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寡头统治的威胁从文明到操纵 西方精英的信誉败坏与失位（第1页）

寡头统治的威胁——从文明到操纵：西方精英的信誉败坏与失位

克莱斯·瑞恩

成桂明译

文明与那些为社会定调之人兴衰与共。不过这些人真的值得效仿吗？他们到底是激发了人们去完善自身，还是只不过是操纵别人为己谋利的阴谋者？那些为美国和西方世界指明长远方向的人日渐显露出一些曾经被鄙夷为不合人道的个性特征与目的。他们所创造的社会和以前所理解的文明社会大不相同。他们中有很多是政客，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从政者只是更为广大的文化所呈现的倾向的践行者而已。正是这些倾向的创造者们抓住了人的意识与想象，告诉人们他们心目中的生活是怎样的，应该变成怎样的。长期以来，西方社会的主流趋势已偏离了“怎样的生活值得度过”这种观念，而这一观念产生自古典与基督教传统并塑造了西方文明。这些会被早期社会精英抵制并加以驳斥的趋势，已经影响到在社会上位尊势重之人。本文旨在考察这一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解释这一变化何以发生，缘何如此。

“文明”一词含义广泛，在此指所有那些只会使人类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更令人满意的宗教、道德、知识、艺术以及政治活动。文明使人高尚，提升人的感受力与品行。它培养人向实现更高人性的意志、想象和理性的目标前进。文明最重要的一个成就可以用“教养”（civility）这个词来概括。有教养的人相互之间会把对方当作生命中值得尊重的伙伴来对待。

完满的贵族

所有伟大的文明都假设人是分裂的存在。他们具有追求真、善、美的能力，但它们往往都被至少同样潜在的假、恶、丑所威胁着。只有通过旷日持久地艰苦努力去塑造自己才能达成更高的目标。如果社会做不到这点，并且失去了已经取得以及正在取得的文明成果，那么人类将会变成比动物可怕得多的恶魔，认为做人就是应该不为所缚，像动物一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受本能的驱使。人要能够批判地看待现状，想象可能的选择并做出抉择。在最坏的情况下，人会制造出复杂的阴谋去放纵自己的贪婪、残酷和权力欲，会将他人置于可怕的专制统治中。文明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保护人不被自身伤害，控制人性中令人不齿的品性。它在缓和社会矛盾的同时激发共同目标意识。它鼓励所有从道德正直到举止得当——两个要比很多人想的更为紧密相关的特征——的良好行为。在一个文明社会里，教养、教育和整个文化都会帮助传递生命值得为之而活的可能。

“守门人”（gatekeepers）是所有社会健康的关键。不论是父母、老师、牧师，还是手艺大师或是政治家，他们在各行各业不同程度地体现并执行着文明的标准。他们会赞扬和鼓励，也会谴责和批评。他们会让一些人通过，但也会阻止另一些人。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既不僵化也不呆板。他们明白文明的精神不能依靠精确不变的规则一下子全部抓住。这种精神需要创新性、灵活性以及新鲜的血液。

即便是文明程度不高的社会也有自己的“守门人”，只是他们并不具备教化功能。他们也赞扬和谴责，不过只是为了并不崇高的目的而为。宣称捍卫平等的社会比贵族社会更加充满歧视，而且事实上可能不仅轻慢真正的区别，还会更加严苛地对待和不能容忍他们所不赞同的意见。埃德蒙·伯克写道：“凡是企图使人平均的人，绝不会使人平等。在由各色公民所组成的一切社会里，某类公民必定是在最上层。因此，平均派只不过是改变和颠倒了事物的自然秩序而已；他们使社会的大厦不堪重负，因为他们把结构的坚固性所需要放在地上的东西置之于空中。”[1]一旦由错误之人来定调，时常脆弱的文明结构便会开始土崩瓦解。

既然总会有某些人对其他人行使权威，那么领导的质量就是文明的中心问题。西方世界在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一个强烈共识：权力应当尽可能由那些具备美德与智慧、拥有高度修养的人来行使。希腊文用“贵族”（aristoi）这个词来形容这种人，意即“最好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极其关注这种人获取这些性格特征所要经受的训练。亚里士多德提出，这些天生的贵族成员能够跳出个人或党派利益，真心去关注整体利益。他们能与有相似倾向的人结下真正的友谊。他们的高贵品质使真、善、美这些生命固有的价值有可能融为一体，而这种结合的卓越之处只有纯粹冥想的生活才能比它略胜一筹。人通过“教导”（schole）、休闲——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坐拥空闲无事可干，而是为积极培养人类更高品质的诸如道德、艺术、哲学与政治意义上的活动——来为更好生活做好准备并立足脚跟。贵族与心胸狭窄、感官能力不足的自私自利者是迥然相异的。

