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寡头统治的威胁从文明到操纵 西方精英的信誉败坏与失位（第2页）

抽象作为获取权力的工具

这一转变的推动者实际上重新定义了人类生存的意义。他们得以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社会进步的标准，特别是那些起到把关（gate-keeping）作用的准则。进入更好的大学并因此成为社会精英的标准最后明显偏向抽象的、非历史的推理能力，而这种能力往往通过SAT、LAST、GRE等类似的考试来加以衡量。高智商就意味着聪明。有人常说“这对一个火箭科学家根本不算什么……”我们对一个专业突出的技术人员恭维不已。但谁会想向这类专家咨询任何重要事情呢？人文科学最需要的是拥有智慧、知识渊博的人，不过貌似我们时常把火箭专家当成真正的有识之士。

想想，权力就在于能够厘清智力是什么。这种权力决定了哪种理性会受到尊崇并获得青睐，首当其冲的便是大学中的权力。这种权力达到了为社会挑选把关的人的程度。它通过使抽象登上工具理性的王位，贬低更多基于历史和经验之上的理性形式，使得从智识上切断西方人与自身文明源头之间的联系成为可能。文明之义可以无中生有——这一进程在今日大大加快。最终谁将得到权势和地位呢？嗨！是那些天生具有抽象理性潜质的人。旧的传统与深刻的洞察力联系在一起，而无论什么缘故，倾向于反思这一点的人就是不受偏爱。

理性主义业已行之有效地削弱了西方古老文明的中心特征，将精英们拉下了马。不只是教育，就连政治、金融、商业等行业也被抽象的、技术的和工具的方式所占据。由历史演化而来的信仰、品味和行为被置之不顾。把社会的怨愤指向老守门人来给予理性主义以前进的动力，甚至激发理性主义，这种推测是否过于牵强？

现代科学经常被形容为“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开宇宙之谜，而是为了人类福祉通过实验以达到对自然的有限控制。假如科学不对自身的重要性言过其实，僵化成教条或要求知识垄断，那么这种科学真理的实用观点并不会对人类关乎当务之急的古老意识造成破坏，事实上却可以与之共存并使其提升。不过西方对科学和技术的重视是以触动内在生命这一传统文明的中心议题为代价的。很少有人会放弃现代科学的进步以及技术所带来的巨大便利，不过这些进步对生活质量的最重要部分真起到了提高作用吗？科学和技术是为善还是作恶的工具，这取决于科学知识被哪种权力所掌控。科学可能会受麻木不仁、目光短浅的风气所影响，成为不义势力的工具。不过科学也可能由具有广博而深刻感知能力的人来指向、掌舵，将其融进人类文明的更高目的中。

文明的中心任务是驯服、控制和改进权力欲望，让权力为值得赞扬的动机效劳。但理性主义的崛起与摆脱西方传统社会的道德宗教和文化约束与品位是一致的，并未显出不协调。它和其他事物一道迅速成为无节制地渴望权力和财富的工具。反对旧价值等级及其相应的社会等级次序的人找到了理性主义这个强力武器。

西方社会的转型不能仅仅归因于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元素，为了不显得过分强调这一元素，我们应当指出的是——不只是顺便提出，如此严重地影响了西方人的思想生活的理性主义，与另一个同样经历了深刻变革但看似截然不同的人类属性——想象一道共同造成了西方社会的转型。这看上去似乎自相矛盾：“枯燥无味”的理性主义打一开始就常与“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梦想休戚与共。后者频频有转向浪漫乌托邦的趋势。理性主义与更广阔而美好的世界那光辉的想象图景交织在一起，温暖了那些可能会因冷静的智识而感到寒心的人的心灵。在20世纪，声称要为全人类谋利的人道主义和平等主义意识形态，取代了传统以个人责任和爱邻爱乡为重的思想。社会工程这一现代信仰将理性主义蓝图的精神应用于社会或世界，同这些看似充满仁爱的计划所激起的情感一道重塑人类存在。[7]

