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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类共同的协定 罗纳德里根对美国的田园式想象（第1页）

全人类共同的协定：罗纳德·里根对美国的田园式想象

贾斯汀·加里森[1]

周晓薇译

我说出了原始的口令，我发出了民主的信号，天啊！如果不是所有的人也能相应地在同样的条件下得到的东西，我绝不接受。[2]

——沃尔特·惠特曼

罗纳德·里根（Ran）对美国在世界中的角色的构想，尤其是他在总统演讲中表达过的期望，依然能在许多美国人心里引起共鸣。乔治·布什（GeeW。Bush）总统和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M）都曾称赞里根既是伟人也是领袖。他们也都承认他们的外交政策理念以及外交行动都高度受到了里根思想的启发[3]。其他无数政治家［包括巴拉克·奥巴马（Baraa）总统］、学者以及普通市民都为这种构想所着迷。里根的声望也许会让许多人认为，人们已经充分理解了他的外交政策理念，他的思想已根植于美国民众的脑海中，因而不需要新的阐释或分析。然而，那些听过他的话的人未必真的听进去了他的话。他们只是从他优美的辞藻中得到了一个模糊的印象，并没有完全理解他所说言语的真正含义和重要性。对那些在里根任期和“冷战”时期被他的想法以及描绘的图景所迷惑的人来说，这种情况尤其明显。

里根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构想混杂了关于美国、政治以及人性的各种理念。这种混合并非没有悖论和内在的矛盾。有时他甚至会暗示我们不应该从政治中期许过多。他认为人在道德上具有两面性，即人是既可以恶又可以善的，而他笔下的政府，包括民主，只是一个有限的制度，主要作用是将混乱减至最小。这样的理念指向的是相对温和的外交政策目标。在他的总统演讲中，他经常希望美国能在战略上、经济上以及国家安全上支持在亚洲、中东、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特定目标，但是尽管他了解美国与其他国家有着严重分歧，他有时也会强调成功的美国政策需要包括约束力、灵活性、现实性以及对话的开放性，尤其是与苏联的对话。他的这些想法表明，他将政治以及外交政策视作可能性的艺术，而非实现某种理想的尝试。

然而里根的外交政策思想有一个更突出的方面，它指向非常不同的、更加“理想化”以及雄心勃勃的方向。他对美国的角色这方面的构想根植于一个信念，即人性本善，人有权拥有个人自由并建立民主政府。然而不幸的是，世界上许多政府对它们的人民实行独裁统治，剥夺了他们的权利和实现他们的善的能力。人民需要从这些政权的枷锁中解脱出来。里根坚信美国有着特殊的、道德上的责任推进民主和自由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美国长久以来都有着追求这种外交政策的传统。作为总统，他希望美国以及美国人民能重新燃起继续这种使命的热情。以美国为中心，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甚至可能最终达到持久的和平。

尽管里根的外交政策构想包含着内容丰富的图景，但是它们并不指向同一方向，后面这种更加乐观的、“理想”的构想才占支配地位。里根所有关于外交政策的评论几乎都充斥着这种构想。而本文所讨论的也将是里根观点这强大而有力的一面。对里根外交政策构想的细致分析，包括在历史和哲学方面分析它的组成部分，将表明这种构想有着非常浪漫主义、甚至乌托邦式的特点。从表面上看里根汲取了美国开国领袖们的思想，他也许相信自己确实是这么做的。然而他理解的美国以及美国的角色、包括人性和政治与早期共和国领袖们相去甚远。里根对美国历史的理解是非常不完整以及有误导性的。这些缺点并非无足轻重。欧文·白璧德（IrvingBabbitt）、克莱·瑞恩（ClaesG。Ryn）和埃里克·沃格林（Eri）的见解都会向我们展示，里根构想的这一面包含了双重因素以及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们都未曾发觉的危险。关于美国在世界中的作用，比里根的构想更谦逊更实际的想法也许对美国人民和非美国人民都有益。

