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革命所改变的东西和没有改变的东西（第1页）

革命所改变的东西和没有改变的东西

——丁业鹏《百年孤独：写给大众看的辛亥革命》序文

民国初年康有为曾追叙晚清“各省督抚任意赋课于民，别设善后局，听其调度，督抚意欲如何，则指挥如意，政府不得难之，且或不得预闻也”，视为大悖；然后举“今各省都督自收其税而不纳于国”，且“以私意署群司，以喜怒专杀戮，体制类国君，僚属类臣仆”作对照，统括言之曰：“因旧督抚专权之弊，成今都督割据之害”，而“适于革命之后，更用军兴之制，各都督拥兵自立，无所秉承，募重兵而专杀戮，用私人而任黜陟，聚财货而行纸币，争地域而事战攻，肆贪欲而厚贿聚，其于中央政府，只禀正朔而已，岂徒不奉号令，亦且不奉贡职。”[1]他意在用晚清的大悖反衬民国的更悖，而连类相比之际，则实证地说明：在晚清与民国的历史连接中，曾以“新纪元”为愿想的革命不知不觉便已卷入其中，变成被淹掉和被消化的东西。而后是在历史中产生的革命，又为历史所改变。革命之不能离地飞天而游走于历史之外，盖在于此。因此武昌起义后三个月，孙中山作《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说：“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2]他用“踣而去之”说革命之后的赤地新立，富有代表性地表达了党人共有的自负和自信。但相隔五年，他在阅世既久之后已经深知“踣而去之”的东西其实依旧还在眼前：“失去一满清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3]比之“踣而去之”，这些话非常痛苦地承认了一场“成功未有如是之速”的革命并没有在中国改变他最想改变的东西。其时孙中山与康有为立论完全相反，而对比革命前后，所见到的今时之弊犹往昔之弊和今时之弊甚于往昔之弊，则显然相近。

革命没有实现预想中的愿景，然而作为一种历史的震**，革命过后，留给中国的不会真是了无痕迹。当时和后来袁世凯都被视为革命的反面，但即使是袁世凯，其谋划帝制之日所操弄的各种团体请愿和各个地方请愿，都意在营造多数，使洪宪皇帝在外观上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被选举出来的皇帝。在初试共和之后的中国，这种人造的多数和选举，显然都是以民权政治和代议制度为样式模仿而来的。而比之两千多年里新朝之君以“天命所归”和“奉天承运”为理据，则此日之皇帝须借用多数和选举作理据，便不能不算是大异。这种古今之间的歧义，正说明了帝制反共和，但帝制同时又在共和带来的观念制约之下而不知不觉地被牵着走。继起的宣统复辟以“虚君共和”为宗旨，其间所臆想的行民权的帝王又因两头之间深深的抵牾而去古益远。之后，皖系的安福国会和直系的曹锟贿选，皆因太多的收买而秽声四起。这些人手里都有枪，然而他们面对共和留下的代议制度，皆宁可用金钱运动政治，买一条路来走，而不敢推翻既有的成法以另造一局，则亦见共和观念虽然屡经风雨飘摇已千疮百孔，但他们所代表的那一套道理，彼时依然在为当日的社会立规则。因此，十多年里武人当道而攻战不休，但其彼此之间以通电相讨伐，则多见“国际公例”、“本国法律”、“受人民托付之重”、“夫共和主权在民”、“现代新潮流”，以及詈人“专制”而自居“民主”，等等。究其来路，这一类被用来申张大义和尅制对手的东西，显然都取之于革命传播的共和论说之中。这些作通电的武人都由晚清入民国，就其一人一身而言，皆非那个时代自觉的共和主义者。但也正因为这样，他们一个一个地引共和论说中的概念和词汇来表达自己，又非常具体地以其各自的归附时趋为实例，显示出民国和晚清之间社会心理与社会观念的不同，从而折射了革命在中国留下的变化和影响。

为革命所改变的东西和革命没有改变的东西共存与历史之中，写照了这一场革命的程度和限度。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七十年中西交冲里，中国社会始终在回应西潮，又始终在回应西潮的同时不断嬗蜕。由此形成的近代化过程曾明显地促进了知识人的变迁，城市的变迁，沿海沿江地区的变迁，以及与这些变迁俱来的思想意识政治制度与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深层结构脱节。若以后者比前者，显见得七十年变迁所造成的近代化，其实是一种扭曲的近代化。因此，辛亥革命继七十年历史变迁而起，便不能不成为一场先起于沿海沿江的革命，一场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一场以知识人为重心的革命，一场用思想意识改造政治制度的革命。而七十年累积起来的脱节，又使革命想要“踣而去之”的东西成了与之间隔太远而力所不及的东西。其程度和限度都以此为因果。一百年来，后人读史最能触发深思久想的，常常是这种与革命交缠在一起的历史矛盾。

丁业鹏君以《百年孤独》为名叙述辛亥革命的历史，意在表达他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和感悟，“孤独”一词应当内含着历史所留给它的那种脱节。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事实，但内含于历史事实中意义则需要解释和解说。同一段历史之能够一遍一遍地书写，正在于一代人和另一代人，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读史之际的理解和感悟常常不会一样。而每一种理解和感悟都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视野，能使我们对历史的本相和内涵看得更分明一点。业鹏随我读史有年，是个肯用功夫的人。他作这本书立意虽是“写给大众看的”，而其叙述则于通俗之中一秉史家笔法，自有一种学术上的严谨。因此，写给大众看的历史同时也是可靠的历史。

二〇一一年

[1]汤志钧编：《康有为政策论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47、749页。

[2]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1912年1月1日）》，见《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页。

[3]孙中山：《建国方略·自序》，《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