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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粤籍绅商与粤籍京官之救援（第2页）

九月九日，先生同避难诸家眷属回京。十一日六时，车抵虎坊桥湖广会馆门前，侧室潘氏生第三女于舆中，因名舆生（后适番禹郭锦仙）。七时后始返保安寺街三水会馆……居会馆三日，即南归。十五日至津。二十二日附救济善会轮船安平号往沪。同船被难官商一百余人。[124]

梁士诒年谱中的记载可能有误：因为梁士诒九月十一日回京，“居会馆三日”，便已经是九月十四日，“十五日至津”，则是从北京到天津仅仅用了一天时间，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可能的。当时京津间铁路不通，往返主要是通过水路，单程至少也要三天。[125]东南济急善会京局在九月十三日致上海的第四号京函中，谈及刘光廉在护送梁士诒等前往天津前与杨文骏的晤谈，应该可以确定梁士诒等启程前往天津的时间应该是九月十二日：

广东已据刘吉六等云归其自办。昨来云，今日有二百余人，分雇船只，由日本保护至塘沽，附爱仁轮船回沪，以后尚有三百余人仍欲归我等保护前往，大约日本只允送渠等一次也。[126]

九月十二日从北京出发，九月十五日抵达天津，路上花费的时间与陆树藩后来护送“被难官商二百余人”由京至津的时间一致。爱仁轮船九月十一日便已经从天津启航返沪[127]，刘光廉和杨文骏身在京城，对天津的情况不了解，因而错以为是附搭爱仁轮船。该则史料也表明，需要援救的在京粤人并非刘光廉在致徐润等函中所说的一百多人，而是五百余人。梁士诒等粤籍官商乘坐安平轮船返沪，在陆树藩的《救济日记》中也有记载：

二十二日，安平轮船开往上海，装回被难士商一百余人。午后杨莘伯、刘吉六（名光廉，广东人）来访。吉六谈及由津坐火车至塘沽甚属危险，惟见我会中司友刘锡九来往无阻，极赞其办事能干，不易多得。[128]

安平轮船于九月二十二日从天津启程返沪，与梁士诒年谱的记载吻合。由此则日记还可知，刘光廉并没有跟随梁士诒等一道乘船返沪，这或许是因为还有粤籍官绅士商和难民陆续前往天津，需要一并照料返沪。

《申报》的报道记录下了安平轮船抵达上海时的情形：

启者：二十六日下午三点，安平轮船行抵金利源码头。任逢辛观察、丁晓芳世叔偕则敬前往查看，约计搭客三百余人，除刘吉六太守送回在京广东同乡一百七八十人，内有六人情形较苦，已由广肇公所同人妥为安插外，尚余各省官绅一百余人。凡有家可归及有亲友可依者，均各自设法……谨钞乞登报，布告同仁。至各客籍贯姓名，广帮即由广肇公所录登，其余各省官商，救济会有同事两人回申，亦已钞有清单请刊，不再赘陈，合并声明。济急善局施子英谨志。[129]

安平轮船搭载回申的并非都是粤人，也包括了中国救济善会和东南济急善会援救回南的各省人士，因而救济善会的一位主持者“丁晓芳世叔”和济急善会的两位主持者“任逢辛观察”和“施子英”会前往查看和照料。援救回南的“在京广东同乡”不但由广肇公所“妥为安插”，亦由广肇公所登录姓名，充分证明了广肇公所救援行动的独立性。这些被救粤人大部分又是在广肇公所的资助下返回广东的：

前日安平轮船抵沪，载回粤中官商工匠之在京遭难者。旋由广肇公所发给水脚、盘川，乘广利轮船返粤。所有大小男女七十四员名口胪列于后：刘启云，六十四岁，携有女眷小孩各一口；陈鸿南，四十一岁，携有女眷一口、小孩二口；潘耀南，三十六岁，携有女眷一口、小孩二口；谭宝臣，三十六岁，携有女眷小孩各一口；关耀西，三十七岁，携有女眷一口；潘柱庆，二十八岁，携有女眷一口；郭应，二十岁；叶恩，二十二岁；麦柱，十八岁；陈标，三十岁；梁仁，四十七岁；陈舫，二十四岁；刘仁，二十八岁；以上皆南海人。林雪棠，五十四岁；吴嘏纯，五十一岁；唐近，十九岁；卢权，四十三岁；宋宝山，十七岁；乔国兰，二十七岁；苏勤，五十八岁；陈远祥，三十三岁；吴恭甫，五十一岁；以上皆高要人。郭康，五十二岁，番禺人。卢凤山，三十七岁，花县人。杨胜，十九岁；坤櫻氏，三十六岁；潘鑑全，三十岁，携有女眷二口、小孩一口；潘紫芳，二十六岁，携有女眷一口；汪德，三十岁；薛彭年，十四岁；梅兰生，三十二岁；谢绍侬，二十二岁；以上皆广州驻防。陈氏，三十七岁，顺德人。雷祖根，二十四岁；雷国衡，三十五岁；曾材，二十一岁；何玉伦，二十三岁；温应章，十二岁，携有女眷小孩各二口；以上皆新宁人。曾阿九，三十四岁，化州人。黄阿生，四十八岁，茂名人。钟阿五，二十五岁，石城人。符昌年，三十七岁；戴四通，二十八岁；曾阿秋，四十八岁；以上皆遂溪人。吴贞祥，十四岁，高州人，携有女眷二口、小孩三口。苏邦，五十二岁，携有女眷一口、小孩二口。

此外，京官之不需公所资送者为：罗凤华、颜廷佐、孔昭莱、陈庆和、麦鸿钧、蔡植勋、韩日初、梁士诒、骆楙湘、何藻翔、区湛森、饶宝书、温守义、邬质义、潘广霈、张宝森，连家眷共大小男女六十余员名口。[130]

