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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三篇（第1页）

笔谈三篇

一、太平天国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

太平天国以“天父天兄之教”改造中国，原本起因于社会冲突和阶级冲突的农民战争便非常醒目地演化为一种文化冲突。这个过程志在为人间造“小天堂”，而万千本与中国社会血脉相连的小农则因共奉西教的引导而成了中国社会的对立面和对垒者。与前代农民战争相比，太平天国是一个高峰，也是一种异数。西教以异数助成了高峰，然而时当十九世纪中叶，多数中国人并不喜欢从另一个世界引来的“天父”和“天兄”，它们不仅显得陌生，而且带来摧折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逼扼。因此，以上帝教为法度的人间“小天堂”始终与人间的刀光和杀气相映，在内战中被营造出来，又在内战中节节坍塌。太平天国纵横长江流域十多年之久，但当它在悲怆中走到尽头之后，同一个地域里接踵而起的却是绵延不绝于民间的反洋教风潮。它们专门同“天父”和“天兄”作对。比之天朝“礼拜奏章”中的“天父上主皇上帝老亲爷爷”和《天条书》里的“圣神风化恶心”之类，后者显然更本色地反映了当日中国社会的人心和世相。太平天国的事业起于兵戈，也败于兵戈。其间自多血色苍茫。而一个世纪之后的历史学家追索农民革命的理想和旨义，则考求的大半是他们留下的文字。因此，产生于初期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出现于后期的《资政新篇》往往墨色胜过血色，成为久被释读的对象。由此派生出来的学术议论多半以政治为尺度，既表现了后人对于前人的释读，也表现了后人对于前人的隔膜。其实以史论史，复古的《天朝田亩制度》与开新的《资政新篇》都与那一场农民战争离得很远。复古中所含结的历史回声和开新中所折射的欧西文明性属异路，本自不可勾连。两者相逢而且相容于太平天国的庙堂里，正说明了它们的范围都没有越出文字之外。由于没有越出文字之外，思想与思想的抵牾便不易显现，而化为力行与力行的冲突。对于长在厮杀之中的老兄弟和新兄弟们来说，两者同是悬空之物。显然，这种悬空之物难于进入他们的生涯，也难于进入他们的思想。在太平天国的历史过程里，用文字写出来的恢宏常常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与内战造成的骨岳血渊相比，它们容易流为一时独白。

然而战争由杀戮以行催锄，战争也由催锄而重铸历史。以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为观照，则延续了十多年之久的太平天国的风雷过地中已经催发了人世的嬗蜕。这是一场失败的农民战争，但它所留下的脱序和板**却在为后起的变迁造因果。于是，随之而来的六十年代便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起点。

乾嘉之后，世风变，士风亦变，经世之学在久蛰之后复兴，作育出一群一群的读书人。他们是儒学知识分子中最肯切近时务而有心担当世运者，也是儒学知识分子中最多忧思和识见者。然而时当官场颟顸，这些人另属一类，他们大半身在国家权力结构的重心之外而为成规和章法所困。因此，他们的忧思、识见和用世之想便只能向纸面上发抒，化为滔滔的讽议和论说。成规与章法因积久而成否塞固结，这是一种原本难以打破的否塞固结。但太平天国起东南，其重造乾坤的暴力以满天杀气肆行倾覆摧毁，刀锋扫过之后，成规章法否塞固结遂一变而为千疮百孔。而后，由经世之学孵育出来的知识分子能够从固结破裂的地方次第立起，走向连天兵火之间，也走向国家权力的重心。与旧日的官场颟顸相比，这些有心担当世运的人物既多以实事程实功的自觉，也多敌忾悍鸷的自觉。于是，此后的内战便成为以满天杀气对满天杀气的过程。这个过程贯穿了经世书生扑灭造反农民的挫跌颠沛与百战艰难；也贯穿了绵延的战争对国家权力的改造挪移和国家权力在官僚群体之间的此长彼消。两者都在促成人物和制度的代谢。因此，为战争所磨砺又为战争所造就的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和成群以军功致通显的举子士人便连聚而为东南群帅，成了国家权力结构里的后来居上者。他们各自从战场走到官场，而曾经久作议论的经世之学则借助于这个群体汇入了国家权力，转化为直接影响和支配时务的政治力量。这种变化由内战所触发，但时逢十九世纪中叶，对于面临着千古剧变的中国来说，这种变化中深含的历史理路一定会越出内战。它们一经产生，便急迫地卷入了中西交冲。

