦无盘费者，或酌送川资，或代雇船车，并请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回南，免致流离失所。”所谓“代雇船车”以及“请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显然是指由陆路回南。其“收条格式”为：“某官某商某姓某名，系某省某县人，携同家眷大小几人，向在某署当差，或某行某号经商，某月某日由某处起程，行至某省某县某村，缺少川资。由济急局代雇船几只，车几辆，计银钱若干，并交来现银钱若干，当即照收。”很明显，只有陆路救援才可能是这种“收条格式”。济急善局的承办章程，也完全是针对陆路救援而制定的：

一、议同人等自申赴镇，即请招商局给发免票；由镇至清江或坐小轮或雇船只前往，照给价值；到清江后往拜恽莘耘观察，详询情形，并恳设法保护前进。一面即由沪局同人电禀袁中丞，通饬沿途经过各属，先于大道上出示晓谕，届时一体照料，以期周知而免意外。

一、议恽观察在清江督办转运局，必雇备长车，不时往返。即由同人商明，遇有回空车辆，酌给价值，附送回南，以期撙节。

一、议自清江起旱，沿途查探核办，至德州沿河一带为止。德州以上至津京一带，另延妥友分头举办。

一、议沪局刊有两联册，即交同人带往，遇有被难官商查明，代雇舟车发价若干，另给川资若干，即由同人分别办理。仍请承收之人亲笔填写收条存根签字画押为凭。存根上注明何人经付，以便将来查核。

一、议册子骑缝应盖印信，如在某州县应用时，即可就近送请某州县地方借印，并乞会同核办以昭信实。

一、议同人等于接济官商川资之后，即函知沪局声明官商姓名，原籍何处，人数若干，代雇舟车资若干，交现银钱若干，分别开示，以便抄登日报。设有不符，惟经手人是问。盖经手银钱必须处处可查，方足取信于人。同人高明，必蒙鉴宥。

一、议此项济急经费，同人等只能每车约带银四五百两，余存恽观察转运局中，或由沪局同人分别电汇济南、济宁州等处，听候随时拨用。至德州一处，只有电局，并无票号，拟请电报沪局电知局员，如遇急需，可向电局拨用，仍分电知照沪局，就近照数划还。

一、议此次承办同人，仍延历届助振诸君，以期得力而归实济。

一、议同人等前往清江以上等处设局开办，一切经费由沪局经办人分别捐助，不得动支正项分文。

一、议镇江为官商南旋必由之路，即请招商局朱煦庭先生妥为照料，并按名给发免票，即以收条所书人数为凭。

一、议沿途经过处，所用人等必须随时随处查询，有无被难官商流落本地者，以便设法往晤商办。

一、议遇有抱病官商急切不能南旋者，即送就近州县城中延医调治，一切经费汇总核实支销，仍由官商家属填写收条，俟痊愈后再行起程。如本人情愿速归，能雇骡轿船只最妙，否则仍用车辆，以期稳妥。

一、议遇官商眷属有身孕者，设将临盆，势难就道，亦只能安顿就近靠处所，即由官商自行保护，经费由局酌给，仍取官商收条为凭，俟分娩后再行送回。

一、议沿途医药难求，即由沪局配购正气丸、辟瘟丹等，携带前往，以期利人利己。

一、议被难官商当时仓猝就道，难免有衣服单薄不足御寒者，即由同人查明实在，就近酌购棉衣，免致因寒成疾。

一、议设有被难官商不幸中途病故，灵榇寄停沿途庙宇客店者，一律查明，代雇车辆，派人押送清江，转运回南。

一、议沪上各局所收捐款，均各按旬钞乞登报，仍随时会同转解，以清经手。

一、议沿途被难官商不过偶缺川资，经同人等酌量接济回南后，拟请照数缴还，以便续办，否则移助振需，同襄善举，无力者听。

以上十八条，系公议大致办法，中有每车酌带银四五百两一条，尚须斟酌。盖不带则不便，分带又恐遭意外也。其余未尽事宜，容再随时酌议。仍祈阅报诸君，详细指示，藉匡不逮为幸。济急善局同人启。[113]

