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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的历史道德观（第1页）

柏克的历史道德观

瑞安·霍尔斯顿[1]

周晓薇译

不同的人对“历史认识”“历史感”或者“历史意识”这些术语有不同的定义，但是他们大致都赞同这样一个观点：这些术语的含义是人类存在依赖于过去的事件。在18世纪和19世纪，分属不同领域的思想家们，包括早期的阐述者维柯、柏克、赫尔德和尼采，都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探索。随着这一基本观点出现的是一种与之相关的看法：我们所面临的政治选择、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意义和我们的价值都根植于特殊的当前环境，并随之变化。尽管在20世纪和21世纪哲学家的思想中出现了一种日益普遍的历史感，但是这些基本观点进一步反映的内涵依然含混并且富有争议。因此，许多大体上可以被称为具有历史主义倾向的现代思想家在其他方面都行色各异，这些不同包括对人类认知、自由和道德规范的历史性的界定。因此，这篇文章将用大部分篇幅辨析历史主义思想中非常特别的一支，并证明它是一种思考道德和道德选择的方法。首先，本文会介绍柏克思想中的一些历史特征以及在他思想的启发下出现的一支特殊的历史主义思想。随后，文章将更细致地观察这支由柏克“启发”的历史意识对道德的理解。最后，文章将探究当历史塑造道德决策者们的思维和行动时，历史是怎样继续“活”在当下的。

读柏克

自20世纪50年代早期以来，学者们对柏克思想的关注主要以两种阐释为著。[2]第一种是对柏克的批判性阅读，由列奥·施特劳斯在他现已为人熟知的著作《自然权利与历史》中定下基调，在这部作品中，施特劳斯为他所定义的“古典自然权利”辩护。[3]根据施特劳斯的看法，现代思想那令人困扰的发展代表了历史意识的趋向，从前权利或正义仅仅被视为历史或习俗的偶然结果，而历史意识使人们察觉到了权利或正义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标准或要求。在书的最后几页，施特劳斯展开说明柏克实际上应为这一发展趋势负责，并且极力证明柏克是一名现代思想家。根据施特劳斯的观点，柏克对法国理性主义的反对表明“他与亚里士多德传统分道扬镳，他贬低理论尤其是形而上学”。[4]而且，通过强调传统的重要性，“柏克的政治理论就是（或者倾向于成为）英国宪法那样的理论，即企图‘发现存在’于现实中的那种‘潜藏智慧’”，[5]并且仅仅从历史发展的偶然中推导出规范权威（y）。对施特劳斯来说，认为传统可以成为规范权威的想法不仅错误荒谬，而且还会将政治研究的方向从思考“应该怎样应然”引入了“已经这样实然”的歧途。[6]施特劳斯质疑，一旦仅仅因为传统存活了下来或存在就假定传统是正义的，那么我们哪里还有不道德的事呢。他声称，使“应然”（ought）依赖于“实然”（is），柏克实际上播下了道德相对主义的种子，这种思想后来出现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中，他们那种更彻底的历史主义认为所有标准范式都取决于特殊的历史背景。

与施特劳斯的观点截然不同的是彼得·斯坦利斯（PeterStanlis）与弗朗西斯·卡纳万（Franavan）对柏克的解读。他们将柏克的思想完全放置在了经典的传统自然法理论中。例如，斯坦利斯的论证就比施特劳斯更加依赖于对自然法概念的区分，古人和阿奎那所谈论的自然法与现代启蒙运动时期自然权利哲学家所谈的自然法有着明显的区别，他声称柏克的思想比起后者更加接近前者。斯坦利斯坚称，旧式的信条重视传统和历史经验，而那种在法国启蒙运动者身上达到顶峰的新式思想则更加抽象。因此，斯坦利斯认为当柏克批评法国激进分子那种“笨拙的……形而上学”[7]时，他批评的对象并不是形而上学的推论本身，而是那种肆虐法国并威胁整个欧洲的、极度危险的形而上学的抽象形式。在为他的论断提供了充分的文本支撑之后，斯坦利斯表明他并不认为柏克反对形而上学。他认为，柏克并没有贬低形而上学，相反，柏克是如此地坚守古典和学术传统中的自然法思想，以至于他对这一传统没有任何“发展”。斯坦利斯惊叹道：“柏克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他在他的思想与事业中是如此持久并一以贯之地坚持自然法。”[8]

