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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本相和科学的声势（第1页）

科学的本相和科学的声势

——《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以近代中国科学社为中心》序

近代中国的科学和技术都是从西方移接过来的。与李约瑟所举古代中国“科学与文明”之自有源流相比，这种移接显然不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十九世纪的中国人一败再败于西方人的枪炮轮船，而后舐血审视于心畏力绌之际，起“师夷长技”之心。而后是使中国人创深痛巨的东西遂成了中国人最先接受的东西，近代技术因之而进入原本不尚技术的中国，也因之而始终与国家的富强牵结在一起。这个过程在历史变迁中留下一种声光化电的恢张之势，与之相对称的，则是长技之名一变而为“西艺”，再变而为“科学”。因此，胡适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上溯“三十年来”，以为“科学”一词在中国“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与戏侮”[1]。这种映照于科学的声势，其实大半是由技术铺垫出来的。

然而与技术之归积于物化相比，科学的“无上尊严”从一开始便涉入了中国人的文化。彼时先入潮流的一代人都相信“欲效法西方而撷取其精华，莫如绍介整个科学。盖科学既为西方文化之泉源，提纲挈领，舍此莫由”[2]。在中国人已经识得声光化电之各分门类以后，“整个科学”显然是意在用统括作笼罩。由此所要引入的“西方文化之泉源”，重心不在知识，而在于整体上同中国人的文化相对待的思想和观念。因此，自“西艺”演为“科学”，则科学便不能不大踏步地卷入古今中西之争。与偏重在知识之产生和积累的格物致知一面相比，其挞伐旧学的声势无疑更容易广播远走，也更能影响正在急迫地回应西潮的中国人。当日陈独秀尊科学为“赛先生”，而用意本在于拖来一门重炮，其间的理路皆出于除旧布新。所以史华慈后来说：“他把科学看成一种武器，一种瓦解传统社会的腐蚀剂。”而与之相表里的，则是“他的学识使他把科学与自然主义的粗陋形式混为一体”[3]。这些显然都不在科学的本义之内，但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却正是能够唤起敬畏和信仰的东西。《湘江评论》报道长沙雷击“触死数人”，说是“城里街渠污秽，电气独多”，而后据此为“科学常识”，以力辟邑人心中的“五百蛮雷，上天降罚”，并总论之曰：“不信科学便死。”[4]若以相关的知识为尺度，由“街渠污秽，电气独多”说雷击之因果，显然不能算是通论。然而一经以科学之名作宣述，则这些道理自能得居高临下之势而成其沛然莫御。其中震慑人心的便是对于科学的敬畏。由于敬畏，中国人的礼教、文学、法律、道德、宗教、史学、哲学都曾在赛先生的一击再击之下没有还手之力。这个过程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相牵结，在二千多年孔学的独尊被推倒的地方立起了科学的独尊。而后“一切社会活动，一切精神作用，无不成为科学底对象，科学底疆土”[5]。然而就科学之为科学而言，这种借敬畏而得到的“尊严”实在是一种异态。罗家伦曾说“西洋科学与宗教战争史中”有着许多与血色相染的“奋斗”和“牺牲”。其间的“真理”都是“从苦斗中才挣扎出来的”[6]。以此相比较，则中国人原本相信“天圆地方”，而一径与“西洋的地动说”相遇，便“马上接受，从未发生过流血的惨剧”；原本相信“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而一径与“进化论”相遇，便“也立刻说起天演和物竞天择和人类是猴子变来的”[7]。这种观念的挪移有如望风披靡，弃与就都显然太过轻易：

像这样容易接受思想，只是以表示我们的不认真、不考虑，哪里是我们的美德？容易得，也就容易失，容易接受思想，也就容易把它失掉。[8]