本文将不会对里根外交政策的动机和来源作综合分析，但是大致谈论一下这个话题也许于行文有益。在里根担任总统期间，坊间一直传闻他本人其实与他演讲中的构想和思想无关，他的诋毁者尤其喜欢这样说。按照这个说法，里根只是一个“温和的蠢材”，按照剧本享受着演绎美国总统这个角色的感觉。然而过去十年的研究已经驳斥了这个观点。另一个可能的解释——尤其针对他思想中感性的那一面——是他的构想仅仅出于政治或者当时情况的需要。在当时“冷战”的大环境下，又因为美国一直有这种政治修辞的传统，里根也许觉得他不得不用这种感性的构想来鼓舞大众以达到实际上更加现实的外交目的。他本人也许对他自己的这种修辞不甚在意，只是觉得只有用这种构想才能吸引美国民众。第三种解释，由于证据充足也是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早年罗纳德·里根自己就有了类似的想法，他本人是真诚地、深切地相信它们的。这并不代表里根的每一个构想都能完美地传达他内心的信念。我们每个人都能完全了解我们内心所想吗？而且谁又能完全地表达出我们自己的信念呢？然而，在里根口头以及书面的陈述中不断重复的那些普遍而又突出的主题里，他的真正观点依然有许多可以研究挖掘的地方。不论里根思想最初的来源和动机是什么，他所构想的美国在世界中的角色依然有着持久的魅力，而且急需被人们更好地理解。是时候让我们更仔细地、用批判的耳朵倾听里根所说的话了。

需要强调一下，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评判里根在外交政策上所作的贡献。他修辞的特点显然是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让我们理解他的初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历史环境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成功的政治家很少能真正完成他们努力所做的事。有时，具有非凡智慧和远见的政治家会被历史环境打败。有时，思想混乱、所知有限的政治家却能因为环境的帮助成就伟大的事业。

罗纳德·里根的外交政策构想之概括

1984年1月，里根在电视中就美苏关系发表了演说。他宣称，尽管两国有着诸多不同，但是共同的人性是联系两国更强的纽带。他说：“大家跟我一起来做一个假设，一对名为伊万（Ivan）和阿妮娅（Anya）的苏联男女与一对名为吉姆（Jim）和萨利（Sally）的美国男女碰巧在同一个休息室、或者正好在同一屋檐下躲避风雨，假定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语言障碍，你们认为他们是会争论哪个政府更好，还是会聊聊彼此的孩子和工作呢？”[4]里根认为他们显然会选后者。想象中的这两对夫妇有着融洽的关系，这就是里根传达观点的诸多方式中的一种，让人们感到所有人都是善良友好的；所有人都有着同样的天性、希望和梦想。

他还相信所有人都渴望和应该活在自由和民主的世界里。在他的第二任就职演说中，里根主张：“自由是根植于人类心灵最深处的最崇高的渴望。全世界的人民都渴求自主的权利，渴求那些与人类尊严和进步不可分割的权利。”[5]然而，世界上许多政府都在动摇人们对自由和民主政府的渴望，他们无视人民的意愿和权利。在他看来，这种矛盾是内乱和外交冲突的核心。里根在许多场合都曾宣称这种暴力和冲突产生是因为政府的专制“妨碍了人民的梦想”。在另一些场合里根还提出：“发起战争的不是人民而是政府……能自由选择的人民将永远选择和平。”[6]善良的人民（比如吉姆、萨利、伊万和阿妮娅）与邪恶的政府（比如苏联以及其他的专制政府）之间的对立是里根构想中非常重要的意象之一。

考虑到这种对立，里根认为他应致力于推进和平和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在他最为著名的1982年对英国国会的演讲中，他呼吁全世界开展“民主运动”，并宣称“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尽全力保护那些最好的东西——让我们为自由而坚持奋斗，甚至将会需要下一代的信念和毅力。为了和平和正义，让我们逐步走向一个所有人都能最终自由地选择他们命运的世界”。除了这些总体要求以外，里根还希望推进一些制度的建立，包括“自由出版、自由工会、自由的政治党派和自由的大学”，这些在他看来能保证“人民自由地选择发展自己文化的方式，能保证他们通过和平的方式化解他们自己的矛盾”。由于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保护人们生而就有的那些权利，里根主张这并不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宣言。他认为那些不这么想的人只是在展示“文化傲慢，甚至更糟”。[7]反对他的构想的人不止展示了他们在文化上的自大，更抛弃了美国历史中最崇高的一部分。