对同一位思想家竟然会有两种大相径庭的解读，这似乎可以证明柏克作品中所存在的那种冲突的严重性。一方面，柏克会很自然地谈论自然法，在这一点上，他似乎与经典的形而上学理念相呼应，承认就目的而言存在一个普遍的等级，而且规范的、权威的目的支撑着世界中的正确和正义。另一方面，柏克对环境的实用意识与他的历史感似乎标志着人类认知理论和道德的新发展，人类认知和道德不应仅仅被看作是用经验对自然法传统的重组，从而将其忽视。威尔·赫伯格（WillHerberg）将这种矛盾称为“柏克式悖论”，他将柏克的悖论简短地做了如下解释：“一个人怎么能够同时是实用的倡导者又是原则的代言人呢？举个例子，他怎么能既批判法国人权宣言的‘抽象’和‘形而上学’，但同时又指责法国革命者们侵犯了‘永恒和不可改变的法律’呢？”[9]

本文反对任何只强调柏克思想的一个方面而贬低另一方面的解读，并将论证，柏克奠定了在充分理解历史的前提下解读道德原则的基础，这种解读认为道德原则具体存在于人类行为之中。柏克并不能完全被归为自然法者或历史相对主义者，瑞恩（）就曾论证柏克的思想意味着历史存在有可能与普遍道德秩序结合。柏克的思想启发了瑞恩，促使他发展出了他所定义的“价值中心历史主义”（value-teredhistoricism）的道德理论。依据这个理论，柏克最基本的观点是“超验的道德秩序是潜存在历史中的”。[10]换句话说，柏克意识到了历史语境与特殊事件在人类存在中的重要性。然而，瑞恩所指的并不是道德的相对性，而是对道德的一种新理解，即道德是在人类的具体经验中被多样地呈现出来的。他是这样解释这种观点的：

“对普遍性的接受与历史主义者的那种对人类存在的特殊性、多样性和多变性的欣赏是可以协调的。这里所谓的价值中心历史主义（value-teredhistoricism）指的就是对哲学元素必要的重组与综合。这种形式的历史主义使真正的普遍性不再与特殊的历史事实分离；在人类意识中普遍性是以具体的形式呈现的。道德普遍性既超越了历史经验又无处不在。”[11]

这一对柏克思想的借用以及由它引发的历史主义的独特形式对我们理解道德和进行道德决策的方式影响重大。因此，本文接下来将会着重用更多的细节阐释，使历史以这种方式影响道德意味着什么。这种新的理解将会与传统的、理智主义的道德观以及更彻底的多样化的历史主义进行类比与对比。

道德的语境特征

“价值中心历史主义”这一概念背后的基本观点是善“不存在于抽象的理论化‘原则’或其他去历史化的评价或者观点中，而存在于具体的经验之中；如果对人来说规范权威存在，那么它一定存在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12]也许在提倡规范可以在现象经验中具体化或实例化这一观点上，黑格尔更为人熟知，然而，柏克更早地通过他的政论文章将这一观点引入英语世界。而且，柏克的思想去除了黑格尔最具特色而又不幸的理性主义倾向。黑格尔的历史进步主义哲学最终认为规范的理性是普遍存在的，这种观点在泛神论性质的理性主义中达到极致，并使善与恶的界限模糊不清。然而，在极力避免或者说反抗这种理性主义倾向的过程中，柏克看清了具体标准中的模糊性与复杂性。柏克认为“有着坚定、独立精神的人……会像判断人类的性格那样判断人类的制度。他们会区分善与恶，即使善恶如同它们混杂在凡人中一样混杂在终会消亡的制度中。”[13]柏克察觉到不仅这种区分是可能的，而且善与恶只存在于日常生活的现象事实中。对于柏克来说，并不存在抽象的标准，也没有必要根据抽象标准测定现象的道德地位。相反，人们是通过历史中显现的无处不在的经验认识并了解现象的一般特征的。因此，只有凭借在人类经验中形成的道德现象，人才有可能形成对范式的意识，并能够区分善与恶。

