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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上海的丝业时代（第1页）

第一节上海的丝业时代

将“丝业”作为第一个关键词，是因为救济善会的创办者，或者说是庚子年整个救援行动最初的推动者陆树藩，其家族产业以丝业为主。陆树藩之父陆心源“在沪开办了缫丝厂，同时办有钱庄”。虞云国因此评论：“湖州本来就盛产蚕丝，以丝厂的盈利来作为钱庄的有力后盾，再以钱庄的游资投入丝厂，作为再生产的流动资金，应该说，陆心源是颇有经营头脑的。”[1]其实，这不仅仅是因为陆心源“颇有经营头脑”，更重要的是因为丝业是整个19世纪中后期江浙地区，尤其是浙江湖州地区最为煊赫的行业。湖州尤其是南浔，因业丝而成巨富者比比皆是。南浔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狗”之谚，即是以拥资多寡而排列座次：“百万以上者称象，五十万以上者称牛，三十万以上者称狗。”[2]其中“四象”中的“刘家拥资达2000万元，张家也达1200万”，照此估算，这一丝商群体的资产总额接近六千万，相当于光绪二十年全国产业资本的总额。[3]江浙丝商群体在19世纪下半叶聚敛起如此庞大的财富，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但是学界对于这一现象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4]江浙丝商群体之所以能够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暴富，与上海开埠有着直接关系。上海开埠前，中国的生丝出口只能通过广州十三行，年出口值“仅及茶叶出口值的四分之一强”。上海开埠后，中国生丝出口中心迅速转移至上海。道光二十五年，上海、广州共出口生丝约一万余担，其中上海约占一半；到咸丰三年，骤增至五万多担，其中上海占93%。[5]在整个19世纪，茶叶和蚕丝占了“中国出口贸易的主要部分”，同治六年这两项占出口总值的九成，光绪二十年仍占五成以上。[6]英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在光绪十八年的《贸易和商业报告》中甚至表示：“在中国向外贸开放后的许多年来，对外国出口的商品几乎只有丝茶两种。”其中，茶叶长期占据第一位，蚕丝占据第二位。同治九年，茶叶占中国出口总值的49%，蚕丝占39%；光绪元年，茶叶占53%，蚕丝占36%。[7]光绪十三年，蚕丝取代茶叶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出口物，到光绪二十四年，蚕丝的出口值约为茶叶出口值的2倍。[8]再据英国领事的贸易报告，光绪十六年茶叶占中国出口总值的30。3%，蚕丝占34。9%；光绪十八年，茶叶占25%，蚕丝占37。5%。[9]虽然茶叶长期占据中国出口商品的首位，但是在上海的出口商品中，却一直是蚕丝占据首位。道光三十年（1850年），蚕丝占上海出口货物的比重为52%，茶叶为46%；咸丰十年（1860年），蚕丝为66%，茶叶为28%。[10]英国驻上海领事达文波在光绪四年的《上海贸易报告》中表示，该年“出口商品总值28303976两，其中1800万两为蚕丝，800万两为茶叶”。次年，副领事阿连璧在《上海贸易报告》中直接指出：“蚕丝在中国的出口商品目录上列于第二位，而在上海的出口商品目录上则列于首位。”[11]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茶叶为多口岸出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上海、福州成为两大茶叶口岸。咸丰六年（1856年），上海出口44。5万担，福州出口30。7万担，两大口岸共占全国海运出口量的77%。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开埠，成为华中茶区的主要口岸，原陆路运俄国之砖茶亦改由汉口出海。至光绪七年，上海出口茶62。3万担，福州出口66。3万担，汉口出口26。8万担，三大茶埠出口占全国茶出口量的七成以上。[12]英国驻上海领事许士在光绪六年的《上海贸易报告》中写道：“本茶季于5月份开始，照例有大批购茶者从本港拥往汉口。只是在第一批和大多是最精选的茶叶从汉口直接发运后，才有稳定的供货开始涌进上海市场。”[13]正因为如此，很多长期在上海经营茶栈的茶商，也要到汉口设栈。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唐翘卿便在汉口开设分行；徐润则于光绪九年“还出银4。5万两买下汉口善昌升茶栈（连同码头）”。茶叶出口的分散，是与茶叶产区的分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浙、皖茶多由上海出口，两湖茶多由汉口出口，武夷茶则由福州出口。[14]