里根常说，他相信美国有着独特的、由来已久的道德责任去实施这种外交政策。在1982年初，他提到“对自由的保存是独立战争赠与我们的礼物，是世界的希望”。[8]在自传《一个美国人的生平》（AnAmeriLife）中，他解释道：“我们的方针是，我们所拥有的伟大的民主有着把自由带给其他人的特殊责任。”“我常常觉得，从我们的行为中能明显看出美国人是有道德的民族，从我们的国家诞生开始，美国人从来都只为了善而动用自己的力量。”[9]他还常常告诫他人，抛弃美国的这种使命将会产生不良的后果。1985年，就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Gorbachev）会面的日内瓦峰会，里根发表了全国演讲，他说：“如果有一天，面对武装侵略美国人依然保持沉默，那么美国的事业、自由的事业都将丢失，这个国家那颗伟大的心将为之破碎。”[10]而且，他担忧的并非只是美国的心碎。

他相信其他国家也指望着美国。在1984年6月发表的评论中，他提到，对于那些饱受专制之苦的人民来说，“美国不只是一个词语；它是希望，是为世界上绝望的人们提供亮光的火炬”。他继续道：“你知道，当世上受迫害的人们听到‘美国’这个词的时候，他们听到的是日出，是河水拍岸，是山峰上清冷、轻快的风。是的，你能听到自由。”[11]1982年圣诞节，在全国广播演讲中，他阅读了一封在太平洋上巡海的美国海员寄来的信。在信中，海员提及他们遇上了一艘即将沉没的船只，船上满是逃离越南的难民。当美国的船靠近这只小艇的时候，那些难民开始大喊，“美国水手你们好啊！自由的人你们好啊！”[12]难民们获救了。里根在演讲中总结道，这个事件只是再次确认了世界上受压迫的人民是如何看待美国的。他感到美国对他们的自由和幸福负有道德责任。

这种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构想影响了里根对外交活动的理解。这也是里根致力于“超越共产主义”、将苏联和“马克思—列宁主义”（Marxism-Leninism）封存于历史尘埃的首要动因。[13]在1982年夏天，里根向欧洲传授了怎样最好地与苏联打交道，在自传中他写道：“我建议，民主主义者应该像共产主义者一样实行扩张主义的政策：我们应该努力帮助像非洲一样的新国家拥护民主，我们应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解放、个人自由、代议制政府、出版自由、自我表达和法治的福音。”[14]他遵循了自己的建议。1986年，就已结束的冰岛美苏峰会，里根发表了全国演讲：“我们声明，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防止战争，更是推广自由。我们有责任推进民主政府和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建立。”[15]在他担任总统期间，里根不断地重复他关于美苏关系的这种看法。

这种对美国使命的定义同样影响着他对美国在拉丁美洲以及中东所起作用的理解。1983年4月，里根向国会联合会议解释道，他们的国会观察员刚刚从萨尔瓦多回来，他们告诉他萨尔瓦多的民主非常不稳固，如果萨尔瓦多人投票支持即将到来的选举的话，他们将受到暴力甚至死亡的威胁。但是萨尔瓦多人告诉他们，一位年长的妇女对威胁她的人说：“你可以杀了我，你可以杀了我的家人，你可以杀了我的邻居。但你无法杀死所有人。”就这种崇高的反抗里根评论道，美国有利益上的考量更有道德上的义务去帮助这样勇敢的人们。[16]

