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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洋人办事则昌言善举（第1页）

三、“与洋人办事则昌言善举”

陆树藩率领的救济善会京津办事人员到达天津后，便不得不与天津都统衙门打交道。在天津设局之前，救济善会便致函都统衙门表示：“敝总董前以京津一带搆兵，凡东南各省士商旅居此间，无不惨遭波及，流离失所，漂泊无依”，遂在上海“邀约各省善士筹集经费，略仿泰西红十字会章程创立中国救济善会，并恳请驻沪德国总领事保护”；“乘坐爱仁轮船北来”，“迩闻京津一带各国俱驻有重兵，凡属被难士商，或远困都城，或伏居乡曲，非四出罗致，莫克招徕”；“现拟到津设局开办，一面派人分投察访，如果确系东南人士，即当救济南旋”；“惟津地现为贵衙门暂行管理，自应函请一体保护，并恳出示晓谕，所有敝会上下人等均随身带有本会中西文凭执照，衣上并订有红十字为凭；凡往来经过地方，均须随时验放，以利遄行，事属善举，当邀照准”。[143]在这封信中，救济善会向都统衙门特别强调与反复强调的就是“善举”二字。

不久，时任都统衙门汉文秘书的丁家立[144]“拨出火神庙为救济会办事之所”[145]。丁家立长期在中国生活，庚子前一直担任天津中西学堂总教习，而天津中西学堂由盛宣怀创办，故丁家立与盛宣怀当有交谊。庚子年八月八日（1900年9月1日），盛宣怀曾致函丁家立，请其将天津塘沽招商局栈房内所存之糙米作为赈米，“减价平粜”[146]。进津不久，陆树藩便偕陈季同至都统衙门，“见丁嘉烈，商议进京之法”。“据云路上甚险，不易行走，当与美国提督商酌，如有美兵进京，可招呼同行，此外亦别无良策。”[147]几经探询，陆树藩最终还是“与美会教士同伴入都”[148]。

另一个对救济善会的救援行动助力颇多的洋人是德璀琳。德璀琳，德国人，长期担任津海关税务司，为李鸿章所信任。[149]陆树藩于九月八日在张翼住宅见到德璀琳，即以“津地土匪勾引洋兵，开劈棺木，抛尸遍地，惨不忍睹”，请其设法帮助。当即蒙德璀琳“允于塘沽开平矿务局拨空屋一所，先将棺木运至塘沽寄存，俟冰河前由矿务局拨借一轮专运回南”，并表示“将来有船装运难民，亦可不收水脚”。陆树藩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情甚可感！”[150]

当时救济善会为棺柩掩埋事宜，与都统衙门也多有交涉。如救济善会曾致函都统衙门表示：“津沽自被兵燹后，窃见各处义园所停棺柩无不悉遭劈毁，可怜白骨遍地，纵横凄惨，情形不忍目睹。现在会董率带小工分投掩痊，但此间各国联军云集，未敢遽行举办，致启众疑”，故“特函请贵衙门先出洋文告示，遍谕各军凡敝会董事小工身上均有红十字记号，各国洋兵不得欺侮”。不久，救济善会查到“德国租界浙江义园内现尚存有完善灵柩七十具、空棺二十具”，陆树藩“拟将完善之七十具运往塘沽，拨轮送至上海，听各家属迁回安葬”，“其空柩二十具，亦拟提出存储备用”。但因为浙江义园“地入租界，理应预先陈明，未便孟浪从事”，所以救济善会又致函都统衙门“给发护照，并恳转咨德领事府知照，可否派兵同往，以资保护”。[151]救济善会的这些请求，当得到了都统衙门的批准。据陆树藩致救济善会沪局第四号公函的记载：“现已将浙江义园所厝之完善者七十余具送往塘沽，俟西平船到，即行运沪。”[152]

后来救济善会又为掩埋事宜致函都统衙门：“敝会所设南门城内分局专为掩埋起见，现查局前水塘之内约有殉难尸骸二三百口之多，必须从速检埋，以安忠魂。惟塘内之水积聚甚深，五尺至七八尺不等，未易起捞。自当设法放干以期事半功倍，而访察近邻知，失城后所有枪械弃诸该塘者甚夥。冒昧从事，恐多窒碍，务祈贵衙门拨派兵丁两名跟同办理，如有枪械等件，以便点交缴存。事关重大，不得不谨慎为之，尚希格外成全，至为幸感。”[153]由此可见，救济善会在救援行动上的谨慎周到与考虑细致，也应当是其赢得都统衙门信任的重要原因。掩埋事宜之外，救济善会因“在津贫民经此一番困苦，诸多疾病”，决定“添设施医局”，但“津地房屋半为烧毁，实无觅赁之处”。救济善会查到“东门内乡祠旁有浙江会馆一所，本系商家所建，现在房屋尚属完整，闻为日本借用”，于是致函都统衙门，请其“转饬见让，以作施医之地”。[154]此项要求得到了都统衙门的批准，施医局因而设于浙江会馆，并由丁家立“给发告示，保护会馆，禁止骚扰”[155]。仅就此而言，都统衙门对于救济善会几乎是言听计从。都统衙门之所以如此，恐怕还是因为救济善会所请所求均为“善举”。

