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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所见清代社会夫妻关系的断裂与终止（第2页）

妇女常往本家跑，或长住本家，其实也都会引发丈夫的不满，造成夫妻间的不和，而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

（三）心向本家

妇女与本家的关系传统礼教并未规范，二者的实际关系应视两家姻亲的互动情形而定。有清一代，一如历代各朝，女子在嫁入夫家以后仍然保持与本家，也就是出嫁以前的本生家庭的联系。就档案所见，每逢新年、父母寿诞、村子演戏的场合，出嫁的女儿都会回本家；很多时候本家会差兄弟或佣人，有时候甚至是丈人亲自来接女儿返家。就是在平日，父母亲或兄弟姊妹也会到女婿或姊妹夫家中探望。此外，女儿如果自觉在夫家受了委屈，往往会跑回娘家哭诉。也有本家在女儿生病、女婿离家与女婿亡故时将女儿接回家。山东益都县人刘瑞因为女儿有病，把她从女婿家接回家，延医调养，花了几千钱把病治好，才把女儿送回去。但由于刘瑞要亲家家帮些药钱，亲家表示，“粜了豆子后给钱”，刘瑞表示，他“等着还人家，给我才好”，亲家说他“不知事”，弄得不欢而散，埋下日后致命冲突的因子。[39]山西平遥县人乔氏因为女婿到京城做买卖，丈夫刚过世，家里冷清，就把女儿从女婿家接回家做伴；没有想到，三个月后，女儿因为被街邻强暴羞愤上吊自尽。[40]湖南安仁县人段万生于乾隆五年正月初十日（1740-02-07）前往亲家去接孀居的女儿归宁，亲家翁以家里有事为由要段氏晚个五六天才回去。然段万生因担心亲家要把女儿改嫁给故去女婿的郎舅，次日动员兄弟叔侄强把女儿带回，结果弄出人命。[41]

亲家间其实存在着一种不容易说清楚的紧张关系。女儿一旦嫁为人妇，在名分上已是夫家的一分子，但父女或母女间的亲缘关系并未因此而改变。本家如何在维护女儿权益与保存亲家颜面上取得平衡，其间分寸着实不易拿捏。根据档案资料，丈夫对于妻子与本家的关系其实心存戒心，唯恐妻子拿了好处回娘家。乾隆二年九月二十七日（1737-10-20），福建龙溪县人张珠明一时找不到先前所存的预备买米的三百文钱，竟怀疑妻子“偷去外家”。后来虽然证实冤枉了妻子，但很不幸，他已把前来理论的丈人打死。[42]乾隆十九年三月初五日（1754-03-28），李珣问妻子李氏要布衫穿，李氏说给她母亲穿了。李珣说：“我的衣服为什么不向我说，就私自与你娘穿？”后来李珣又骂了几句。第二天，李氏回她娘家把布衫拿回来，劈面掷向李珣。李珣于是说：“你去把布衫要来，必然又翻下老婆舌了。”李氏开口就骂，又用头撞向李珣，夫妻俩就这样打了起来。[43]

除了以钱财接济本家外，就档案所见，丈夫通常不会同意妻子无故往本家跑，尤其是家里有事时。广东英德县人张如麟因为母亲患病在床，需要人照料，所以当丈人差人来接妻子巫氏回娘家时，强留妻子在家服侍母亲，不许她回去。巫氏不依，争闹不休，张如麟愤而用木屐把巫氏打死。[44]另有一例是，陈五城因为得了痰火病，夜里要妻子原氏做伴到粪坑出恭，原氏嚷说：“天气寒冷，我日夜服侍辛苦，也不得好睡，我明日要往娘家去。”陈五城骂道：“小**妇，我有病，你倒要往娘家去。”原氏回骂他是“没良心的病死鬼”，陈五城随手拾起坑边的一根柴棒，三两下就将妻子打死了。[45]

其实，档案数据显示，丈夫更在意妻子不告而别，私自回娘家。例如，直隶清苑县的孙文显，四十岁，娶妻李氏。乾隆四年四月十五日（1739-05-22），李氏趁着婆婆去母舅家，丈夫到田里做活的时候，偷偷跑回本家。孙文显晌午回家知道了，就赶到丈人家，把李氏叫回来，对她说：“你要回去，也该合我娘说声，或对我说声，怎么就私自逃回去了呢？”[46]这段话应是所有有此困扰的丈夫们的心声。另一位孙汉卿，因为孙媳妇常常跑回娘家，甚至不回家过年，疑心是娶过门的日子不好，于是又另择日子，叫孙子与孙媳妇重新拜天地。可惜，这样做并无效果。[47]

当然，妻子无故久居本家，更是做丈夫的不愿见到的事。例如，袁兆臣与妻子梁氏结婚后感情一直不好，梁氏时常跑回本家。乾隆四年（1739）三月间，梁氏回本家住了将近一年，仍不愿随丈夫回家上坟；袁兆臣气她总是“不从夫训”，一怒之下，就把妻子打死了。[48]又如李常发的妻子黄氏，在回娘家住了将近两个月后才返家。李常发发现了，说她“不该久住娘家，猪只没人照管”。她听了不服说，偏要回娘家去，转身就走。李常发随手拿起砖块一掷，没有料到掷中黄氏左腰眼，黄氏不一会儿就伤重而亡。[49]