几个月后，他在电视上发表全国演讲，涉及当时在黎巴嫩和格拉纳达发生的事件。贝鲁特（黎巴嫩的首都）的海军陆战队受到了恐怖主义袭击，超过200名美国士兵死亡，以海军为主。他承认许多美国人都在质疑为什么美国会在黎巴嫩驻军。他说美国的目的是为黎巴嫩带来和平，并且告诫人们不应从黎巴嫩撤军，因为，“如果美国军队从黎巴嫩撤离，黎巴嫩还有机会达成协议建立一个联合的民主政府吗？”他用接下来的一个故事为美国在黎巴嫩驻军正名：“我们为什么会在那？一个黎巴嫩母亲曾告诉我们的大使，她的小女儿在过去八年中只上过两年的学。现在，因为我们的出现，她说她的女儿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了。”[17]里根承认，中东已经很久没有和平的生活了，但只要有决心和耐心，美国可以在重建和平中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里根接着将话题转向格拉纳达发生的事件。他解释道，加勒比岛的军方管制是由共产主义起义者们强加的，在那里，他们实际上实施的是“二十四小时格杀勿论宵禁”（twenty-four-hourshoot-to-killcurfew）。不仅所有格拉纳达人的自由处于危险之中，与之同等重要的是，近一千名美国公民——大多数是年轻的医学生——被困在那个小岛。他提到，周边的国家没有能力让格拉纳达恢复自由，因此东加勒比国家组织（anizatioeres）以及其他国家向美国寻求军事协助。他认为，“那些小的、和平的国家需要我们的帮助。它们中有三个国家完全没有军队，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也非常有限。他们的请求是正当的，并且这也关涉到我们自己的公民，这些促使了我做出了这个决定。”[18]以绝大多数标准衡量，干涉格拉纳达的行动是成功的。19名美国士兵失去了他们的生命，但是美国医学生获救了，小岛也重新回到了自由、民主的国家之中。

随后，里根对美国派兵格拉纳达的责任进行了深思，并考虑了岛屿上的胜利带来的更深远的影响。在1985年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CPAC）上的讲话中，他解释道：“我们进入加勒比岛，把政府归还给人民并援救我们的学生，这只是尽到了一个有责任感的邻国和和平爱好者所应负的责任。我们让岛屿重获自由。是的，这只是一个小岛，但是世界就是由这样渴求自由的小岛组成的。”[19]在《一个美国人的生平》中，他提到：“格拉纳达的人民欢迎我们的士兵就像‘二战’结束时从纳粹手中重获自由的法国和意大利人民欢迎美国援军一样……在格拉纳达并没有‘美国佬滚蛋’（YANKEEGOHOME）的标语，只有数以万计——他们大部分人口——的人民喷薄而出的爱意和赞赏，以及‘上帝保佑美国’（GODBLESSAMERICA）的横幅。”[20]对他来说，格拉纳达是美国外交政策成功链条中的一环，这个成功加深了他对美国全球使命的信念。

在他任职期间，里根还经常提及支持尼加拉瓜自由战士（Nifreedomfighters）对抗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Sandinistas）的道德必要性。1985年在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CPAC）的讲话中，里根用下文表达了他继续协助尼拉加瓜反抗军的愿望：“我近来经常提及尼拉加瓜的自由战士。你们都知道真相。你们也都知道他们战斗的对象和原因。在道德上，他们与我们的开国元勋以及法国抵抗军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背弃他们，因为这并不是左与右的斗争，这是对与错的斗争。”[21]在《一个美国人的生平》中他提到美国对尼拉加瓜越来越多的干预，“渐渐地，中央情报局（CIA）开始将这些自由战士组织成尼拉加瓜反抗军，在我们的帮助下，这种军事力量可以为尼拉加瓜带来民主，就像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自由战士给我们带来民主一样”。[22]这是里根本人而非他的演讲撰稿人创造的类比，将尼拉加瓜反抗军比作独立战争中的大陆军。这个类比使里根形成了美国有责任支持尼拉加瓜自由运动的想法，并且加强了他的使命感。[23]

