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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华人办事则依赖中堂（第1页）

一、“与华人办事则依赖中堂”

本书第三章在叙述救济善会成立前的筹备工作时，特别论及陆树藩的“上李傅相禀”，认为正是在得到李鸿章八月十四日表示认可与支持的批示后，陆树藩才决定公开宣布救济善会的成立，而《救济善会启》也正是八月十六日刊登于《申报》。后来，陆树藩在上李鸿章禀中又表示：“惟在沪创办之初，诸形棘手，烦言时至，险阻备尝，若非宪鉴洞明，几至不堪设想。”其所想表达的意思，大概就是若无当时李鸿章的肯定与支持，则救济善会不一定会成立。

在得到李鸿章表示肯定的批示后，陆树藩对此加以充分利用。首先是争取“招商、电报两局，免收水脚、报费”。这是陆树藩“上李傅相禀”相当重要的一个目的，随后刊登的《救济会章程》中亦将此条单独列出。在此之前，陆树藩便致函盛宣怀，表示：“欲向尊处拨借一船，由会中认还船主水手薪工及煤炭各价，以三个月为期。”[165]盛宣怀回复道：“承示拨借商轮认还各费一节，敬已领悉，望即驾过商局，与顾缉庭、郑陶斋两观察面商办法，成此善举。”[166]陆树藩当时还未向盛宣怀提出“免收水脚、报费”的要求，在得到李鸿章的批示后，便以“呈招商电报局督办盛”的公文形式，向盛宣怀提出此项要求。公文开头，陆树藩便称其创立救济善会，乃“禀请中堂批准札饬遵行在案”，后又表示：“将来如遇各处救济会汇寄款项，以及司事人等南北往来，伏乞札饬直隶、山东德州、广东以及苏杭湖宁绍派人筹款各处所有招商电报各局，一体知照，同襄善举，并请免收报费、水脚，以期迅速而惠灾黎”。[167]经盛宣怀批示，救济善会“所有会中往来电报，均以三十字为限”[168]。再据救济善会《津局办理章程》“此后司事及救出难民来往轮船，均给发免票为凭，一概不收水脚”，可知“免收水脚”也得到了盛宣怀的应允。[169]后来陆树藩准备再次北上救援时，曾移文招商局称“所有轮船电报两项，前经禀蒙北洋大臣咨准督办宪免收水脚报费在案”[170]。显然，在陆树藩看来，救济善会获准免收水脚报费，全是来自于李鸿章的批示。

其次，陆树藩通过向上海道余联沅展示“傅相札谕”，以获取余联沅对于救援活动的全力协助。[171]在得到李鸿章的批示后，陆树藩特别致函余联沅，“将傅相札谕及呈复稿录奉”，请其“竭力扶助”。[172]此前陆树藩便曾咨请余联沅照会德领事请颁护照，得到李鸿章的批示后，陆树藩再次咨文余联沅，开头便是“业经禀奉北洋大臣李批饬筹办”。[173]陆树藩北上救援前的筹备工作主要是通过余联沅来沟通完成的。在请求余联沅照会德国领事给予护照的同时，陆树藩还要将“所有赴津救济备带衣米药料一切物件分别开具清折”，恳请余联沅“转饬查验”，并“照会税务司，准予经过洋关免收税项，并请给发免税单”。[174]因为准备带赴京津的物件随时都可能增加，而一旦增加则必须添入护照，如陆树藩曾致函余联沅表示：“今陶斋观察拨助白米五百石，务乞转达税务司添入护照，以便装运。”[175]当陆树藩的请求很难及时完成时，余联沅也会主动提出建议：“承嘱另给司友刘锡九等十五人护照，未将姓名开示，无从核办。且为时过促，转送各国领事签印又赶不及，此项护照曾经预用空白多张，送交盛京卿处备用。若由阁下迳讬填给，或可赶办得到，未识尊意以为何如？”[176]陆树藩北上后，不少救援事宜也是由余联沅居中沟通而成。余联沅曾致函陆树藩：“接展来函，以富平轮船装有灵柩一百三十六具，约二十一二日可到，除知照各会馆派人在埠守候提拨外，请致关照准等语，现已于第四百六十四号红函致关免验放行，即希执事派人提运可也。”[177]应该说，余联沅作为上海道对于陆树藩及其救济善会的救援活动给予了充分的支持与协助。

再则，陆树藩向各省官绅募款时，均特别强调救济善会乃“禀奉中堂批准，札饬办理”[178]。如在上张之洞、刘坤一、奎俊三总督的禀稿中，陆树藩称其创办救济善会乃“禀请直隶爵阁督宪李蒙批札饬遵行在案”[179]；在上粤督陶模、粤抚德寿的禀稿中，陆树藩亦是如此表述，“曾经禀奉北洋大臣批饬遵办在案”[180]；在上山东巡抚袁世凯的禀稿中，更直接称其“奉南北洋大臣委办救济善会”[181]。随着救援行动的逐步展开，陆树藩通过各种方式将救济善会与李鸿章越来越紧密的联系起来：