十九世纪的中西交冲以暴力和侵逼为底色。西人执暴力作侵逼起于四十年代的中英鸦片战争，然而中国人对西方真正意义上的回应却开始于英法联军之役以后的六十年代。两者之间留下了二十年漫长岁月。二十年前，中英之战曾震动海疆。主战的林则徐、主抚的琦善、议和的耆英，以及众多身涉兵事的文官和武官都目睹过中西之间用枪炮演示出来的强弱之比，并留下了各自的记述、愤懑和唏嘘。此后耆英在广州主持夷务，特为购洋枪进呈，期望向道光提供些西洋利器的感性之知，并由此引发“仿照”之想。嘉庆年间，畿辅天理起事。当日还是一个阿哥的道光曾亲手用鸟铳击杀过突入宫门的“教匪”，两发而两中，显见得是一个弄枪的内行。作为一个内行，他能够激赏洋枪之“绝顶奇妙”和“灵捷之至”。但雨过天晴之后他并无效西法的急切：“卿云仿造二字，朕知其必成望洋之叹也。”帝王的不识世变与性惯因循封杀了战争冲击下产生的观察、比较、悬想、论说，这一类以中西议来日的题目便不复再现于奏疏之中。产生于其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虽然后来一枝独秀，久被推崇与推衍，然而那个时候却只能是一种私议。在成规和章法造成的固结面前，思想和见识所能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于是，那一场战争在时间上与中国的君臣越来越远，在精神上也与中国的君臣越来越远。二十年之间，林则徐、耆英、琦善都先后谢世。岁月磨人，但岁月亦翻新，当英法联军之役以后西人涌入长江，中国士大夫中最切近地直面彼族的，已是从内战中崛起的那个知识分子群体了。

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之变，长江流域正在兵火连天之际。战胜的西人溯江而上，火烧圆明园的创巨痛深因之而被带到了东南群帅的眼前，并由眼前而入心头。这些人虽以军功自立，而自负的则是学以济时的经世致用。所以，在内忧和外患的交迫之中，他们因审视西人而重历了四十年代忧时之士观察、比较、悬想、论说的耿耿心路，但思虑所结，其心路中内含的惶急、沉重、执着和迫切，都已远远超过了前人。与彼时笼罩多数的懵懂相比，惶急、沉重、执着和迫切都表现了清醒。而后知行合一，效西法以图自强的练兵、制器便勃勃然先起于东南。在两次民族战争失败之后，效西法以图自强的兴作更张正表达了中国人对西方侵逼的自觉回应。这个过程留下了经世之学在艰难时世里曲折延伸的路迹。中西交冲在逼扼中进入了时务，催生出种种古所未有的新义，于是而有后来被称作洋务运动的那一段历史。以新陈代谢论十九世纪，中国的近代史开始于四十年代，而中国社会自身的近代化变迁则开始于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比四十年代更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历史，然而以六十年代比四十年代，后起者的胜处不在议论而在臂力。十年内战牵动天下，使东南战场成为国家的重心；也使国家权力的构造在胜败利钝起伏中被迫着演变和重组。由是兵制破，则兵权移向地方；度支之法破，则财政移向地方。演变和重组都在以下移的国家权力再造战场优势，而自负经世济时的东南群帅则因之而成为当日中国最有臂力的官僚群体。这种在内战中聚成的臂力是常态的君权社会里不可能出现的，但世路上的嬗递却大半作成于常态之外。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因中西交冲而懵懂初开的人物是人口中的少数，也是士类中的少数；而以历史的惯性和经验作比照，则效西法以图自强的事业显然都在惯性和经验的范围之外并因之而于古无征。以人口中的少数做于古无征的事业，那一代为洋务开先河的人们凭的正是臂力。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左宗棠在西湖里仿造轮船，李鸿章在苏南开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金陵机器局，都是旧轨之外另筑新基，其间的人力物力制度功令无不出自国家的成规成法之外。下移的国家权力化为疆吏的臂力，而后疆吏能够在法度之外施展抱负。同他们比，四十年代的中国仍在常态之中。常态的中国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催化出于古无征的事业，因此，民族战争失败换来的真知灼见只能寂寞地留在思想史上，供读史的后人评点叹赏。

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久苦内战的长江流域在历经兵燹之后先入新旧嬗递。曾国藩后来说：“东南新造之区，事事别开生面”，明言这一地域在当日的中国已先得风气而自成面目。然而以“新造之区”作“别开生面”，盘结于文字之间的正是太平天国挟农民战争搅动天下的十四年历史。比之老兄弟和新兄弟们营造金陵小天堂的努力，真正不灭的是他们在搅动天下的过程里为后来的历史所造的前因。