与茶叶不同，蚕丝的出口几乎都集中在上海。上海领事达文波在光绪二年的贸易报告中写道：“上海市场的吸引力如此之大，以致四川和山东两省都运来了大量蚕丝。”实际上，“上海出口的大部分蚕丝是湖州、南浔以及江浙两省边界其他地区生产的白丝”。据上海领事光绪四年的贸易报告，该年“生丝出口额计51278担”，其中“包括了约2900担的汉口黄丝，955担的烟台黄丝，500担的宁波丝和156担的芜湖丝”，其它便全部来自“湖州、南浔以及江浙两省边界”。在光绪五年的贸易报告中，直接称“上海是湖州、南浔等大产丝区的出口港”，“浙江省比其他任何一省运来的中国商品的数量都要多些，因为产丝区位于该省境内”。[15]江浙丝商的巨额财富正是在这样一种外贸背景下获得的。因为蚕丝主要从上海出口，所以许多丝商均在上海设有丝栈。“上海最早一批专营辑里丝的大成、震泰、恒昌、永达成、怡成、成顺泰、泰康祥、陈舆昌、刘贯记等丝栈，大都是湖州丝商所设，有些就是南浔产区丝行的分号、联号。”[16]

这些丝栈主要是代产区丝行把生丝卖给外商洋行的中间商。久而久之，很多丝商成为洋行买办。近代中国的买办主要来源于商人，即当时报纸上经常说的“洋行要求买办，首先必须是一名商人”。[17]在郝延平看来，“广东人特别擅长茶叶生意，主要是因为这个缘故，洋行雇佣他们在福州、上海、九江、汉口和日本为买办”。随着茶叶贸易呈现下降趋势，曾经在条约口岸独占鳌头的广东买办渐渐受到了挑战，代之而起的是浙江买办。郝延平认为，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以前，“生丝在中国的出口中保持了重要地位（30%～40%），这就是浙江买办缓慢地、但是稳步地兴起的原因，因为浙江买办似乎是专营生丝贸易的。”[18]“湖州人顾福昌、陈熙元、杨涵斋、黄佐卿、杨信之、沈志云、沈联芳、沈静轩、顾寿岳等都由丝栈（号）主而成为买办。”[19]“怡和洋行的杨坊是上海的著名丝商，50年代怡和洋行通过他形成一种所谓‘苏州制度’的生丝采购制度。旗昌洋行的陈竹坪是以产丝闻名的浙江湖州人氏，是60年代上海最有名的丝商。1862年A。F。侯德从上海发出的信中写到他时说：‘他是靠丝发迹的，这里所有富人都是丝客。’”[20]

在近代中国，买办的财富一直以一种令人炫目的方式吸引着人们的注意。[21]郝延平认为：“买办不仅属于条约口岸最富有的华商之列，而且就整个中国言之，他们也是最富有的。”[22]有学者认为，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到光绪二十年的半个世纪中，买办总收入“合计达5亿两”，“差不多相当于将近10年的国库收入”。[23]但无论是《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还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其所开列的买办收入细目中，“洋行买办薪金”所占比重都很小，其大部分收入都来自于“私人经商收入”或“一般商品贸易佣金及其他收益”或“出口商品货价差额”。[24]也就是说，洋行买办的收入大部分还是来自于商品贸易。被郝延平当做买办富有典型的徐润，“在宝顺洋行任职期间，独资或合资开设的茶叶栈号已有6家（其中有的停歇）”；同治七年（1868年）离开宝顺洋行后，更是全力集中于茶业；“他在各地开设的茶号，不是‘年年第一’，也是‘不落三名之后’，为当地茶号的大户”；“正是在这几年，他投资于房地产、典当、购买股票等总额达到320多万两”。[25]