再一例是，四十岁的李昌节鳏居后，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续娶刘氏为妻。由于刘氏素性懒惰，不理家务，李昌节不时训斥。刘氏于乾隆三十六年正月初七日（1771-02-21）私回娘家，李昌节去丈人家接过几次，刘氏总不肯回，直到八月十四日才回家。李昌节骂她“不该久住母家”，刘氏出言顶撞，李昌节随即用木棍连打她两胳膊、两膝及两脚面。十七日刘氏又私自回去，经其母亲鄢氏送回家。十九日夜，李昌节因为刘氏屡次私自跑回娘家，在房里用言语开导她，刘氏反而说她不愿在李昌节家做人。李昌节气愤难忍，又用木棍连打刘氏两手腕、右臂膊及两手背，用以警诫。二十日一早，李昌节要出门，叫刘氏早些做饭；走到厨房，见她坐在那里，还不动身。李昌节骂她几句，刘氏啼哭与李昌节争闹，李昌节气恼，把她扯倒在地，拾起灶前铁钳戳伤刘氏左右臁肕，刘氏延至九月初二日殒命。李昌节强调，“这实是他屡次私自走回母家，不听教训，以致打伤身死，并不是有心要致死他的”[50]。

而广东普宁县人许耀先，于乾隆五年（1740）八月间娶罗氏为妻，平日夫妻和好并无嫌怨，但罗氏常往父家跑。乾隆六年十月二十九日（1741-12-06），罗氏又回父家，至十二月初九日（1742-01-15）方才回家。十一日晚间，许耀先做工回家，未见罗氏炊饭，夫妻起口角，被其父喝止。许耀先自己煮饭，罗氏赌气不吃。三更时候，许耀先望见罗氏点灯在房里坐着，于是问她为何不睡。罗氏答道：“等开寨门，就要回父家去。”许耀先问道：“才到家两日，怎么又要回去？”罗氏骂道：“你何不早死，等我去改嫁。”许耀先一时气愤，起身拾起柴棍朝罗氏右后胁打下，罗氏转身把头向许耀先撞过去，许耀先用棍回挡，把罗氏打跌在地，罗氏不久后气绝身亡。[51]

又一例是，乾隆九年（1744）四月间，妇人田氏因为不会服侍，惹得病中的婆婆生气，被丈夫余朝栋打了一顿，丈人田瑞就把女儿接回家调养。一年四个月后，田瑞想到“女儿终是他家的人，总要到他家里去的”，才将女儿送回女婿家。但亲家母在一年前就已过世，田瑞未去吊唁，田氏也未回去穿孝服。田氏回家后的第二天晚上，余朝栋责问她：“从前婆婆死了，为什么不回家来穿孝？”夫妻俩言语不合，打了起来。余朝栋气极拿起“壹根破脸盆架木档子”朝田氏身上一阵乱打，直到田氏不啧声才停手，但田氏已被活活打死。[52]

对不时要面对妻子不告而别的窘境的丈夫而言，妻子的不告而别或长期离家，不仅使他们身为一家之主的地位受到挑战，也造成了生活上的不便。就人情而言，做丈夫的不愿见到妻子私自跑回本家或久住本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档案中有个例子显示，更让他们难堪的是，他们必须面对乡亲邻里的嘲弄。这可能也是造成丈夫对妻子心向本家反应如此激烈的原因。山东城武县人景四的妻子有一回出外拾柴，恰遇下雨，就在亲戚家过了两夜。景四疑心她是逃家，直到妻子回了家才放心。不久，又有一个下雨天，景四向友人曹道远借伞，曹取笑说，是否要去寻妻。景四颇不以然，与曹吵了几句。次日傍晚，景四喝醉了酒，到曹的门前叫骂，说曹“不该讥诮他”，而与曹的堂侄子大打出手。[53]虽然我们无法确定景四的妻子是否常私回娘家，但她显然有过离家出走的记录，而景四也深以为耻，不愿他人重提往事。曹道远借此取笑他，无疑触到了景四心中的痛处，才会酒后说曹“不该讥诮他”。

不过，如果夫家没有钱，生活困难，本家可以接济，则又另当别论。十九岁的赵扁头就是一例。他的丈人宁世荣简述了经过：“小的女儿是乾隆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嫁给赵扁头，娶过门有一年了。女婿家穷，女儿常在小的家住；这一年内在小的家住了八个月，上年十二月二十日就回去了。他家没有饭吃，女儿又回来要几升粮食去，才好过年，小的拿了几升粮食，二十八日又送他去的。……”[54]显然，在填饱肚皮以前，面子问题可以暂时搁着。古人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应该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四）嫌弃妻子