从另一角度讲，即便救济善会从事的是善举，仍不免要处处谨慎小心，还要多方寻求保护，而这又反证了当时京津地区之环境险恶。《救济日记》中记载了陆树藩的两次遇险经历：一次是九月六日，陆树藩与陈季同坐东洋车过海大道，“遇德兵一队，欲夺予及敬如所坐之东洋车。予即下车相让，敬如不肯，与之争论，拔刀相向，遂与敬如步行至南门外，适有二把手小车，不得已以五角洋雇坐。与敬如相对谈心，黑夜沿城行走，危险殊甚”。[156]另一次是九月二十日，陆树藩本与美国红十字会约同赴京，但因美船“用小火轮拖带，我船追赶不及”，只得上岸。“天已昏黑，路遇德国醉兵一队，先将翻译雍俊卿之帽攫去。予手提外国皮带，所藏银钞现洋甚伙。醉兵见予西人装束，直目屡视，不敢相近。只得硬着头皮向前行走，然心中甚为惊惧。忽见有日本巡捕房，随即入内备述情形，承派兵两名护送至针市街寓内。”[157]陆树藩在《救济日记》中还记载了一名救济善会办事人员的遭遇：“同人钱蔚芝出城访友，归来已晚。行至大栅栏，遇德兵五人，将其身藏银洋悉数收去，并夺去马褂一件，不敢与争，遂在城外借宿。”[158]当时已是十月一日，中国人在夜晚行走仍随时都有危险，而这些危险基本上都来自于洋兵。

此后，陆树藩运送一批被难官民由京至津，“带同翻译雍剑秋商恳美国钦差康格君转请美国提督雀飞君保护”，“因京津一带陆路驻扎各国兵丁甚多，且沿途匪类出没不常，必须多派兵队，方足以资保护”。实际上，一路上对被难官民造成危险的均是各国兵丁。如夜宿张家湾时，“突有某国兵戴红圈蓝帽向一纪姓者扰闹，美兵队闻知，当向追捕，并分班值夜逡巡达旦，赖以安谧”；“次日宿河西务，各国游弋兵丁尤觉其伙”，美兵官“以兵法部勒，令驴车择一空地，列为方阵，妇女老弱居其中，而令兵队居其外，拥甲厉兵，如临大敌”；过杨村大桥时，“某某二国守桥兵，因见捆载繁多，少妇弱女络绎于途，眈眈虎视”，美兵官“亲率兵队，往返巡查，见有欲揭妇女车帘者，即以洋枪拟之，守桥兵始不敢犯”。[159]陆树藩护送被难官商由京至津的经历，其实是救济善会在京津等地救援经历的缩影与象征，即救济善会所遭遇的危险与所获得的保护，均来自洋人。所以陆树藩在致救济善会沪局的公函中感叹：“津京虽称安民，号令不一，即有洋人保护，亦难为力，处处掣肘，笔不能述，非身历其境，不知此中艰苦。”[160]

陆树藩曾于九月二十二日宴请“山海关马队营官他拉贝、天津法国统领华勒托、天津城内法兵头俞贝德”，“各兵官均颂扬我会中办事之善，予亦称谢其在津保护之德，尽欢而散”。在当天的日记中，陆树藩记载了他与陈季同的交谈，认为：“与洋人交涉，不在能通语言文字，第一要明白道理，遇事能据理力争，洋人自然敬服。”[161]但此前当洋兵抢夺东洋车时，陈季同何尝没有据理力争，最后在洋兵“拔刀相向”的情况下，也只能忍气吞声。当时陈季同自谓：“生平遍历五大洲，从未受如此之辱”；陆树藩却表示：“我辈立意救人，虽受种种险厄，止求办成此会。此等横逆之来，不足为怪也。”[162]也就是说，当碰到洋人不讲道理的时候，陆树藩等华人也惟有无可奈何。

或许在陆树藩与陈季同看来，“与洋人交涉”的“洋人”并不包括处于散兵游勇状态下的洋兵，而主要是指“洋兵官”“德领事”“德医官贝尔榜”“都统衙门”“丁家立”“德璀琳”等。这些洋人与洋人机构，面对救济善会的救援行动，都曾施以援手。陆树藩因而认为，这些洋人之所以施以援手，是因为洋人“知是善举，莫不钦敬”。陆树藩在致救济善会沪局的公函中，总结了他在京津等地实施救援活动的一个心得，即“与洋人办事则昌言善举”。但正如前文所述，即便是昌言善举，救济善会也不得不处处谨慎，看洋人脸色。可以说，陆树藩与救济善会以“红十字”和“善举”相标榜，虽然能够在洋兵遍地的京津地区获得一定的活动空间，但因为陆树藩与救济善会身上的华人标签，仍会时时遭遇“种种险厄”与“处处掣肘”。这又充分表明，在庚子年由八国联军实际控制的京津等地，华人的境遇是何等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