有关丝商在上海拥有财富状况的资料并不是太多。郝延平在其著作中论述买办收入时，提到了两位丝商买办：杨坊和陈竹坪。“在50年代（19世纪，笔者注）的大约十年间，怡和在上海的买办杨坊积攒起数百万两，这在当时是一笔惊人的数额。”“60年代和70年代（19世纪，笔者注）旗昌在上海的买办陈竹坪也是一个例子。”同治元年（1862年），一个洋人在一封从上海发出的信中，谈及陈竹坪多么富有时说：“‘山东号’（轮船）的盘出真是一大幸事，因为这打通了同陈裕昌（陈竹坪的别号）的关系，他是此地的大亨之一。他在旗昌的计划里投下13万两，拥有‘苏格兰号’‘竞赛号’‘山东号’和‘查理·福士爵士号’，还有房产和地产也占半个外国租界。他现在同我们非常友好，是一个掌握钱财的人，我们要向他磕头求拜。”[26]陈竹坪不过是南浔“四象八牛”中的“八牛”之一。[27]“四象”之一的顾福昌，“买进上海最大的外洋轮船码头——金利源码头，独占上海进出口装卸业务”；“四象”之首刘墉在上海等地也拥有许多房地产，“甚至连房地产大王哈同也自叹弗如”。[28]仅从这些有限的史料，也足以能够让人感受到丝商群体所拥有的财富在上海的地位及影响。

另一个可以体现丝商在上海乃至整个江南地区地位和影响的便是慈善。据朱浒的研究，江南义赈的发起群体如李金镛、谢家福、严佑之、经元善等主要来“江南善士圈”，同时也主要是由这批人构成了江南社会第一批义赈领袖。[29]在朱浒看来，随后施善昌、王松森、陈竹坪、李秋坪四人“开展义赈活动的能力及其社会影响力都大大得到了增强”，从而很快形成了“对先前义赈领军人物的冲击”，“而且，这种冲击是如此强劲，就连经元善都明显感觉到了”。[30]在此后的回忆中，经元善表示：“厥后风气大开，有李君秋坪、陈君竹坪暨施少钦封翁相继而起。因思宇内愿力只有此数，沪上滨海一隅，似不必务名而多树帜，人取我弃，渐渐退舍。”[31]这四人中，施善昌与陈竹坪均出身丝商，与陈竹坪兼有买办身份相比，施善昌“仅为丝商出身”。但“仅为丝商出身”的施善昌，其“筹赈能力也是最强的一个”。后来当其他三家赈所因各种原因而停止活动后，“施善昌在保持丝业会馆赈所继续活动的同时，复在光绪十五年开设了仁济堂赈所，从而形成了他一人长期独立主持两家赈所的局面，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随着谢家福和经元善的退隐，“施善昌在义赈主持群体中的中枢地位亦随之确立”，在光绪十七年到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地区的义赈事宜主要是由施善昌负责统筹。[32]

虽然说，“上海地区的义赈事宜”由施善昌负责统筹，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在上海的第二批义赈领袖中，丝商占了四位中的两位，且最后是由一位丝商负责上海地区义赈事宜的统筹工作，也还是可以体现出丝商在上海乃至江南义赈中的地位及影响。论及庚子年的救援行动，丝商在其中的作用就更为明显了。救济善会的创办人、主持者陆树藩，其财力主要来自于丝业。济急善局的五位发起者中，庞元济、施则敬两人均出身丝商。济急善局以及随后扩展而来的东南济急善会，其日常办公地点便设于“盆汤弄丝业会馆”；有关济急善局或东南济急善会各种信息的发布，也均以“盆汤弄丝业会馆庞元济、施则敬”署名。可以说，东南济急善会的具体救援活动主要便是由“庞元济、施则敬”两位丝商筹划。庚子年的救援行动中，除了救济善会、东南济急善会两大救援组织之外，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救援组织即协济善会，其主持者杨兆鏊也是丝商出身，协济善会也正是设在杨兆鏊的泰康祥丝栈中。由上所述，可以看到东南各省庚子年的救援行动与丝商们的慈善义举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