二〇〇一年

二、维新变法与儒学的异化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西之间由战争而促成了大规模的交往。而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民族矛盾的逼扼演化为两个相关的历史过程：一面是疆域和主权的破碎；一面是这种破碎化作逐层累积的精神冲击，并最终导致了二千年岁月文化铸成的中国自我形象的破碎。前一个过程发生在世人眼前，其触目惊心曾直接地促成了六十年代从内战中崛起的那一辈人的“自强”意识。后一个过程则发生在世人的心头，由忧思衍释出种种危言，并在九十年代积议论而成思潮，催生了倾动天下的维新变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因之而成了思想史上别开生面的人物。而就其出自儒学又轶出旧轨以别开生面而言，他们所体现的历史嬗蜕，正醒目地昭示了儒学的异化。

康有为以维新变法得大名。虽说他写过许多上皇帝书，但那都是给一个人看的。真正以笔下的文字召来“思想界之一大飓风”，引发了“火山大喷火”和“地震”的，是他重释儒学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前一本书究诘刘歆伪造古文经，湮灭了圣人的真义。此后“六经暗曶”，遂使东汉以来的儒学，皆与孔子无涉。后一本书说孔子作六经，以布衣改制而为素王，是个变法的行家。在他传给后世的微言大义里，十九世纪的中国人能够读出与欧西制度相仿的民主、议院、选举等等深意来。这种上掩百世下掩百世的笼罩力，使孔夫子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由“大成至圣先师”巍巍然成教主。康有为自信这两本书“摧廓伪说，犁庭扫穴”，功在“提圣法于既坠”而“出诸儒于云雾”。[1]但他前一本书摧毁了儒学传世的典籍，后一本书“考”出来的孔夫子，其实是一个儒学知识分子不认识的人。因此“诸儒”还没有走出“云雾”，康有为就已经成了掊击的对象。孙家鼐说：“孔子制法一篇，杂引谶纬之书，影响附会，必证实孔子改制称王而后已，言春秋既作，周统遂亡，此时王者即是孔子。无论孔子至圣，断无此僭乱之心，即使后人有此推尊，亦何必以此事反复征引，教化天下？”[2]陈宝箴说：“据一端之异说，征引西汉以前诸子百家，旁搜曲证，济之以才辩，以自成其一家之言，其失尚不过穿凿附会，而会当中弱西强，黔首坐困，意有所激，流为偏宕之辞，不觉其伤理而害道。”[3]张之洞尤“不信孔子改制”之说，深恶康党从泰西景教那里学来的“孔子纪年”，指顾之间，由热脸相向一变而为冷眼睥睨。在戊戌年间的中国，这些人都曾与维新变法同过路，但他们又都无法容忍康有为笔下的那个孔子。更自觉于文化保守主义的王先谦、叶德辉之类，则直言其用夷变夏，合种通教，“诬孔子以惊世骇俗”[4]。比之西太后的杀气，这种围绕儒学的文化论争内含着更加深刻的历史内容。

康有为是一个尊孔的人，又是一个因震惊而羡服西政和西教的人。在“中体西用”那个命题里，这两种东西是分开来的；但在康有为手里，这两种东西却分不开来：

春秋之作，何为也？郑玄谓大经春秋，大经，犹大宪章也。纬称孔子制法，所谓宪法也。孔子，圣之时者也，知世运之变而与时推迁，以周世用。故为当时据乱世而作宪法，既备矣，更预制将来，为修正宪法之用，则通三统焉。孔子又为进化之道，而与时升进，以应时宜，故又备升平太平之宪，以待将来大同之世修正宪法之时有所推行。各国之为宪法，限于一国及一时。春秋之宪法，则及于天下与后也。[5]

这一类文字在汉学与宋学的家法之外别成一路，既不能以逻辑通，也不能以义理通，剩下来的只是些独断。独断不会产生说服力，其不为多数人喜欢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康有为的独断又是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并因之而耐得住读史之际的咀嚼。与“中体西用”之确然自信相比，他以西学解读孔夫子的心路之中其实已不再有足够的自信。牵强附会和穿凿独断的背后，正是中国自我形象破碎所留下的一片惶急与悲哀。二千年来儒生心目中的万世师表在西化中变成了素王和教主，随之而来的是儒学的异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老师陈旭麓先生说过：康有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新儒家（他说：十九世纪的新儒学为了变革而把西学引入孔学；二十世纪的新儒学则是面对欧风美雨的冲涮而苦苦固守本位文化）。