显然，济急善局专为陆路救援而设立，本节开头所引之“分头办理”实际上便已清楚显示了这一点。只不过《济急善局公启》与《承办济急善局章程》在《申报》上刊登的时间是八月二十五日、八月二十七日；而《分头办理》在《申报》上刊登的日期是八月二十九日，且《分头办理》也明确指出“复经设立济急善局”。这表明，是在济急善局成立之后，由救济善会与济急善局“公同议定”各自的救援范围。但济急善局的公启与章程，又显示严信厚等，是在与陆树藩等协商之前，便已决定专门从事清江至德州一线的陆路救援。不过，也有可能是严信厚等在济急善局成立之前，便与陆树藩等协商好了二者的分工范围，只是济急善局的成立公布在前，二者的“分头办理”公布在后。为表示两家善会各负其责，款项“各归经手”，《分头办理》还特别声明，救济善会“已经解交恽莘耘观察代收转运之款”，即由陆树藩“电请拨归刘君兰阶查收”，而严信厚等“俟恽观察复电到日，立即照数就近拨还，以期两便”。[114]由此可见，救济善会与济急善局在款项收支上的独立自主和互不统属。比较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的办事章程，济急善局的细致、周全，显然是救济善会无法比拟的。针对陆路救援，救济善会只是表示在清江浦设立难民总局，“派妥实华人至德州一带沿途查察，如遇有东南各省被难官商，拟向恽莘耘观察商酌，即由运粮车带回”，而济急善局则制定出十八条具体办法，考虑到被难官商生病、死亡、缺医少药、官商眷属怀孕生产等各种情况。尤其是在经费的支用上，济急善局的规定极为细密，以防止滥用滥支，这充分显示了济急善局创办诸公赈济经验之丰富老到，也表明江南社会的义赈传统功不可没。这样一种赈济经验的积累和传承，是陆树藩等赈济新手无法想象的，更是难以做到的，因而救济善会在庚子救援行动结束后，陷入账目不清、大量亏空的局面，便在所难免。由此反观，救济善会与济急善局“分头办理”，且款项“各归经手”，“不得互相牵溷”的协议，极有可能是济急善局的提议。

无论是救济善会，还是济急善局，在陆路救援行动上都须大力仰仗从清江浦至德州一带的相关官员，尤其是驻清江粮台督办恽祖祁，以至于济急善局章程第一条竟规定“到清江后往拜恽莘耘观察，详询情形，并恳设法保护前进”。另外，济急善局也同救济善会一样，借用转运局“回空车辆”；此外还表示要将济急经费“存恽观察转运局”，这一点与救济善会托恽祖祁转解银两至德州，颇为类似。救济善会与济急善局的陆路救援，均要借重恽祖祁，最主要的原因是恽时任驻清江粮台督办。恽祖祁任此职，始于庚子年六月九日（1900年7月5日）。[115]对于救济善会和济急善局而言，有恽祖祁的协助，从清江浦至德州会便利许多。作为江苏同乡的恽祖祁对救援行动也非常支持，曾替救济善会觅人在德州设局并转解银两。但不久，恽祖祁便调任他处。在致陆树藩的信中，恽祖祁表示：“尊处创始之难，前途展布亦复不易，弟本拟居中筹划转运，不意奉旨銮舆西幸，移局汉襄，国事至急，未敢少延，数日内部署清楚，便当就道矣。浦上应否派人，乞再与诸公斟酌而行可也。盛举愿襄，有志未逮，怅甚！”[116]据《义和团档案史料》记载，至闰八月九日，清廷还谕令恽祖祁将“清江转运局所拨直隶赈米十万石”运至德州；同日又谕令将“其余十万石及本届截存海运漕粮二十余万石，即著一并取道汉口，改由襄河运赴行在”。至闰八月二十八日，清廷上谕显示，刘坤一已经饬令恽祖祁“改道由汉口襄阳运至龙驹寨”[117]。至九月二十八日，在清廷上谕中，才有明确表述：“恽祖祁既已移局汉口，即著专办此路。”[118]这表明，至少在闰八月中旬，恽祖祁仍驻扎清江浦，即在救济善会公开宣布成立之后的至少一个月内，恽祖祁在清江浦承担了“居中筹划转运”的工作。济急善局公开宣布成立的时间是八月二十五日，因此在最初筹划陆上救援时特别借重恽祖祁。