善与恶在具体经验中的表现与实例与上文提到的道德的复杂性紧密联系。因为，如果善与恶都是历史性的，都是在现象事实中具体化的，那么善与恶就受制于现象那一瞬即逝的本质特征。就这点而言，善与恶的这种具体化一定总以新的方式呈现，并且在历史上一定是独特的。而且，由于这种具体化出现在新的环境中，新的环境将会改变被实例化的东西的道德特征。对于柏克来说，这种偶然性并不会急剧损害或扰乱善与恶（这点将在下文中讨论），相反，偶然性代表相同的道德特质或者“精神”会根据不同的社会语境改变它的形态。每一种语境都为道德提供了一种历史背景，在其中道德以具体的、与社会相互影响的实体出现。柏克认为，像傲慢、野心、**欲和贪婪这种“无序的欲望”才是人世罪恶的真正源泉，而“宗教、道德、法律、优先、特权、自由、人权”经常是宣称的“借口”而已。因此，柏克主张，“智者补救的是罪恶的行为，而非罪恶的名字；治愈的是罪恶的根本原因，而非这些原因偶然应用的使恶变得具体化的机构或临时借用的形式”。[14]根据柏克的观点，比起在不同时代出现的“同样形态的灾难”，“恶是有一点创新性”的。[15]他解释道：“同样的罪恶会以新的形体出现。精神是轮回的，但是它不会因为改变了面貌而丧失了自己的原则，它带着一种青春活力在自己的新的躯体中新生了。”[16]因此，柏克暗示，恶的形式的多变使我们更加需要道德鉴别力和警惕心。由于柏克认为道德在社会活动中会呈现不断变化的特征和历史的独特性，因此预测善或恶会以什么形式出现或判断它们会是什么样子是很困难的。柏克推测特定形式的社会活动是善和恶借以展现自己的假象或工具，在仔细考察了柏克的这一观点后，道德的语境特征或者说情景特征就会浮出水面了。

因而忽略道德的语境特征代表着抽象理性主义者们的那种极为恶劣的疏忽，这一点柏克曾为人熟知地批评过。法国激进主义者们对“自由”的抽象概念有着贪得无厌的索求，柏克对这点的回应很好地反映了他对于去语境化思想困境的思考：

“我不能单纯地从客观地角度站出来赞美或谴责任何与人类行为、人类顾虑相关的事，如同这些事已经被剥离了所有的关系，**地孤立地存在于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中。环境（有些先生认为它们不值一提）事实上赋予了每个政治原则它独特的色彩和特别的效应。环境决定了每一个社会和政治规划对人类有益还是有害。[17]”

因此，道德的“语境”特征指的不仅是具体实例的特殊性，还是环境对特殊的道德规则形成产生的影响。很多理智主义者和完全的历史主义者很可能觉得，环境在塑造道德需求时的作用代表着道德相对主义，然而并非如此，相反，道德的语境特征使我们需要密切关注道德问题产生的环境，以寻求最合理、最道德的解决方法。忽略环境，即使是以原则的名义，实际上也会导致不公正或不道德的结果。[18]

柏克采用了一个例子来展示环境在决定现象的道德性质时所起的中心作用：“是不是因为自由的抽象概念被列为了人类的福祉，我就要真诚地对一个疯子逃出了他保护性的约束和黑暗的监狱、重享光明和自由表示祝贺呢？我是不是要为一个越狱的强盗和杀人犯重获他的自然权利而庆祝呢？”[19]只有把自由置于更广的社会语境中考虑，即只有考虑到自由是怎样在任何特定的时刻与秩序、宗教、礼仪、自律等其他的社会生活特征结合起来的，对自由的庆祝和赞许才是适合的。换言之，自由本身并不能归类为“人类的福祉”，只有在参照了自由与其他社会结构和安排的关系之后，我们才能完全理解自由的意义与价值，只有考虑到更广的社会背景，我们才能了解自由对人类生活完全的、道德的意义。这里表达的观点应与它承袭了亚里士多德传统的远亲有所区别，亚里士多德传统认为形而上学的原则需要由现实经验进行补充，这样才能使立法者或道德行动者审慎地使用原则。但是，这里的观点是环境本身就足以建立特定的历史或存在的基石，从这里真正的道德规则出现或发源。