当社会思想已经面临嬗蜕的时候，儒学的异化便不会是一种个别的现象。初版于戊戌年间的《天演论》以进化为国人启蒙，留下了长远的思想影响。但以当时而论，它最能震动人心的地方却在于“物竞天择”那一套道理。五十年来，民族矛盾的逼迫使忧时之士常常申论“势”与“理”。前者讲的是强弱和利害，后者讲的是善恶和是非。为势所抑的中国人始终在心里守护着理。然而“物竞天择”以天道和运会倡说强弱利害，遂使善恶是非一面不能不奄奄消歇。时人说：“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6]。后来随风远播的“世界潮流，浩浩****，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正是由物竞天择推演出来的一种认识。这个过程摧毁了儒学中的许多道理。严复在《天演论》自序中说：“今夫六艺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尔。”[7]他自认是一个儒者，但经他改造过的进化论，却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精神上疏离了圣人之教，而后是二十世纪儒学的普遍衰弱。

与制造思想的康有为、严复相比，“自梁启超、徐勤、欧榘甲主《时务报》、《新知报》，而异学之诐词、西文之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力、抵力、涨力等字，触目鳞比，而东南数省之文风，日趋于诡僻，不得谓之词章”[8]。种种来自经史之外的东西移入笔端，以文字的魔力鼓**一世，使人欢喜使人愁。这些从儒学中异化出来的文体为更新的思想创造了一种载器，此后的知识分子便一代比一代走得更远。

一九九八年

三、辛亥革命与蜕变中的知识人

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是中国知识人的一个蜕变期。九十年后回望那一段历史，我们面对的事件、过程、思想、情感，以及此中之是非和曲折大半是由这些人用文字留下来的，其间的呐喊、歌哭、论辩、叙说都记录了社会急剧变迁之际理路的激越和心路的苍茫。知识人的蜕变与革命的来临融汇于同一个动**的时代里，这种以思想的引入和播扬聚风云雷电，为晚清最后十年造轩然大波。由于这个以知识人为主体的过程最终倾覆了高居于人世间的君权。因此，追述辛亥革命，那一代知识人的人物形象和思想形象都是久被论说的题目。

十九世纪末期的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然而在失败之前从容断头的谭嗣同却为后人催生了一种轻死的精神。时人说方祸难初作之日，“有西人重其人，请与俱奔某国使馆避祸。嗣同谢曰：‘不有行者，谁图将来，不有死者，谁鼓士气？自古至今，地球万国，为民变法，必先流血。我国二百年来，未有为民变法流血者，流血请自嗣同始’”[9]。他自愿地选择了死，以四溅的颈血向天下显示了读书人的豪杰心怀。戊戌年过去之后，时序代谢，维新人物留给二十世纪的影响之尤明显者，便以梁启超的滔滔议论和谭嗣同的人格感召为大端。后起的革命曾与梁启超以文字争锋，但谭嗣同的感召则能够穿越维新和革命，长久地引发忧国之士的心底共鸣。[10]感召和共鸣，都折射了那个时代正在知识人中涌起的滚滚心潮。因此，从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开始的传统士人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化，其代表性人物和人群的主流所归，非常醒目地表现出读书人向志士的转化。两者交叠于中国历史的过渡期里，遂使蜕变中的知识人急速地脱出圣贤意态，走向豪杰意态。之后，自由、平等、民权、共和、国魂、革命等在知识人的笔下学理远播，而与之结伴同行的，却常常是知识人用侠气造出来的轻死剽急。徐锡麟杀恩铭，吴樾炸五大臣，汪兆铭谋刺摄政王，都曾经轰动一时，使人目睹书生操刀，心中的道理化作手里的枪弹和炸弹而成其逼来声势。接二连三的党人以侠气点燃个人意志，焚烧出来的一片一片犹如风中的炬火，光焰倏然腾起，又倏然熄灭。在这种意志燃起的烈火面前，对手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都已变得很轻。当日“户部侍郎铁良南下，搜刮民财，急于星火，东西各省，元气大损，怨声载道。有鄂人王汉谋狙击之于顺德府，卒以戒备严密，无从下手，乃愤而书遗书一通，并将所携手枪存于逆旅，自投井而死。”[11]王汉出耕读之家，父兄俱名诸生，少受庭训，年十八通五经大义，本属名教门户之内的规矩人，但在二十世纪初年一经溶入知识人的蜕变之中而为时潮所浸洗，却成了一个枪手并因之而一去不归。其间的变化，有如脱胎换骨。作为志士群里自生自灭的一员，王汉在当时和后来都不算名人。正因为如此，他所走过的路迹能够真实地反照出志士精神的一种共相。陈天华作《警世钟》，而投海于日本；杨笃生作《新湖南》，而投海于英国。他们的文字唤起过许多国人，但自己的一腔忿郁却全部掷进了万里波涛。知识人中的优秀者一个接着一个地为扑满死，为信念死，为醒世死，为愤怒死，他们的血灌溉了理想主义，也灌溉了轻死剽急。遂使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里，理想主义因轻死剽急而高涨；轻死剽急因理想主义而激扬。在两者的交相感应之中，理想主义和轻死剽急都会感染更多的人，于是“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沐日月浴百宝光，轻生七尺何昂藏”[12]便成为那个时候的一种道理。身当风会所煽，身出翰林的蔡元培，文章冠多士的章士钊，以及日后为德先生和赛先生作前驱的陈独秀，都曾在密室里用功夫，做过“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热心人。与十九世纪的士风相类比，这些显然都是异相。