除借重恽祖祁外，济急善局还特别借重袁世凯。这不仅体现在济急善局同人“电禀袁中丞”，希望他“通饬沿途经过各属，先于大道上出示晓谕，届时一体照料，以期周知而免意外”，还表现在请求袁世凯为济急善局垫款助赈上。济急善局成立后，派“放赈老手”刘兰阶前往津东一带办理救援事宜，同时电禀袁世凯，请其“垫发银五千两以便及时接济”[119]。袁世凯在致济急善局的电报中表示：“垫款五竿已饬局备齐，俟刘绅到即付。”济急善局听闻有官商数十人困于山东，便又致电袁世凯表示：“电托陆守安清查明后，禀请在五竿内酌提接济，并乞照准。”袁世凯回电称：“困东官绅，已据陆守查明二十余姓，只身居半。现又有在弟处具禀之十八员，行局转饬陆守查对，即在已经查明二十余员之内。兹仍由局饬陆守再行确查实在，应如何周济，即由陆守电商。”[120]袁世凯管辖之山东，北接直隶，南联江苏，为南北陆路交通之要冲。被难官商由陆路南下，多半要路过山东，也正因为这一点，救济善会和济急善局的陆路救援均选择了由清江浦至德州一路。于是，陆路救援的南段倚重恽祖祁，北段则借重袁世凯。恽祖祁专司粮台，权限和精力都在南北转运上，因而承担“居中筹划转运”的工作适得其所；而袁世凯作为山东巡抚，政务、军务均纷繁，不可能如恽祖祁一样对救援行动付出心力。但京官南下路过山东，求救于袁世凯，他也不可能不伸出援手。袁世凯在闰八月二十九日致张之洞的电报中便表示：“东省自六月后京、津来者，公私筹助计逾三万，嗣后仍须接济。”[121]救济善会与济急善局的救援行动，某种程度上也为袁世凯分担了不少压力。救济善会曾在《申报》上发布这样一则消息：“兹接山东抚宪袁慰帅来书，知青齐一带南人之留滞者，饥寒困苦，悽惨万状。爰由敝善会再拨汇银四千两、现洋银五百元、棉衣裤六千件、面粉一千一百包，派友姚君少明、王君培元等四人于本月十七日赴济宁。”[122]

庚子年的救援行动中，除了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之外，还有一个名叫协济善会的救援组织表现得也比较活跃，而协济善会的成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袁世凯的求援：

谨启者：北方惨遭大劫，为生灵之奇变，自沪上创设救济、济急两善会，设法援救，俾避难官绅商民共庆更生，其输款之踊跃，办理之精详，均称无憾矣。惟近阅报章，知保定不守，某方伯等大员，竟遭残害，其间官绅商民人等势难安处，向南逃避者，必纷纷拥至直东交界之处，若不添人增款、分投办理，与两会相辅而行，恐乡僻小邑流落难归者，进退两难，吁天无告。兹又接奉山东巡抚袁中丞覆蔡观察电信云，京津保三处逃难来此者日多，如有南方善士，望切速来援救，否则转瞬严冬，饥寒堪虞等语。同人因设协济善会，集资敦请徐觉生农部、朱润生大令及诸善友，赶赴德州以上，择其逃难最多之区，或给资南归，或分给衣食，因地制宜，相机从事。然同人集款无多，杯水车薪，恐难为继，不得不仰求诸大善长慨解囊金，以资接济，不胜祷切盼切，是为启。上海三马路泰康祥丝栈内协济善会同人杨兆鏊、杨兆鋆、尤炯、□炳南、丁绍芬等公启。[123]

协济善会主要由杨兆鏊、杨兆鋆两兄弟创办。杨兆鏊，字信之，浙江归安人，太平天国攻占湖州时，逃至上海，“习英吉利语，卒以此起家”。当时，“湖州之丝称衣被天下，自中外通商，所求给亦益多”，“诸鬻丝者皆集上海，以君长者，习情伪，属纲纪其事”，“君亦自置缫丝场于上海、苏州，持业六十年”。[124]协济善会所在之泰康祥丝栈，即杨兆鏊之产业。[125]杨兆鋆，字诚之，号须圃，杨兆鏊之弟，同治六年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同治十年（1871年）被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咨送到京师同文馆学习，毕业后任苏松太道公署翻译；光绪十年（1884年）随许景澄出使德、法等欧洲国家，回国后历任金陵同文馆、江南储才学堂、江南高等学堂教习。[126]同庞元济、施则敬一样，杨兆鏊也是以丝业起家，且“乐振贷”，“道逢饥人，必称所乞与之”。章太炎叹之为“其性喜周急如此！”[127]光绪二十五年，杨兆鏊曾与严信厚、施则敬、杨廷杲、经元善、席裕福等人共同发布公启，为遭受水灾的诸暨绅民募款。[128]

从《协济善会启》可知，杨氏兄弟发起协济善会，乃是补救济、济急两善会救援所不及，即“德州以上”。本来，负责陆路救援的济急善局曾表示，“德州以上至津京一带，另延妥友分头举办”，但所谓“另延妥友分头举办”，不过是托词而已。从现有资料来看，“德州以上至津京一带”，济急善局并没有作出救援安排。事实上，即便是清江至德州一带，济急善局的救援行动也很快便告结束。这一带的救援，济急善局是安排刘兰阶负责。据《申报》闰八月十七日的一则报道可知，刘兰阶当时已到清江，“闻泰安一带官商坐困较多，立即星驰往办”[129]。从《申报》上刊登的济急善局上海总局与山东分局之间的来往电报，基本上可以勾画出济急善局陆路救援的面貌。从救援具体实施情况来看：刘兰阶先是到泰安，表示“泰安来往甚少，不设分局”；接着到济南，与“河防局提调陆似翁”覆查“困东官绅三十余户”，“给三千七百金”；然后再至德州，与之前在此设局之尚会臣观察“分济一百三十余名”，后“又给五十余户”。[130]大概不到一个月，在九月十六日前，济急善局便告知刘兰阶，“京员愿回南多，已电请傅相幕府设法送归，议和可望”，“兄候至月底，无续到，即南旋”。在《申报》九月二十八日的《德州往来电音》中，刘兰阶致电沪局表示，“现来者寥寥，拟月杪动身”，并表示救济款项“尚余三竿”，请示沪局如何处理。

