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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鹗与庚子平粜（第6页）

[167]《呈招商电报局督办盛》，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6a～7a页。

[168]《复朱子文观察》，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15b～16a页。

[169]有关“免收水脚”之事，陆树藩与盛宣怀之间曾有一点争执：陆树藩在致盛宣怀的信中表示：“侄客秋北行初拟章程，凡南渡被难士商有力者须出船资，无力者发给免票，即古人周急不继富之意。不料济急会由京到津被难官商概送登轮，不收水脚，亦未给予免票，以致无从区别，则侄处津局亦只得一视同仁，未便歧异。”《上盛杏荪丞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46a页。盛宣怀则在回复中表示：“去年所给被难客商水脚半价竟有辗转私售之弊，实亦防不胜防。兹将旧票一纸奉览，想高明必当相谅也。”《盛杏荪丞堂来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五，22b页。本书第四章也曾论及此事，杨文骏对此颇为头疼，反复考虑后采取概不收费的办法。

[171]余联沅曾向救济善会捐银一千两。见《致余晋珊观察》，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19b～20a页。

[172]《致余晋珊观察附启》，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8b页。

[173]《咨上海道余》，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二，2a页。

[174]《咨上海道余》，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二，2a～3a页。

[175]《致余晋珊观察》，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20b页。

[176]《余晋珊观察来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五，5a页。

[177]《余晋珊观察来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五，1a页。此后余联沅还有类似来函：“泰顺轮船运津棉衣已于第四百九十八号红函致关免验放行，并先勒复台端，谅邀鉴及。”见《余晋珊观察来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五，4b～5a页。

[178]《上四川学台吴》《上周玉山方伯》《上柯逊庵都转》《致陈云仲太守》等，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9b、10b、11a、12b页。这些信提到李鸿章的批示时，用语均保持一致。

[179]《禀两湖总督张、两江总督刘、四川总督奎》，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3a页。陆树藩于闰八月十四日“奉两江督宪批：所禀事关善举，自应照准，仰候札行江藩司标中军，分别移行各属，一体酌量捐助可也。此批”。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3b页。

[180]《禀粤督陶、粤抚德》，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0a页。

[181]《禀山东抚院》，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9a页。

[182]《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7a～7b页。

[183]《八月十四日奉批》，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2b页。

[184]《陆部郎等上李傅相禀》，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185]《八月十七日奉李中堂札》，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3b～5a页。

[186]《呈江督刘、鄂督张》，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7b页。

[187]《禀李中堂夹单》，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9b页。

[188]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8a、12b～13a、14b～15a、20a、21a～21b、22a～22b页。在上呈刘坤一、张之洞的禀稿中，陆树藩也自称过“职局”，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6b、21a页。

[189]《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21a、22a页。在上呈刘坤一、张之洞的禀稿中，陆树藩也自称过“卑局”。《呈两江督宪刘、两湖督宪张》，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1a页。

[191]《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2b页。

[192]陆树藩到达天津后，曾移文“直隶候补道张”称：“创立救济善会，订定章程，禀奉北洋大臣李批准”。《移直隶候补道张》，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二，10b页；后在《天津设立施医舍材局启》中亦称：“特禀合肥相国倡办救济善会”，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一，14b页。

[193]《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a页；《禀复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5a页；《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7a页；《呈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8a页；《禀李中堂夹单》，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9a页；《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2a页；《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4a页；《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5a页；《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20a页；《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21a页。

[194]《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3a页。

[195]《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5a～15b页。

[196]《禀李中堂夹单》，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9b页。

[197]陆树藩：《救济日记》，19b页。

[198]《陆纯伯部郎致上海救济善会第七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199]《上聂仲芳护院、陆春江方伯》，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38b页。在致倪锡畴的信中也是如此表述，见《致倪锡畴》，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39b页。

[200]《救济善会筹办京津善会事宜启》，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

[201]《陆纯伯部郎致上海救济善会第三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

[202]《陆纯伯部郎致上海救济善会第七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21b页。

[203]最早的专文是阿英的《庚子联军战役中的〈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一文，据《阿英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该文写作于1936年。随后是刘鹗之孙刘蕙孙的《铁云先生年谱长编》（济南，齐鲁书社，1982）一书，对刘鹗庚子救济之事有比较详细的叙述。接着是刘德隆、朱禧、刘德平所著《刘鹗小传》（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以“刘鹗与庚子救济”为题，用专节篇幅较为完整地叙述了刘鹗在北京的赈济活动。最新的专文是郭长海发表于日本《清末小说》杂志2004年第27号的《刘铁云庚子北上之行踪——刘铁云书信拾遗》（吴晓峰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证——郭长海学术文集》上册，224～237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从《申报》等报刊上发现不少新史料，从而对刘鹗的庚子救济一事有了更为完整地叙述。

[205]吴振清：《刘鹗致祸原因考辨》，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