让我们回溯一个由古希腊人保有的古老的西方信念：整个教育与社会应当培养完满的人格——一种通过希望实现生命最高的、最令人满意的价值来达到完整而协调的人格。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坚决为私有财产辩护的背景所在。他说到，拥有物质财产是通向美好生活一个可取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途径。它在某种程度上将人解放出来去从事保持他们最高品质的活动。

但亚里士多德指出，合作也是可能的：那从根本上不是为了人类生存的更高目的，仅仅是为了利益或享乐而已。为了这些目的达成协议对合作者们的道德品质和完满人格并无要求，他们只需知道私利。即便是坏人也会因为看到自己有利可图而决定合作。因为这种联合与更高、更持久的目的无关，因此注定不会牢靠。它们随着任意一个合作者的利益变化而消解。这种只为了个人算计而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会破坏更高的生命，注定不会稳固。随着从更好社会中继承下来的道德与文化资本消耗殆尽，公然的党同伐异与剥削造成社会冲突，这些社会终将分崩离析。

自古希腊以降，西方文明就对露骨地表现党派动机和狭隘利益的人持有强烈偏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同意那些怀有动机去破坏更高生活和公共利益的人不宜成为领导者。最糟糕的政体可能是僭主（tyranny）政体，由一个坏人专为自身利益所实施的统治。几乎同样糟糕的是他们称之为“民主”（democracy）的政体——不是指宪政形式的代议制政府，而是指根据一时的党派意愿所实施的多数人的统治。“民主”被一群为了私利而蛊惑人心的政客所支配，在道德上与僭主统治相似，后者通常承其而来。第三种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起就被西方世界所不屑的政体就是“寡头制”（oligarchy）——富人为自身利益而实施的统治。这些寡头们缺乏追求更好生活的训导，只有在需要保住权力和获取更多财富的时候才会进行这种自控。

尽管西方文明通常将保护私有财产作为达到社会更高目的的一个途径，但它对一心只追求财富并为此而操纵他人持有十分强烈的偏见。“寡头制”的贪婪与狭隘被认为会破坏一个社会的良好状况。必须管束好有钱人，使其各归其位。事实上，少谈钱和经济事宜为妙。直到今天，钱仍然是绅士之间颇为尴尬的话题。这也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出现在的绅士比以前少了。

基督教认为拥有巨大财富的人要比其他人承担更多的责任。财产所有者应当以取悦上帝的方式来利用他们的资源，只将自己视为资产的暂时托管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绝大部分基督教世界甚至不允许收取利息。

虽然一定程度的财富对于文明是不可或缺的，但创造财富不应成为为社会奠定基调之人的首要焦点。真正拥有权威的人应关心比这高出几分的事情。西方社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指出，对社会的健康而言，某些非经济追求最终要比生产和赚钱更为重要。好沉思之人与神父身上最明显地体现了人类生存更高的非物质性追求，而其他一些引领者也被期待拥有非功利性的价值观念——如慈善、骑士风度、教养、正义、诚实、宽容、勇气、谦虚、优雅等。通过宗教修养、道德品质、教育和举止礼貌，生活会变得尽可能的文雅而富于人性。由具有美德和智慧的人充当守门人，社会就能恰如其分地判断方向，甄别轻重缓急。

几个世纪以来，无论有无头衔，教堂和贵族的代表们都能让银行家和商人们言听计从。那些以赚钱为业者至少表面上必须遵从教堂或上层社会制定的标准，以取悦他们来获得哪怕一丁点的认可。他们不得不改进自己，其中首要的是更好的行为举止。新富者尤其要留待察看。直至今日，即便是寡头式掠夺者也试图通过捐助博物馆、交响乐团和其他慈善机构来赢得尊重。有句老话说，一个新富家庭至少需要三代人才能培养出贵族式的沉着与高雅以及因此而来的社会声望。这些意欲上位者有时不得不与那些严酷傲慢且自命不凡的守门人作斗争。这是建立和保持价值等级及其相应的社会等级次序的审查与区分的反面。金融从业者与经商者因此融入了社会的文明结构中。