科学的移接需要思想过程，而万千人的敬畏却并不是一个思想过程。作为一个观念，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没有遇到阻力。因此，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容易造成的是一种缺乏深度的广度。自一面而言之，科学为舆论所激扬，可以成为人心中能够回答一切问题和评判一切是非的东西；自另一面而言之，则是外行可以比内行更多据有科学的自信和引用科学的热切。二十世纪前五十年里的中国，各色社会思潮腾越摩**，有如沤浪相逐。思潮与思潮之间常常因理想生歧义而以冲突为常态，但每一种思潮都相信自己为科学所派生，以科学为法则。与之相匹配的，则是科学的泛化和学术的剧变。严复说：“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9]丁文江说：“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方法。”[10]他们都不能算是外行，而以推尊之心发为议论，则了无端崖。于是，在广罩的“律令”和“万能”的“方法”面前，物理、人事以及精神世界里的信仰、意念、良知、情感、理解力、想象力都成了没有界限而可以一体处置的东西。当日牛顿曾说：“至于说到我以万有引力所记载的天体海潮对于我们所表示的现象，我并不曾定下这种引力的原因。”因为“我还不能从这些现象里演绎出引力本质为何而有的理由，并且我不曾设立这种假定”[11]。他所表述的都是认知过程的有限和认知结果的有限。与严复的“律令”和丁文江的“万能”相比，其间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虽说牛顿更能代表科学的本来面目，但在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眼里，“西方学术就是和科学没有关系的，也须受科学的洗礼，大家才觉得他有成立的价值”[12]，亦步亦趋之中，“律令”和“万能”便始终成为支配多数的力量。此后的学术因此而能够别开生面，而推陈出新之际移此接彼，也多牛头不对马嘴的自说自话。与社会思潮的起伏和来去相比，学术中的别开生面和自说自话都更耐久。鲁迅在《破恶声论》中说：“奉科学为圭臬之辈，稍耳物质之说，即曰‘磷，元素之一也，不为鬼火’；略翻生理之书，即曰‘人体，细胞所合成也，安有灵魂’？知识未能周，而辄欲以所拾质力杂说之至浅而多谬者，解释万事。不思事理神閟变化，决不为理科入门一册之所范围，依此攻彼，不亦傎乎？”[13]他不相信精神世界里的东西都可以化约为物质现象和物质关系，所以宁肯独守“事理神閟变化，决不为理科入门一册之所范围”那一面的道理。这是一种少数的道理，但往往更有深度。

中国需要科学，然而“律令”和“万能”之深入人心，又使科学承担了太多的责任。所以，因需要科学而接入科学的过程便常常要苦于声光与真知的不成比例。二十世纪中叶，潘光旦曾作《正视科学》一文，深论五四后“二十八年”里“科学研究的推进”和“科学的实际应用”皆“说得多、做得少”，并因此而一望无际而又不成模样；而尤以“科学精神”的稀薄为大憾。当年胡适以科学的“无上尊严”为可观，而此时潘光旦作反思，则深咎科学精神之“阙如”，根源都在于科学的独尊：

真正懂得一些科学精神的人认为科学与偶像是一个名词上的矛盾。科学自身是无法构成为一种偶像的。

因此，

讲求科学精神的人决不偶像化任何东西，更不偶像化科学，也无意打倒什么偶像，因为知道，只要科学精神逐渐传播开来，成为广泛的教育的一部分以后，所有世间的偶像便不打而自倒。唯有不了解此种精神的好事之徒，才借了科学之名，专做他们所谓破除迷信与打倒偶像的举动。[14]

而由这种“好事”牵引出来的，实际上“不是清明的理智，不是和平的心气，而是一番热情，一阵肝火”[15]。科学一旦成为声势之所在，则传播科学的过程常常会得不到科学。任鸿隽说：“目下的中国，提倡科学的声浪，虽然是甚嚣尘上，但科学是什么恐怕还没有真正的了解。”[16]与这种“甚嚣尘上”所对应的，显然也是“好事”而且捷给的外行。由二十世纪中叶返视此前五十年之间的路迹，多见科学之失其本相，而后能够深悟科学的本相是需要自觉守护的。

张剑博士穷数年之力于“中国科学社”的人物与史事，耐苦耐劳，以心血结为此书。借助于他的努力，我们可以贯通地读到当日中国最大的科学社团在半个世纪里的产生、发展和式微的历史。这是一群科学的内行，他们毕生的志愿都在于中国的科学事业。然而在一个科学据有“无上尊严”的时代里，他们脚下的路却越走越窄。这是一种深刻的矛盾，而后人读史，又是一个不能不深作思考的题目。

二〇〇四年

[1]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页。

[2]樊洪业、潘涛、王勇忠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任鸿隽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25页。

[3]史华慈：《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兴起》（英文本），第9-10页，引自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雷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3页。

[4]毛泽东：《不信科学便死》，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3页。

[5]《在创刊号底卷头》，《二十世纪》，第1卷，第1期。

[6]罗家伦：《知识的责任》，韩文宁、张爱妹编：《罗家伦史学与教育论著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5页。

[7]罗家伦：《知识的责任》，韩文宁、张爱妹编：《罗家伦史学与教育论著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5页。

[8]罗家伦：《知识的责任》，韩文宁、张爱妹编：《罗家伦史学与教育论著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5页。

[9]严复：译《群学肄言》自序，见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3页。

[10]丁文江：《科学与玄学》，见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3页。

[11]PhilosophiaeNaturalisPrincipiaMathemati，1687，转引自罗志希：《科学与玄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0页。

[12]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第六次年会开会词》，见樊洪业、潘涛、王勇忠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任鸿隽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7页。

[13]鲁迅：《破恶声论》，见《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卷（1898-191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49页。

[14]潘光旦：《正视科学——“五四”二十八周年作》，见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第10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4页。

[15]潘光旦：《正视科学——“五四”二十八周年作》，见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第10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4页。

[16]樊洪业、潘涛、王勇忠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任鸿隽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