我们现在暂不展开论述现代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在释放与助推权力意志上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它像事先设计好的那样将迄今难以想象的权力交到那些政治上的“人类公仆”手上。[8]

行为主义者和其他强调实证与量化的教条主义者甚至抢夺了人文学科在人性领域的地盘，他们的努力遭致大量的反对意见，但这暗示着理性主义的摇摆不定。那些因为抗议大趋势且回避价值问题而最受关注的人，尽管他们有时以“传统价值”的捍卫者自居，然而常常自己就是理性主义者。这尤其让人想起20世纪的一位作家——列奥·施特劳斯。他对事实—价值之区分（fact-valuedistin）的批评以反历史的哲学观念为基础，轻视“祖先”和“传统”，认为这不利于真正的哲学。后者必须关注抽象地构想出来的“本质”。他看似在为西方传统辩护，实际在怀疑从传统中寻找指引的习惯。近几十年来，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者向理性主义发起了挑战，但是他们同样常常玩弄那些大而抽象的、破坏既定价值的文字，排斥文明的真正理念。

正如学界那些具有抽象的、反历史的思维定式以及心态上可能憎恨社会的人破坏了人文学科一样，他们在更广泛的社会里破坏了传统西方文明的精神风貌。在金融界和商界，那些把强大的财富欲和抽象计算与整体操纵的窍门结合在一起的人日渐掌握了社会基调。他们逐步取代了更为传统的银行家和企业主。后者关注的不仅是利润，他们至少会关心雇员和当地社区的福祉。在金融界，理性主义和数学化激发了更为抽象、更无道德的经营趋势。这也助推了整个经济的金融化进程。股票连同新创的复杂金融工具——比如各种金融衍生品和最近的“信用违约交换（creditdefaultss）”，制造机会将资产和操控能力从实际经商者与借贷人手中转移到金融家那里。那些被抽象理性以及对旧传统与精英普遍存在的偏见所隔离开的人，再也看不到实际存在的人道价值，他们发现逐渐难以分辨道德与不道德、诚实与作恶之间的区别。可以说，那些将老练地操纵智慧用于无节制地追求发家致富和追求控制力的人，会流水作业般成为寡头人物。

一些业已出版的报告显示，对于在华尔街有权有势的人物，人们并不单单关注他们利润与收入的最大化。这些“演员们”普遍粗俗、暴躁，满口脏话，确证了他们与古代西方社会那些令人仰慕的、具有完满人格的贵族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9]

对传统文明的解构

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拥护者会坚称只要市场是自由的，这些趋势就都无关紧要。只要资金投入到能赚取最多回报的地方，所有人就都能得益。按照这种说法，文明的目的就是无足轻重、毫不相干的。在真实世界里，那些被贪婪耗尽生命以及那些偏好纯粹抽象的理性主义思考的有钱领导者，不止荼毒了自己公司的氛围，而且戕害了所有与之交易或受其影响的人。一旦他们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成为社会的最终守门人，就会对文明贻害无穷。一个由这些人所统治的社会将会日渐显得处于无情的操控之下。

我们社会的领导者告诉我们歧视是不可接受的。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职业场所，抑或是在体育、政治和市场中，所有人都应得到同等的机会。不能阻止任何人。最恶的罪是“偏见”。我们的社会要成为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不过与当前其他众多政治文化体制一样，机会平等的原则既显得虚伪狡诈，又与文明的观点背道而驰。它似乎在说所有有能力的人都应拥有平等的机会去工作，但实际却意味着要阻止拥有特定道德文化信仰的人去捍卫经历史演化而来的标准。比如对于那些为传统家庭安排以及女性角色进行辩护的人来说，这就不是机会平等，而意味着要谴责他们是“受压抑的”“难以容忍的”，要以他们为代价让其他人得益。一些最强烈地拥护机会平等的人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从不满足。他们的终极议题不是机会平等，而是以一种不同的精神特质去取代典型的传统价值。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实现，比如将经济活动看作是只关乎效率与生产的事宜，再比如使诸如正直、责任、文雅等旧的西方职业标准以及其他提升自我的准则显得无关宏旨。