寡头统治的兴起

几乎不言而喻的是西方文明经常出现不守规则的情形。那些应被拒之门外的人——比如明显表现得贪得无厌且过分嗜权的人——经常能绕过文明的规则与制度。国王与贵族在战争中或在抛出地产时急需资金的情况下常常负债于那些身拥巨款的人，财富的力量这时开始凸显其重要性。这种多少有些不情愿的结盟有时给予寡头们以巨大影响力，使其可能操纵政府为其效劳。君主制或贵族制成为寡头制的伪装。这让人想到英国帝国主义的鼎盛时期。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1772—1834年）在18世纪早期曾经如此抱怨：“这个国家的股票交易与金融利益如此强势，在外事会议中已经不止一次盖过了国家荣誉和民族正义。”[2]

没有理由能单独解释寡头统治的风气是如何败坏了旧的价值等级制的。从早期自由主义人物约翰·洛克那里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哲学转变，而哲学上的转变预示并促进了实际发生的变化。洛克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包含了知识变革的相关内容。《政府论·下篇》提到，人要学会质疑人类之善的早期标准，认同新产生的英雄。洛克所展现的人的自然状态并不是贵族式闲人，也不是冥思的僧侣或学者，而是一个勤奋的创造者和实干者。他总是很忙，将自己的劳动与自然之物“结合”，为其争取权益。洛克写道，上帝是把世界“给予勤劳和有理性的人们利用的（而劳动使人取得对它的权利……）。”[3]无论有意与否，洛克支持效仿自力更生的人。他实际上拥护企业主，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物品的价值与为它消耗的劳动量成正比。卡尔·马克思后来继承了这一观点，声称只有劳动者才能创造价值。洛克提出人类的本质存在于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借此将思想引上了一条更为功利、唯物的道路。路易斯·哈茨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LiberalTraditionofAmerica）中过分夸大了洛克在美利坚建国过程中的影响，同时通过强调洛克学说中最有利于金钱利益的部分促进了美国宪政传统的转型。

不过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就已形成一个突出的观点：文明的健康仰赖于拥有众多能够超越和超脱于经济活动之外来追求真、善、美的人。许多声称具有道德、思想以及文化高度的人主要都受惠于他们继承的财富或者他人的经济支持。洛克的读者肯定会做出这种推断：应当贬低这些人，让充满活力的生产者取而代之。他向西方古典教育和品位暗中发起挑战，后者预设道德、哲学和艺术是非功利主义概念。洛克轻视“休闲”（leisure）这个古老观念，尤其反对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成分——诗歌。应当阻止一个真正的人去学习诗歌。“我认为做父母的人应该尽其可能将这种苗头（诗歌性情）打压下去；我不明白一个为人父者持有何种理由，竟希望他的儿子成为一个诗人，与此同时，他又不情愿其子蔑视其他一切职务与工作……。极少有人从这块田地里获得了收成，去增加他们的遗产。诗和赌博通常不分家，它们在这种地方的情形相似，人们难以从彼处获益。”[4]

洛克最喜欢的话题是私有财产的自我保护，不过他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他是最先把财产和经济活动从传统文明结构与志向中分离出来的人之一。财产的定义很快被严格限定在经济语境中，对其经历史演变而来的道德心灵、社会和文化功能则甚少提及。通过把财产从这个传统背景中解脱出来，洛克和其他哲学家一道推动了企业主与金融家摆脱旧道德和文化束缚与偏见的进程。洛克身上被削弱的基督教品性、他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以及强烈的清教与功利倾向帮助引发了一股冲破旧优先次序——尤其是财产与生产应当只是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这一旧观念的思想政治势头。功利主义和寡头思想的传播很快就会扫除洛克残存的基督教情感。

一个半世纪后，柯勒律治在他的国家对贪得无厌大加鞭挞。他抱怨道：“制衡的贫乏或缺失带来的结果便是商业精神的失衡。”虽然商业是有必要的，但只顾挖钱、倒卖股票、投机掠夺的不当行为表明文明的约束在令人不安地受到削弱。精神、道德和其他文化在消退。柯勒律治哀叹道：“所有严肃研究都被忽视；哲学一如预兆地长期黯淡失色；物理与心理上的经验主义篡取了那些备受尊崇的名号；根本不存在饱含学识与贤明有理的公众。”[5]他相信社会需要由绅士、牧师、学者和教师等称之为“知识阶层”的人来领导。他们代表了社会的更高目的。

