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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寸累铢中切近历史（第1页）

在积寸累铢中切近历史

——《上海：中西交汇里的历史变迁》序

袁燮铭教授出书，嘱我作序，以师门情谊而论，亦同途共路中的相濡以沫之义也。

燮铭小我两岁，当年同属“老三届”，后来同属“七七级”，用胡林翼的话来说，都是从尘埃里爬出来的苦人[1]。二十二年之前我入陈旭麓先生门下学史，与燮铭是一届里的同学。此后又先后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枯坐于冷板凳上，以潜心读史为业，其间岁月染白头发。今日远看后生辈倒海翻江，纷纷以赤手缚龙蛇，已自觉是老马嘶风而感慨系之了。

我三十岁读大学，虽然志愿本在历史学，而彼时喜欢胡乱安置人，遂不明不白地进了政治教育系。此后四年，是身在政治多而学问少之中，见到的都是小知识分子及其搔头弄姿。与之相匹配的另一面，则只能是自己指点自己的旁骛杂收和好读书不求甚解。由此积成的是知识的不成章法与胸臆中的野气和桀骜。迨入陈先生门墙，始知大知识分子以学问宏通与厚德载物自成一种法相庄严，其气象所罩，已使桀骜一时全消。然而那一点野气却为先生所宽容而经久未褪，并常常要一为发舒而别成路数，以至今日时贤好以“国际规范”为格式，把学术弄得非常整齐有趣，如同八股文里的破、承、起、入和阅兵式里的一个一个方阵，每使我敬羡交集而自愧笔下流出来的思想和文字老是不肯入格式。与我这种野头野脑相比，燮铭一开始就出身于科班，因此章法厘然而且中规中矩。犹记当日入学面试，他分到的题目是列举与说明十九世纪后期的洋务企业。这个题目虽不算大却很灼人，是那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能用大而化之的办法糊弄过去的东西，用来考学生尤宜。其时我于近代史尚在半通不通之间，考试最怕碰到的便是记诵之学，将心比心，颇忧其答题之际顾此失彼，间有脱落，而燮铭言之头头是道，如数手掌里铜板一般一一枚举之而列述之，居然滴水不漏。出题目的黄逸平老师大悦，我也因之而识其读书之用功和细密，在后来的岁月里，用功和细密都成为他治学的基本品格。

我们这代人是通过读研究生走进学术界的，是被导师领着走进学术界的。在这个影响一生过程里，陈旭麓先生给了我们深邃，也给了我们宽大。因此，师门之内，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学术取径与学术风格，而不同的学术取径和学术风格之间又能够互相欣赏。我随陈先生读史之日，学的多一点的，是对于这一段历史中人物、思想、事件的认知和贯通、理解和解释，关注所在和关怀所在，始终是历史深处的意义。若借旧学作分类，其间的思辨和义理已是稍近宋学。而燮铭的旨趣则更多的放在考信一面。其学生时代所做的钱庄研究和硕士论文《工部局与上海早期路政》，皆能于材料爬梳之中出新，由积寸累铢见功夫，后一篇文章尤着力于工部局档案和大量中外文资料，为当时同一类研究中所少有，以方法和取向而论，显然是更近汉学一路。由此作比较，是一种取径与另一种取径并不相同，但就学术能够自己证明自己并只能自己证明自己而言，积寸累铢都已是说服力。因此，当初我推重之，至今仍然推重之。

近二十年来燮铭研究的题目多半与上海史相关联，并因之而常在档案馆里度日。上海史是一门新学，又骎骎乎正成为一门显学。然而真把上海史当成一门学问做，则学人生涯其实是非常辛苦和寂寞的。古人比历史记述之不可贯穿者为“断烂朝报”。像燮铭那样的以档案馆为学问之源头所在的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搜寻排比于不同年头、不同出处、不同文字的公文、尺犊、摘抄、禀报、记录之间，目中所见多横不成片段竖不相勾连，大半正与“断烂朝报”相类似，然则其学术过程便不能不以枯索和窒涩为常态。我眼看着他从四十岁到五十岁，又从五十岁走向六十岁，生命和光阴中的一大部分都用在了读“断烂朝报”里。其间罹目疾，而手术之后又继续再读下去。曾国藩说“但问耕耘不问收获”[2]，燮铭庶几近之。我想我们老师当年在知识之外教给我们的，也正是这样一种耐苦的静气。

在多年的学术政治化之后，现在见惯的是学术的商业化。学界众生热心于以经济学法则为通则，用投入产出计核学术之成本收益。而后是茁长的商业精神笼罩下，浮躁和浮嚣都成了众生相。以此相比衬，像燮铭这样的人显然是越来越不合时宜了。兴念及此，思之茫然。然而不合时宜的地方也是使人感动的地方。我相信他不知取巧的学术品格，所以也相信他的文章、著述、译作因不作成本收益的核算而会更多一点学术价值。

二〇〇七年

[1]胡林翼《致厉观察》云：“大抵用人之法，总须用苦人，心思才力多出为磨练，故遇事能知其艰苦曲折，亦能耐事。”见中国史学会编：《捻军》（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22页。

[2]《曾国藩全集》（第十四册），长沙：岳麓书社，修订版，2011年，第129页。曾国藩原自箴联语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