就如通常构想的那样，机会平等原则没有看到，文明恰恰是通过否定这一原则而得以存活。它通过划清道德、文化和知识的界线，来宣布并执行其标准。它给一些人“A”，给另外一些人“F”。它喜欢聪明的哲学家胜过取巧的舞文弄墨者，喜欢虔诚的牧师胜过煽情的鼓吹者，喜欢令人起敬的法律工作者胜过不择手段的律师，喜欢诚实的商人胜过骗子，喜欢负责任的政治家胜过蛊惑人心的欺诈者。结束区别对待就是终结文明。换句话说，文明就是而且必须带有成见——支持能促进它的，反对会削弱它的。总而言之，它以具备完美人格的人为尊，以一心为己逐利的人为耻。然而常常上演的却是，机会平等为那些被传统西方文明所规劝和阻拦的人清除了路障。

美国本意是做一个宪政共和国。它让政府的权力有限而分散。这一管理理念假设人们会和那些在本文中被称为“传统”的人一样，对道德、文化和知识存有成见。因为前面所述的那些态度已经大大削弱并取代了这些倾向，美国因此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西方其余世界也踏上了一条类似的道路。在美国还可以看到宪政遗产及其相关文化的痕迹，但对权力的限制已大幅度削弱，形成并激励这些限制的传统文明也大大衰退了。美国人仍以“民主”而自豪，不过他们的观点和决定已经越来越被远在他方的人所操控。

尽管美国人与其他西方人中仍然有人带有准民主特征，但他们如今实质上生活在一个不断趋向寡头统治的社会里。寡头制的政治经济形式是国家资本主义或者“裙带”资本主义（ycapitalism）。这是一种日益没有疆界的资本主义，它试图在所有地方打破或绕过阻挡金融机会与操纵的国家主权。真正巨大的金融利益在其最着力之处，是能搬动政府的，其所关心的通常也远不只在金融上。有时会涉及这样一种假定的权利：让所谓优秀的人去操纵所谓低下的人。

目前的政体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寡头制的定义十分相近。它颠覆了文明的传统观念，让富有者得以操纵社会为己谋利。不过这种政体同样带有历史特定时期留下的特殊印记。它离不开反历史的理性、文化的享乐主义和感伤主义以及“机会平等”，这些促进了它的崛起，它也同样推动着它们发展。用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现在的寡头统治，就会发现这已足够反映生产方式的状况及其相应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利益。在此要指出的是，这种政体表明传统文明业已急剧衰落，它仰赖于经济利益和文化激进主义的协同合作。正是这种衰落让一群尤其贪婪和麻木不仁的寡头们有机会上窜，营造出越来越有利于操纵社会为其谋利的氛围。

资本主义寡头统治从摆脱旧文明的压制和约束中获利甚丰。随着传统文明的价值等级开始失去生命力，与之相应的旧精英们不得不停止扮演看门者的角色，寡头制得以获得并扩大其权力。通过鼓动一开始就出现的反历史的、理性的和一般而言更激进的态度，寡头制赢得了一切。它自然不会希望传统西方文明重现。它要防范那些已经让位的旧精英以及他们日渐失效的旧准则，或者普罗大众中更为传统的因素可能揭竿起义的任何机会。他们在学术、媒体、艺术、娱乐、政治和商业等领域支持反对传统的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削弱这种潜在的反抗。那些更为精明世故的寡头领导者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短期利益，还关注对长久控制力的保持。到了无法诋毁或者平息反对声音的时候，他们就会试图转移注意力。

为了克服障碍做成某事，人们经常与可能提供帮助的人秘密联合。联合是所有人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是一小撮个体集中计划并执行了对上述文化的解构，不过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些想法相似的人走到一起，组成一个庞大但绝非一致的联盟，真正的大金融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并操控着资源。