值得注意的是，柏克有时以一种迫切需要的口吻谈论道德要求，以至于导致有些解读者认为柏克倡导那种粗糙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20]柏克表明了他对我们迫切需要的东西的忧虑，然而只要我们仔细地分析这些段落，就会发现柏克所说的必要性实际上与道德或道德概念紧密联系，这种道德概念承认考虑实际和环境的重要性。柏克曾为英国的“1688年革命”辩护，并把它与法国大革命做对比，通过对英国的革命的讨论，柏克解释了考虑什么合乎时宜是如何决定什么是道德的。柏克的目的是强调英国对“选择自己的统治者，因为他们渎职而废黜他们，建立一个我们自己的政府”[21]这种权利的拒绝，与法国革命者对民主的要求形成了鲜明了对比。柏克认为，1688年革命出现的“权利宣言”明确地建立了王位的正当世袭继承。[22]有趣的是，柏克承认在1688年革命中用奥兰治亲王威廉（Williame）取代詹姆士国王确实代表着“对严格世袭继承制度的微小而暂时的偏离”[23]但重要的是，柏克注意到，我们不能也不应该从“特例的和针对个人的、为一个暂时的目的服务的法律”[24]中推演出普遍的准则。换言之，柏克在这里为这个没有先例也不是从任何原则衍生出来的决议进行了辩护，这个决议是完全例外的、为当时的特殊形式所独有的。因此，如果没有任何原则支持以威廉一世取代詹姆士国王的决议，如果这个决议只是为了一个暂时的目的而服务的，也许有人会问：这个决议只是以便利为基础的吗？更重要的是，在为1688年革命辩护的过程中，柏克是否在实际上宣扬了实用意义多于道德考虑的决议呢？

尽管这个行为并不反映任何原则，而是为当时形势的需要而服务的，它仍然代表着道德的决议，而且并不完全基于实用的目的，至少不是实用最昭然的那种含义。柏克曾论证：“对所有实际上不希望再召回詹姆士国王、或者不想让他们的国家浸在血泊中以及不想再一次让他们的宗教、法律和自由陷入它们刚刚逃脱的危险的人们来说，在采取必要行动的最严格的道德意义上，这都是必要之举。”[25]换言之，即使必要性或实用性是这种行动的动力，柏克仍然认为这种必要性是道德的。只有在深层需求被理解为一种特定情境下的道德要求时，这种“道德必要性”才能被理解，这种道德要求指的是从特殊的、历史性的环境中产生的道德需求，并且不能被理解为是一种先验的规则或者原则。

柏克在《法国革命论》的后面又回到了1688年革命的主题，通过讨论，他再次肯定了必要性与道德之间的联系：“1688年革命是由一场正义的战争获得的，那是任何一场战争尤其是内战能成为正义战争的唯一情形。Justabellaquibusnecessaria（战争当其不可避免时，就是正义的）。”[26]不可否认的是，依据严格意义上的实用主义观点来解读柏克在此处的评论是可能的，他在这里所指的并不是现在普遍认为的属于柏克的那种“道德必要性”。这种对柏克严格的、实用主义的解读会认为，柏克所说的正义，尤其是战争的正义，仅仅是为了必要或者方便服务的。然而，从另一角度解释，柏克所说的也有可能是，任何战争道德与否都取决于战争是否满足了特殊情形下正义的需要。这种解读与柏克一直反对的那种立场截然相反，可见它符合柏克的思想。柏克一直反对法国激进主义者将战争，尤其是革命，视为民众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都拥有的绝对权力的看法。柏克通过强调情势化的道德判断的需要，使之与那种事先已存在的抽象的规则进行对比，来驳斥这种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