但是柯勒律治连同他自己所捍卫的观念已然败给了大金融与大商业精神。西方人正在重新安排他们的当务之急，经济势力正在日益摆脱传统的束缚，这给为了保护文明的更高价值和公共利益而设计的社会结构带来越来越多的压力。完满的绅士不得不让步于那些头脑简单而且经常粗枝大叶的金融家和工业家们。

即便在景观上也能看出经济主义和寡头制的进逼。位于社区中心的教堂在西方传统社会里占据着突出位置，以彰显其固有的优越感与重要性。但是，譬如在曼哈顿的天空中，你会看到一种截然不同的观念在表现着什么是最重要的。教堂退缩到比它高大得多、完全迥异的建筑阴影中。一些教堂为了生存被迫出售其领空，去建造高耸的商业大教堂。

理性主义

西方社会缓慢地将注意力从之前被视为人类生存核心的内在精神道德的斗争转移到社会外在的经济繁荣与进步上来。哲学和教育——之前处于从道德、文化和知性上提高生活的需求中心——正变得越来越功利化和科学化。知识越来越被视为是功利主义目的操控现实的一种工具。对技术的日益重视表明了有关如何最好地改进人类生活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最终，各种各样的唯物主义与理性主义经常与多愁善感的乌托邦理想紧密结合，培养出这样一种观念，即人类存在可以通过精心改造社会来得到巨大的改进。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既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梦想家，又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断言，传统是人类进步的最大障碍，启蒙者应该对此进行控诉。在自由主义时代里，像密尔这样的知识分子可以攻击关于人类卓越的旧观念。在此之后，正如密尔所愿地出现了一个建造社会、动员国家的时代。1947年，刘易斯在他的《人的废除》（TheAbolitionofMan）一书中这样描绘未来：“铸造新时代的人将被无所不能的国家和不可抗拒的科学技术所具备的力量武装起来：我们终于拥有了这样一群人，他们真的可以任其所愿地塑造所有后代。”[6]

经济和其他功利性活动从道德等约束中释放出来前后，都伴随着一个对人类理性影响深远的重新定义。无论是古典的希腊还是基督教，都假定理性的最高形式和人的完满人格与优秀品质是不可分割的。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他的整个存在都是朝向更高生命的。他可以估计出人类存在的哪些方面暗含着与满足人类最深层次的渴望之间的关系。智慧根植于更高生命的具体经验中。

新理性是启蒙时代早期的产物，不过实质上它与特有的人性范畴毫不相干。理性主义以现代科学为主要模板，假定以一种本质上唯物的观点来看待自然，用和天文学上研究行星恒星的运行规律同样的方法来钻研人。这就有意避开了生命的意义和目的这些以前被视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只解决抽象问题，收集和整理所谓的实验证据，将实验科学的原理运用到对现象的操控当中。如今看来，真正的知识扩展了人对自然的控制。理性是非历史、甚至反历史的。它的精髓是数学，或“分析”——一种正规而抽象的计算能力。追求传说中的智慧这一古老诉求被认为是愚昧的。随着知识的不断增长，人们期望相关的旧传统会慢慢消失。

新理性没有兴趣洞悉人类生命的秘密。它不承认任何神秘事物。西方以往获取知识的方式虽说有些过于唯智主义和不够历史主义，但它十分严肃地对待生命的更高意义。理性主义改变了学术和学问。即便是特别具有人文性的学生也被允许不用考察以往备受尊崇的真、善、美存在的经验证据。因为这些证据不易受指定调查方式的影响，所以被裁定是无效和不可靠的。

在20世纪的学术圈，那些意图将科学理性及其变形推广到所有研究中的人侵入人文与社会科学。他们把自己的方法称为“经验主义”“实证主义”“行为主义”“科学的价值相对主义”等，试图将人看作一个社会性的创造性存在，放到一个抽空了人的复杂性和现实生活的框架中加以解释。这种还原主义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偏见，反对运用人的实在的、历史的和经验性的存在意识去研究人的本性。这种趋势随着各学科数学化的不断加深而达到**。这些总是如此聪明的抽象玩弄者把他们所有的重点都放在所谓的“定量数据”上。谁需要完满的人文主义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