摆脱幻想的反作用

旧的西方世界没有以某种更强烈的方式创造性地重申价值等级制，反将其抛弃，从而将自身推入困境。那些专事破坏的作恶者正在利用这场持续已久的道德和文化转型并使其恶化。找出并指责那些人中最富影响力和最执迷不悟的——无论有多重要，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根本的问题是人类文明精神的缺失。只有一场道德、知识和美学的繁荣才能唤醒这种精神，将其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情境当中，重塑对优先次序的健全意识，使商业与金融各归其位。只想返回、重复或模仿旧的标准和规范将是徒劳无益的。考虑到西方转型的范围与深度，要使其方向发生显著变化，就需要巨大的能量和创造力。我们需要新颖而富有穿透力的艺术视角来激发对想象的重新定位，触发新的、抑或大胆的行为。同样不可或缺的是能洞穿所遇问题本质的哲学慧眼——尽管一旦没有艺术繁荣它便注定难见其效。换句话说，要重构与旧的西方贵族式价值等级相类似的制度，仍然来日方长。

但是西方世界正处于严峻的危险之中——道德上、思想上、美学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如此。然而那些公然不负责任的领导者——他们当中有许多完全不为公众所知，却向群众隐瞒了那些可能需要进行痛苦甚至剧烈变革的问题的严重性。影响力极大的人就算觉察到这些威胁，也不会去直言不讳，拿自己的地位冒险。西方残余的旧的文明生活理念正在遭受各种无情的抨击：文化与思想污染；政治正确的多元文化主义以及不宽容；带着外来文化涌入西方社会的移民，他们进一步稀释了对西方旧传统的忠诚。

西方世界目前的状况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也许还有必要大胆摆脱常规思维。通过标准的“保守”治疗让社会重上正轨，可以最大程度地减缓衰落的进程。无论主要是在思想上还是政治上，采取实际行动的基本前提都是打破关于问题实质与范围的所有幻想。对于文明的捍卫者而言，最急迫的需求是找到方式方法给大量仍然无知无觉的公众拉响警钟，告诉他们存在着一种只顾自身利益、日渐专横的寡头政制。

[1]EdmuioioninFrance（《法国革命论》），Indianapolis:Hackett，1987，p。43。如无特殊注明，本文关于该书的译文均采用何兆武等人的译法。（埃德蒙·伯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译注。

[2]S。T。Ce，TableTalk:RecordedbyHenryNelse（andJe）（《席间漫谈：亨利·尼尔森·柯勒律治（与约翰。泰勒。柯勒律治）的记录》），ed。CarlW，vol。14，bk。2ofTheCollectedWorksofSamuelTayle（《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文集》），ed。Kathleen，LondonaledgeaoyPress，1990，p。112。

[3]Johreatiseofent（《《政府论·下篇》》），Indianapolis:Hackett，1980，§34，p。22。如无特殊注明，本文对《政府论》引文的翻译均采用叶启芳、瞿菊农的译本。（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译注。

[4]Johsoion（《教育漫话》），§174，p。284。译文参阅徐诚、杨汉麟译本。（约翰·洛克：《教育漫话》，徐诚、杨汉麟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译注。

[5]S。T。Ce，LaySermons（Seon）（《布道》（第二训诫）），ed。R。J。White，Vol。6ofTheCollectedWorksofSamuelTayle（《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文集》），ed。Kathleen（Londonaledge&KeganPaulLtdaoyPress，1972，p。169，170。

[6]C。S。Lewis，TheAbolitionofMan（《人的废除》），NewYork:Mapany，1947，p。73。

[8]为帮助世界不幸之人而提出的笼统而貌似仁慈的政治方案是如何像量身定制地一样加强了满口仁义的政客的权力，相关的详细论述请参见ClaesG。RyheVirtuous:TheodtheQuestforEmpire《（道德自负的美国：民主的危机与霸权的图谋》），NewBrunswisaPublishers，2003。

[9]比如参阅AndrewRossSorkin，TooBigtoFail（《大而不倒》），NewY，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