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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与一座城（第1页）

一个人与一座城

我的老家在河南虞城，但距离商丘市较近。市区往北有一条通往山东的公路，顺着北行约15公里，然后往东一拐，是一个名叫贾寨的小镇。从贾寨镇再向南有一条乡村公路，南行约3公里，就到了我的家乡。它的名字叫刘庄。

小时候，刘庄很穷，也很闭塞。所以懂事以后，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要从这里出去，到外面看看、闯闯。记得童年仲夏的某个夜晚，和一群同龄的孩子在村南的麦场上玩耍，突然就看到遥远的西南方向比其他地方更亮，于是大大地好奇了。其中一个见过世面的孩子告诉我：那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城，它的名字叫商丘。

于是商丘，基本上主宰了我童年的梦：它夜晚的光明，栉比的楼宇，干净的街道，行人白晳的脸，一切都与我栖居的小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个乡村仍靠油灯照明的20世纪70年代，黑夜是沉闷而让人心生恐惧的，于是能时常看到这远方的光，就成为一种享受，成为一种莫名的吸引。是的，光的方向就是文明的方向；生活在光里，就是生活在幸福里。

也许正是靠了这种吸引，我先在郑州，后在武汉、北京游走，迁移的居处离家乡越来越远。但是，真正居住在这人口稠密、高楼林立的“光明”之地，故乡却又反向触动了我生命中最敏感的神经。每当友人从故乡来访，或者乡邻因迷失于都市而深夜投奔，他们满口的乡音，总会让人产生透入骨髓的亲切。

有人说，一个人成功的标志，就在于他此生从故乡出发，到底走出了多远的距离。但一种相反的心理现象却同样是真实的，即：越是远离故乡或身居异乡，人在精神上却越是强化着对故乡的忠诚和眷恋。今天，我在家乡已没有了必须看望的亲人，但每年寒假，一种本能的反应还是要回家。记得前年的大年初一，我携妻将子，游了张巡庙、侯方域故居、应天书院，然后在火神台下啃着甘蔗看了一场大戏。走在古香古色的街道上，嚼着麻糖，混迹在无序而杂乱的人流中，才真正感觉到这座千年古城，是如此富有人文气息。

在中原古国的历史上，商丘占据着相当独特的位置。公元前17世纪，华夏祖先的一支（殷商）经过从蒙古高原至山东半岛的漫长跋涉，最后通过这里进入中原。此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基本上是顺着黄河的流向自西向东移动，即从陕西宝鸡的岐山出发，然后从咸阳至西安、从西安至洛阳，直至有宋一代东移至开封。开封是中原地区最后的皇城，但在大宋南迁的过程中，商丘再次成为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转折点。1127年，宋高宗赵构在商丘（时称南京）即位，是为南宋的开端，也是中国政治中心彻底告别中原的最后一站。今天，我们一般将殷商王朝视为中国文明的开幕时期，这一开幕，显然是从商丘开始的；我们一般也将北宋的南迁视为中原文化的落幕时期，这一落幕显然也是在商丘完成。一个城市，在历史的两个关键环节成为枢纽，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许多时候，走在商丘的街道或者乡间，总让人产生与历史对接、交融的幻觉。这种历史对现实的参与，使“商丘”从一个地理概念跃升为文化的概念。生活在故乡的人，总是希望自己的城市越来越现代，甚至抹掉一切原乡的痕迹才足以标明它的出众；生活在异乡的人，则总是希望自己曾经的居处越来越古典，因为只有这样，才足以保证它与往昔记忆的重叠。这是一种矛盾，但两者的和谐是重要的。历史从来都是值得珍视的财富，而不是负担。对于一个人如此，对于一座城市亦如此。

2008。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