里根相信，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构想将为各国之间的和平做出巨大贡献。在1985年日内瓦峰会上的讲话中，他用以下方式为和平下了定义：“当我们谈及和平的时候，它不应该仅仅意味着远离战争。真正的和平应基于个人自由、人权、民族自决和对法治的尊重。”他之所以了解是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民主的国家从不发起战争。”[24]美国就是民主政府存在于现实的证明。对他来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和平最民主的国家。它从不发起战争，它只会在别无选择之时反抗。在1986年的国情咨文演说中，他概括了能够实现世界和平的方式：“众所周知，和平跟随着自由的脚步，而冲突则爆发于民意被否定之后。所以，要为和平做准备，我们不只应该减少武器储备，更应该极尽所能促进繁荣、自由和民主。”[25]在里根看来，美国的最高成就将是为世界保持持久的和平。

里根认为美国为世界提供的道德支持和援助在他的任期内就已经有了回报。不论在公共演讲还是个人文章中，他都表示出了对20世纪80年代新增民主政府数量的赞叹。在1987年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提到民主和自由已经在像菲律宾、韩国和海地这样的国家迅速增长。他说在十年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民主或正转型为民主政府的国家；而今天，已经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享受到民主了。”对里根来说，与不断增加的民主国家一样重要的是，世界上许多的“普通人”都领导着这个“世界性的民主运动”。[26]世界上无数的伊万和阿妮娅都采取了行动，要求那些他们生而就有的权利。

这些普通人对全球和平、自由和自治政府运动有么多重要，里根有如下评价：

“这些普通人是地球上的巨人，是世界的建造者，是未来的塑造者。如果他们真的胜利了，我相信他们会的，我们将最终进入一个和平的、自由的、充满了机会和希望的、当然也是民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的精神最终战胜了饥荒、疾病、暴政和战争。”

有些政府会阻碍我们实现这样的世界，对于代表这些政府的听众，里根提出了如下建议：“现在倾听人民的希望之声难道不比过后听到他们的咒骂好的多吗？”他接下来总结道，尽管现在各国之间有着诸多不同，“依然有一个共同的希望可以使我们走上共同的朝圣之路：希望人类终有一日能铸剑为犁，希望能最终实现和平。”[27]

达成和平世界的条件是里根外交政策的核心。罗纳德·里根倾向于使用笼统的、感性的甚至看起来很天真的意象和想法。

但是，在他的总统演讲中，里根有时也会强调具体的国家安全问题、战略利益以及与其他国家开放对话。比如，在前文提到的1983年关于中美洲的国会演讲中，他声明像萨尔瓦多和尼拉加瓜这样的国家距离美国比许多美国人想象的要近很多，这些国家不稳定的政治前景将严重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他还警告说，如果美国妥协了，放弃了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这对美国的对外贸易和军事部署能力将会有极大的影响。[28]尤其在里根的第二任期中，美国与苏联在减少核武器方面的协商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尽管两者在意识形态方面依然有很大的不同。在讲述伊万和阿妮娅故事的那个演讲中里根还提到他对美苏和谈的开放态度：“我们两个国家互相都不喜欢对方的制度，但这并不是拒绝沟通的理由。在这个核武器的时代，和谈势在必行。”[29]偶尔他也会用与以往乐观的口吻截然不同的方式谈及和平。在一些演讲中，他是这样描述和平的，它“不是远离纷争”，而是“用和平的方式处理纷争”[30]。然而，尽管他会有这种更加实际、更有约束的想法，尽管有时他也会在公共场合表达这种想法，但是这些想法很容易就隐藏并屈从于上文提及的另一种构想：在美国的领导和帮助下自由、民主的和平世界才可能实现。

对美国政治思想和外交政策的另一种看法

里根一直认为他的观点代表了美国长久以来的传统。要分析里根这种突出的外交政策，我们可以从剖析他的这种想法开始。在担任总统期间，他不断提及美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尤其是托马斯·杰弗逊（ThomasJefferson）和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来阐释他对美国肩负全球自由和民主责任的理解。他经常从潘恩的《常识》中引述下面这个句子：“我们有能力重塑世界。”[31]他使用这个引文是为了让他的听众感受到美国改变世界的力量和能力。他对杰弗逊有着深深的敬意，因此他提及杰弗逊的次数更多。他认为《独立宣言》（DeofIndependence）主要出自杰弗逊之手，在里根看来，《独立宣言》既是美国革命事业的最高阐述，也是人类普世权利的明确表达。在1988年的演讲中，他表明：“杰弗逊先生笔下的话不仅是写给美国人的，也是写给全人类的。如果我们能铭记这些话的力量，我们和世界都将有伟大的未来：‘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32]他经常引用这段话——尤其是人生而平等那句——来解释美国理念的普世性和这种构想背后的必要性。