对于解往山东的救济款项，《申报》登载的济急电报中，多有记录：刘兰阶在济南时便致电沪局表示，“承续解五竿，甚感”；刘兰阶赴德州后，济急善局又致电“济南电局徐孟翁、河防局提调陆似翁”，表示济急善局“先后解万金，运存淮扬道库”，“求回明慰帅，派员赴浦迎提”；刘兰阶至德州后曾致电沪局表示，“恽观察八竿已解济南，不日来德”，自己随身带德之一千三百金“如不敷，先向尚观察支付”；此后刘兰阶又致电沪局表示，“恽方伯夫人病愈，助一竿，指交芬”。[131]对于“尚余三竿”，济急善局上海总局作了如下安排：“一竿交尚观察，请随时查济，将来汇总钞示姓名、银数，以便报销；一竿添给现尚在省之不能行者，茅观察人多，请优给；一竿能分带存清江最妙，防有人由汴来。”[132]

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南下者并不需要救济，但仍向济急善局求救。刘兰阶在致沪局的电报中曾表示“假冒甚多”，“某营送单十一人，详查俱不确。内有三人回南，拟代雇车至济宁，函请谢佩翁给银雇舟送清江，并函托朱煦翁给票回籍，均不要舟车，要银，其意可知”。[133]陆树藩在致“上海本会诸同人”的信函中曾提及一事：“且有晏振卿观察之公子，领去济款，徒供滥费，以致山东人士啧有烦言。当此乱离之时，尚以敷衍为事，殊负沪上诸公之善愿。初聆此言，未敢遽达，近又有被难人士来自济南德州一带者，向津局乞援，所言符合。”陆树藩因此表示：“可否转恳严小舫诸公将解汇德州之款，拨助津局。德州济南一带被难官商亦由津局设法一律援救”。[134]对于兵灾难官难民的救援，毕竟不同于以往对于水旱灾害的救援，尤其是被救援的对象，很多都是达官贵人，与以往基本上都是贫苦灾民完全不同，即便是“放赈老手”，面对这种新情况，难免也会有为难、疏忽之处。

济急善局在清江至德州一带的陆路救援，于九月底十月初便已撤回主持者刘兰阶。也许在济急善局看来，李鸿章已入京，“议和可望”，留守京官若要返回南方，可由“傅相幕府设法送归”，因而德州一路的救援行动可以就此结束。然而，袁世凯在此时又表示：“京津保三处逃难来此者日多，如有南方善士，望切速来援救”。于是救济善会派人带着钱粮赶赴济宁，而杨兆鏊兄弟更是因此成立了协济善会。在致两江总督刘坤一的禀稿中，协济善会表示：“惟近来保定不靖，其间官商人等势难安处”，“近悉山东抚宪袁电覆前苏松太蔡道，京津保三处逃难来者日多”，“饥寒堪虞”，“职道等目击时艰，不忍坐视，另设协济善会，集资万金，商延户部主事徐信善、候选知县朱孝威，及诸善士携资，并各带意国领事官护照，赶赴德州以上，择其逃难最多之区，或给资南归，或给衣食，因地制宜，相机从事”。显然，禀稿之表述与《协济善会启》大致相同。刘坤一对此批示道：“该员等因东省地方，近来京津等处逃难官商日多，特另设协济善会，筹集巨款，邀请善士，携往查散川资，或给衣食，俾可南归，实属乐善好义、造福无穷。”[135]李鸿章也对该禀稿有过专门批示。[136]后来，协济善会也以《济南来电》等形式在《申报》上公布他们的救援行动与成果：“到德州，难民果多。回济南，先资送在济廿余家回南，用款千五百两。俟款到，再赴德景察办。”[137]

可以说，在陆路救援方面，当济急善局的力量退出之后，协济善会起而填补了这个空白。就实力而言，协济善会与济急善局、救济善会都无法比拟，而其之所以能够填补这个救援空白，乃是因为当时救援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京津一带：“天津”一路是由陆树藩的救济善会负责；而所谓“京城”一路，即对留守京官的救援，主要是由济急善局负责。[138]

[1]济急善局此后扩展为东南济急善会，盛宣怀成为该善会最重要的主持者，本书第四章将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