敬禀者：窃司官前以津京一带官商惨遭兵燹，曾经创办救济善会驰往拯救，当奉宪台批准饬办。司官遵即在沪设立救济善会总局，广集捐款，购办衣米药料，一面呈请苏松太道余道，照会驻沪德总领事给发护照，各在案。惟事关善举，公牍繁多，非刊刻戳记不足以昭凭信。兹特敬刊木质戳记一颗，文曰“北洋大臣委办救济总局”。戳记业经敬谨启用，所有刊用戳记缘由，理合肃词禀报，仰祈鉴核，伏候批示遵行，实为德便。[182]

李鸿章最初给予陆树藩禀稿的批示是：“据禀已悉，具见好善之忱，已分别咨行劝谕筹办，此批。”[183]所谓“劝谕筹办”，是指陆树藩要求的“劝谕盛京卿宣怀、候选道严信厚、候补府施则敬、刑部郎中庞元济等筹款济助”。[184]随后，陆树藩又奉李鸿章札饬“先将倡集捐款银贰万两，速派妥实可靠人员前赴津沽一带竭力援救，切勿徒托空言，有负初心”[185]。或许正是有了李鸿章八月十四日的批示和八月十七日的札饬，陆树藩才在各种场合宣称救济善会乃“禀奉中堂批准，札饬办理”。实际上，李鸿章的“札饬”，主要是严信厚等认为陆树藩“徒托空言”而向其施压之举，与救济善会本身并无多大关系，更谈不上“札饬”陆树藩办理救济善会。陆树藩正是利用了严信厚等人的这一无心之举，将救济善会与李鸿章紧密联系起来。在上述禀稿中，陆树藩更是将救济善会视为“北洋大臣委办救济总局”，如此一来，救济善会与李鸿章的关系就更加非同寻常了。

陆树藩很快将“刊刻戳记”等事禀告刘坤一、张之洞，“当奉北洋大臣批：据呈已悉，具见好善之忱，已分别咨行劝谕筹募，此批等因。奉此，司官遵即在沪设立北省救济善局，并刊用木质戳记，俾便公牍往还。”[186]到后来，陆树藩在上李鸿章的禀稿中也直接宣称“禀奉钧批，饬准开办救济善会”。[187]与此同时，陆树藩开始在上呈李鸿章的禀稿中自称“职局”[188]、“卑局”[189]；当刘鹗赴京时，陆树藩特别嘱咐其“晋叩节辕，面求指示”[190]。在上呈李鸿章的禀稿中，陆树藩甚至声称：“窃自司官到津设局开办后，所有东南被难官商，以及津地绅民，无不称颂中堂德普寰区，爱民如子，口碑载道，妇孺感恩。”[191]显然，东南被难官商以及津地绅民如此称颂李鸿章，是因为陆树藩大力宣称救济善会乃李鸿章所委办。[192]

陆树藩随时向李鸿章报告救援工作的进展情况，仅《救济文牍》所载陆树藩上呈李鸿章的禀稿就有10篇。[193]在这些禀稿中，陆树藩除了向李鸿章汇报救援进展外，还向其提出各种请求，如请将“广济轮船奉饬运津米数千石”拨交救济善会以平粜；恳请“指拨巨款助赈”或请求“电饬上海济急局迅速汇款接济”[194]；请赏给参与救援行动出力人员五品翎顶[195]等。陆树藩提出的这些请求，包括本节开头陆树藩所提之请求，充分表明陆树藩已经将救济善会当作李鸿章委托办理的带有一定官方色彩的救援机构。也正因如此，李鸿章的“札饬”或指示，对于陆树藩而言，就变成必须完成的职责，而不仅仅是自愿而为的慈善之举。

陆树藩亲身北上救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李鸿章的“札饬”；陆树藩坚持赴京，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要面见李鸿章。陆树藩在上李鸿章的禀稿中一再表示：“迩闻京师被难人士极多，望救之情甚迫，树藩急拟入都援救。”[196]但京师被难官商已有东南济急善会负责救援，陆树藩赴京前，杨崇伊便已经护送一批被难官商至津；后来陆树藩虽然也护送了一批被难官商赴津，但那是与杨文骏共同护送。陆树藩进京与否，对于援救京城的被难官商而言，其实并无多大意义。事实上，陆树藩在京城也只待了十一天，其中到达京城的第二天是“谒见傅相”，临走的前一天是“至贤良寺合肥相国处辞行”[197]。陆树藩在京城的经历给人的印象，不过是为了“拜谒”李鸿章而已。

陆树藩在拜谒李鸿章时，得到李的大力赞许。此后，陆树藩便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李鸿章的赞许。如在致救济善会沪局第七号公函中言：“蒙李傅相称许办事能干、颇有胆识。”[198]在致“聂仲芳护院、陆春江方伯”的信中表示：“在都时蒙傅相垂青，格外温谕有加。”[199]在“救济善会筹办京津善后事宜启”中表示：“入都谒见傅相，当将在津所办情形面陈一切，荷蒙嘉奖。”[200]陆树藩如此大肆宣扬李鸿章对其之赞许，一方面可以自抬身价，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救济善会在中国人中，尤其是在官场中赢得更多信任与资源。陆树藩对此有着明确认识，曾在致沪局的公函中总结道：“与华人办事则依赖中堂。”[201]一句话，道尽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