里根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引用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QuincyAdams）。1986年，在关于当时刚刚结束的冰岛美苏峰会的讲话中，他提到了亚当斯在1821年美国独立纪念日上的演讲：“‘每当自由和独立的标准出现，都会伴随着美国的精神、祝福和祈祷，约翰·昆西·亚当斯这样说。他赞美我们国家的命运。我的美国同胞们，我们很荣幸有这样的历史，我们被人类最古老的梦想委以重任——这个梦想就是持久的和平和人类自由。”[33]他援引不同的文章就是为了向美国人传达：他的构想是根植于美国历史的。在他看来，这是贯穿美国外交传统的一根金线，从开国伊始到19世纪、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到现在。

里根代表了美国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思想和想象。虽然侧重点有着细微的不同，罗伯特·卡根（Ran）、沃尔特·麦克杜格尔（WalterA。McDougall）和理查德·甘布尔（RichardGamble）等当代学者都注意到了美国历史上这种思想和直觉上的倾向。关于美国的这种构想在理论上的充足性以及代表地位，许多学者都有不同的结论。[34]但是，他们都承认托马斯·潘恩、托马斯·杰弗逊、约翰·昆西·亚当斯，甚至就此而言，乔治·华盛顿（GeeWashington）、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on）、詹姆斯·麦迪逊（JamesMadison）、约翰·亚当斯（JohnAdams）、蒂莫西·德怀特（TimothyDwight）以及相当一部分美国人都深信美国有着伟大的未来，他们相信美国的特殊性——甚至也许美国是被上帝选中以完成人类历史上的某些伟绩。但是，转述一下20世纪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JohnLukacs）的话，尽管里根的这种历史的延续性看起来是真的，它们也许不足够真[35]。他似乎对另外一名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非（HerbertButterfield）称作历史的“差别”的现象不怎么敏感[36]。要把里根的外交政策构想与早期美国领袖的思想作比较，就需要我们注意到它们之间的不一致性。

让我们先暂时回顾一下约翰·昆西·亚当斯在1821年美国独立日的讲话。它在许多方面都代表了早期美国外交政策思想和行动中的矛盾。亚当斯声称美国希望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自由和民主，并且对任何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国家，美国都会感到高兴。里根正确地引用了亚当斯的这段话。而且，以与里根相似的方式，亚当斯将《独立宣言》描述为“第一个为人民政府的合法性奠基的郑重宣言。它是美国这个注定要存在于世的国家的奠基石”。关于美国对世界的政治贡献，亚当斯表示：“美国，当她向世界宣告这个国家的存在时，她同时也在向人类宣告人性中不能被消灭的权利以及政府的唯一合法基础。”[37]亚当斯的这些话证明了里根所说的历史延续性。

但是，当里根引用亚当斯的演讲时，他未曾提及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紧随着里根之前的引文，亚当斯这样说：

“但是，（美国人民）并未走出国门去寻找怪物来摧毁。她只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得到自由和独立。她只是自己自由和独立的捍卫者和拥护者。她会用鼓励的声音以及作为榜样的同情表达她对这一事业的赞许。她清楚地知道一旦她站在其他旗帜之下，即使是为了其他国家的独立，她都将越过解救的底线，将自己陷入利益和阴谋的战争，陷入个人的贪欲、嫉妒和野心，用自由的假象颠覆自由的标准。她的政策的基本准则将不知不觉地从自由变成强权……她也许会变成世界的独裁者。她将不再是自己精神的统治者。”[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