异相表现了嬗蜕。二十世纪初期范型的知识人因之而具有一种自成一格的面目。他们在革命的催化下一面志士化一面近代化，手眼所到，常常都会着力撕破传统。然而在血脉之中，他们那一代人与二千多年积成的士人精神仍然相连相通。作《革命军》的邹容从日本来到上海，出入于新人物群聚的爱国学社，而“性倜傥，喜詈人，谓诸社生曰：‘尔曹居上海，在声色狗马间，学英文数岁，他日堪为洋奴耳，宁知中外之学乎？’社生群聚欲殴之，乃去。”[13]邹容率性而言，以“中外之学”作尺度，对“声色狗马间”的人物无分新旧皆任情咳唾，流露的正是一种蔑视商业社会的士人本色。后来章太炎致书孙中山，追叙“同盟、光复初兴，入会者半是上流，初无争竞，不图推行岭表，渐有差池。盖被习文教者寡，惟以名号为争端，则二会之公咎也。”[14]他以“文教”为尺度，在革命群里显分人等，笔意中流泻的显然是士大夫独有的精神上的贵族气。在这些人身上，知识和观念的近代化并没有消解历史留给他们的文化心结。

从上个世纪以来，知识人转化为绅商已是一种可见的社会现象。与此相因果的是“商战”之说甚张。但为文化心结所罩的那一部分知识人却始终与商人和商战离得很远。在以四民分天下的时代里，士言义，商言利，由此筑成的界限带着固结的褒贬在人心中延续了二千多年。所以士人以贱商为常态。然而贱商的士人又大半尊侠。燕赵之地的屠狗者因之而常常成为他们笔下怀念的对象。这种偏斜写照了言义的士与行义的侠在中国文化里的对称，也写照了士气与侠气之天然相印。在文字的释义和复述之中，对称和相印都容易演为士人精神的一种心传。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知识人在蜕变中分化。与其间借助于新学踏倒了义利之辨的士而商者相比，背负着历史情结和文化心结的人们更喜欢说大义。他们正在向新知识分子转化，但他们又是最后一代士人。因此，在鼓**革命的过程中由言义而行义，出自历史文化而熟知的侠气便非常自然地流入了士气，变人气质，也变人面目。于是而有造炸弹的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和“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的章太炎、邹容。与他们同属一类的，还有以宦家女子作“鉴湖女侠”，挟侠气生，挟侠气死的秋瑾。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里，知识人的豪杰意态和知识人的轻死剽急曾经为后来诞生的民国助产，然而追说渊源，这种豪杰意态和轻死剽急大半是由二千年士人的精神传统养育出来的。由此留下的种种悲壮在文字记述中常读常新，但作成悲欢的轻死剽急终究不是一种能够升华的东西。随后而来的年代容纳不了它们。因此，在随后而来的年代里，它们便成了历史视野中消失了的东西。

二〇〇一年

[1]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2页。

[2]孙家鼐：《奏译书局编纂各书请候钦定颁发并请严禁悖书疏》，见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0页。

[3]陈宝箴：，《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见叶德辉编《觉迷要录》卷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第43-44页。

[4]叶德辉：《〈长兴学记〉驳议》，见苏舆编《翼教丛编》，上海：上海书店，2002年，第103页。

[5]康有为：《刊布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题词》，见《康有为政论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07页。

[6]胡汉民：《述候官严氏最近政见》，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第146页。

[7]严复：《天演论·自序》，见杨松、邓力群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第452页。

[8]叶德辉：《〈长兴学记〉驳议》，见苏舆编《翼教丛编》，上海：上海书店，2002年，第103-104页。

[9]《清国殉难之烈士传》，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8页。

[10]《苏报》1903年5月24日说：“戊戌政变，谭浏阳以为国流血自命，而汉口、广东接踵而起，社会教育之势力，期效大验。”

[11]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92页。

[12]《秋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82页。

[13]章太炎：《邹容传》，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63页。

[14]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