这些粤籍京官由上海返回广东，虽然不需要广肇公所“资送”，但其由京津地区返回上海则不能不说是仰仗了广肇公所的大力援助。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广肇公所的救援行动虽然是独立进行的，但其在诸多方面都得到了中国救济善会和东南济急善会的协助：如安平轮船正是通过杨文骏与东南济急善会的协调，才拨作救援之用的[131]。刘光廉送粤籍被难官商由津坐火车至塘沽，则得到了中国救济善会“会中司友刘锡九”的协助；甚至，刘光廉将第二批粤籍被难官商“三百余人”由京城护送到天津的重任托付给东南济急善会的京局；事实上，中国救济善会对于京津以外被难粤人的救助也是颇为尽心尽力：

惟闻唐山芦台一带被难南省人士有三四百家，其间尤以广帮为多，均向在铁路公司充当司事及工匠者。昨已派人前往察访，接济南旋，但途遥费巨，绵力无几，可否仰恳转商广帮诸善长拨款接济，以竟全功。其经理广帮事务之刘君吉六前赴京师，至今未旋津沽。[132]

其实，在此之前“广东善后局各宪”便已捐银三千两汇交救济善会[133]；此后，广帮各商号又陆续向救济善会捐银若干[134]。同样，东南济急善会也得到了广东方面的大力援助，如“善后局各宪”续捐“洋银二千两”，与“广东盐务统纲各商”捐助的“洋银一千两”，是汇交济急善会的。[135]以广肇公所为代表的粤籍绅商虽然独立展开了救援行动，但他们在对中国救济善会和东南济急善会等统一性救援组织的捐助中并没有缺席；而广肇公所在京津地区的救援行动若没有救济善会和济急善会等统一性救援组织的协助，也是很难顺利展开并取得较大成效的。

除了广肇公所发起并组织的对粤籍京官的整体性援救行动之外，还有不少针对部分粤籍京官的定点救济。如香港通商银行董事冯厚光对区湛森、梁士诒、颜廷佐三人的救济，在东南济急善会第三号公函中，关于此事有详细叙述：

弟宣接据香港通商银行董事冯厚光寄到规元五百两，函称舍亲区阁读湛霖号朋萧，在京供职十余年。今秋匪焰大炽，始送眷暂避离京百二十里之怀柔县城景隆客寓，仍只身回京，住南海馆。宦囊如洗，大有朝不保暮之虑。而京号闭歇，无从汇借，特备具规银五百两，敬祈设法即寄京师交米市胡同南海馆区君收领。倘或不遇，请饬守馆人送至怀柔景隆客寓探交其眷属手收等语。即请查照于已汇奉之二万金内提规元五百两，按冯君函开事理妥交广东同乡京官酌量妥办，务取区君或区君家属收银字据，掷寄来沪。

……

第三号正封函间，弟则敬又接冯曜东兄汇到规银五百两，并区君湛森、梁君士诒、颜君廷佐信一件，名片三纸，颜君照片一页。并据称三君如携名片，或颜君来领，查与所寄名片、照相相符，即请照付。倘此后三君以不敷应用前来添借，以一千两为度，务祈照付，随即汇还等语。兹将来信一封、名片三纸、影相一纸均附上，即请查照。仍于前已汇奉之二万金内照数动支，取寄收条为凭。冯曜翁共托汇千金，所请区君等随后添借以千金为度，自应照办，并祈转致广东同乡京官查照。[136]

在东南济急善会京局致沪局的京函中，对于后续办理情况亦有叙及：

区阁读三君，因移住怀柔，已将冯厚光原信转寄，俟三君来，再面交款，此三人莘伯熟识。[137]

香港银行冯厚光，嘱拨区湛霖、梁士诒、颜廷佐三君规元一千两，此三君均是相医麦佐之熟人。三人先在怀柔，信寄去后，颜廷佐先来取过京松银一百两。今日三人皆来，言梁、颜即附广帮回沪，区眷亦先回沪，而自己留京，嘱将其余之款拨归上海取用，已给一凭信，赴上海公会支取。兹将颜君收到百两收条一纸，寄请诸公核存备查。[138]

再如广济医院对陈伯陶、尹庆举的救助：

弟应接广东广济医院函，托寄交广东人陈子砺太史伯陶规银五百两，并托陈子砺太史代送尹庆举孝廉规银二百两。尹君住址，陈太史知之。陈太史向住前门外李铁拐斜街，现如移居烂面胡同东莞会馆，一问即知。陈太史处不另函。请转致广东同乡照办。[139]

此外，还有梁鼎芬个人对所有粤籍京官的救助：

现有梁星海太史由鄂发电，嘱骏与次舟代垫千元，由其寄沪归款，以为专济京中同乡京官之用。来电甚为恳挚，不得不通知广东京官，而闻信即来谆谆求垫，祗可暂为挪付，以应其急。[140]

在庚子救援中，粤籍绅商和部分粤籍官员对于旅居京津一带粤人的私人救助应不止于此，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被记录下来。进入庚子年十月后，由于东南济急善会的主持者将赈济重心转移至陕西旱灾，《申报》上有关庚子救援的报道便大量减少，因而很可能导致许多私人救助的信息便没有出现在报纸上了。

庚子年对于京官的救援行动中，对于粤籍京官的救援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只有广东一省专门派人前往京津对粤籍难官难民进行援救，其他东南省份均是通过东南济急善会或中国救济善会这两大专门性的救援组织，救援本省被难官商的。此外，冯厚光对区湛霖、梁士诒、颜廷佐的“专济”，广济医院对陈伯陶、尹庆举的“专济”，以及梁鼎芬对整个广东京官的“指济”，均是各省普遍采用的救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