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盛宣怀致伦敦〈日日新闻报〉馆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43页。
[101]《盛宣怀致张毓树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64页。
[102]《盛宣怀致济宁、泰安等电局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64页。
[103]《盛宣怀致保定电局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89页。
[104]《盛宣怀致各电局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90~191页。
[105]《罗丰禄致袁世凯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40页。
[106]其间,六月二十八日,罗丰禄又两次致电袁世凯,表示英、意、比三国外交部极盼“窦、萨、屠三使密电,祈准照美例,饬取寄洋”。参见《罗丰禄致袁世凯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44~156页。
[107]《李盛铎致奕劻、荣禄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56~157页。
[108]《盛宣怀致袁世凯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59~160页。
[109]《盛宣怀致杨儒、罗丰禄等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74页。
[110]《盛宣怀致各国驻沪总领事和江海关税务司函》《盛宣怀致来觉福函》《盛宣怀致克纳贝函》《盛宣怀致霍必澜函》,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75~179页。
[111]《盛宣怀致袁世凯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80页。
[112]《盛宣怀致袁世凯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84页。
[113]《盛宣怀致保定电局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05页。
[114]有关电报通信不畅对东南互保的影响,可参看本书导论相关分析。
[115]类似的电报除“宣战诏书”外,还有不少,如六月二十八日,盛宣怀两次致电各电报局,要求撤销“与东南大局甚有关系”的“挂林沁电”。参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40~143页。
[116]《盛宣怀致袁世凯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22页。
[117]《盛宣怀致奕劻、荣禄、王文韶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23页。
[118]《盛宣怀致袁世凯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55页。
[119]《袁世凯转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摺》,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194~195页。
[120]《盛宣怀致张之洞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80页。
[121]徐建国:《近代民信局的寄递网络研究》,载《安徽史学》,2009(3)。
[122]黄鉴晖:《民信局兴亡简史》,载《浙江学刊》,1986(6)。
[123]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5册,2290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
[124]楼祖诒:《中国邮驿史料》,55页,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58。
[125]马骏昌、周新棠、阎荣贵、宋福祥:《北京邮史》,34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
[126]邮电史编辑室编:《中国近代邮电史》,23~24页。
[127]马骏昌、周新棠、阎荣贵、宋福祥:《北京邮史》,32页。
[128]黄鉴晖:《试论近代海关邮政与民信局的关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3)。
[129]马骏昌、周新棠、阎荣贵、宋福祥:《北京邮史》,34页。
[130]黄鉴晖:《试论近代海关邮政与民信局的关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3)。
[131]事实上,从光绪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1900年至1905年),邮政官局与民信局还处于相当激烈的竞争之中,尽管邮政官局在政策方面占尽优势,但毕竟民信局拥有数百年的历史积累,在内地铺开的规模和深度都是起步不久的邮政官局难以企及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后,“由于邮政局的机构大量增加,业务所涉范围扩大,并改善或增设了多项邮递服务项目”,邮政官局才在与民信局的竞争中逐渐获得越来越明显的优势。参见黄鉴晖:《试论近代海关邮政与民信局的关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3)。
[132]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43页。
[133]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347页。
[134]据陶孟和之《辛丑日记序》记载,华学澜因家贫,不能独立门户,“在京馆金寿家”。庚子后,华学澜得放黔省试差,“逾年,家眷始迁京”。陶孟和:《辛丑日记序》,见华学澜:《辛丑日记》,451、453页。
[135]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101~105页。
[136]翁同龢:《翁同龢日记》,陈义杰整理,第6册,3276~327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
[137]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