如果妻子离家让丈夫脸面无光，那么妻子行为失检，对丈夫而言，会是更直接的伤害，更会让他觉得羞于见人而大动肝火。妻子一旦回骂，一场夫妻大战似乎无可避免。档案中可以看到不少这样的例子。云南广西府夷人王世昌，因为妻子朱氏偷了邻人的头巾、针线、铜镯首饰等物，东窗事发，便把朱氏吊在堂屋梁上，拷打逼问赃物下落致死。[55]另一件类似的案子发生在一位年仅十二岁的童养媳李氏身上。李氏因为偷摘人家树上的核桃，被丈夫张劳儿用麻绳面向柱子绑着，用长葛条四折扭住抽打背脊致死。[56]

湖北人李公雅看见妻子景氏在门前池塘洗涤她的“污秽衣服”，告诉景氏说“这样衣服应该在屋里洗”，并骂道：“不知羞耻。”景氏回家后气愤难平，夫妻因此起冲突，李公雅失手将景氏打死。[57]

广东人郑名进的妻子李氏替妯娌黄氏裁衣少了一块布弯，黄氏来问有无遗失，李氏认为被诬侵吞布块而与黄氏相争。郑名进自外回家后，责骂李氏“应守妇道，不该与黄氏争打”[58]。

最后是一个较极端的例子。田士奇的妻子孙氏得了疯病，时常哭笑，无端骂人；医治无效[59]，田士奇只得把孙氏关在空仓里。乾隆十一年五月初六日（1746-06-24）夜里，孙氏疯病发作，打破仓板，跑到山上，“赤身在那里坐着啼哭，拉他总不肯回家”。田士奇“看他赤身光景，怕人见了耻笑，一时气忿，就拔身边带的解手小刀，把他心坎上戳了一下，往下一拉，他还翻眼，又把他咽喉上抹了一刀”，就这样把妻子给杀了。[60]妻子发疯，赤身乱跑，让丈夫深以为耻，为了避免受人讥讽，他拔出身上小刀，一戳，一拉，再加一抹，就把妻子给杀了。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夫妻关系走到这个地步，所关系的应该已不是妻子行为是否敬顺的问题，而是夫妻感情已生变，妻子的行为让丈夫觉得羞于见人，不惜以杀人来解决问题，无怪乎我们会看到上述如此激烈的反应。

（五）妻子与人通奸

在以“敬顺”为夫妻关系主轴的基调下，妻子对于丈夫不仅心理上要“卑弱”“谦和”，身体上也要“从一而终”，出轨行为是绝对不可以的。有些时候疑心生暗鬼，可能只是一个无心的动作，就让丈夫心头起疑。例如，穆香周只是撞见妻子拿了一包棉花走出过道，一见他就转身走回房里，因此怀疑妻子不端。他说：“他若是偷给女人，也还不妨；若偷给男人，我还成得人吗？”[61]而在档案中也不乏没有掌握到任何通奸的证据，丈夫就对妻子大动干戈的例子。

赵硕一直嫌妻子蒋氏貌丑，也怀疑她偷人，就以初生儿不像他为由，要把妻子休了，为其父所阻而作罢。不久蒋氏又有身孕，某个夜里，他问蒋氏：“这可是我的骨血吗？”蒋氏说：“也定不住是不是。”赵硕就摸起脚踏木凳照蒋氏身上乱打，蒋氏在**滚转，连说“打死我罢”，直到蒋氏不作声了，赵硕才打灯照看，不一会儿，蒋氏就死了。赵硕在庭上承认：“小的女人不端，原没见有实据。那夜小的问他身孕，他回说定不住的话，想他也是生气说的，只因小的疑心已久，又见他说话蹊跷，一时兜起气来，把他打死，有何辩处。”[62]

而赵桂只是因为乾隆五年（1740）十月间去赵州考童生，在住处听到同县人谈笑，好像是在说他妻子赵氏不正经，心里就起了疑。十一月初，他回到家里，因为“不得进学，心里发迷”，又想起听到的闲话，就屡屡向赵氏盘问，赵氏极力喊冤，夫妻俩就吵了起来，还是邻居劝散的。虽然如此，赵桂“心里总然发疑”。十二月十三日（1741-01-29）早饭后，赵桂又向赵氏审问。赵氏就说：“你尽着胡言乱语，我也不愿与你过日子了，不是我杀你，就是你杀我。”赵氏一面说一面就去拿了切菜刀，走到赵桂跟前，作势要砍他。赵桂问：“你要杀我么？”赵氏回答：“你再胡言，我就杀你。”赵桂怕她真动手，就夺过刀去，随手一砍，砍断了赵氏的项颈筋骨。[63]

另一件案例发生在乾隆十五年八月十四日（1750-09-14），宋大鸭在外佣工，听得女儿大姐患病，赶回家看望。夜间收拾床铺准备睡觉时，惊见妻子李氏枕头下放有一把尖刀。他问女儿，也不得要领，于是怀疑李氏与人有奸，要谋害他。三更时分，宋大鸭悄悄起来，拿刀插在腰间，叫醒李氏，哄她同去偷谷。到了任家岗傅成礼谷地内，李氏坐下掐谷穗，宋大鸭拿刀子问她：“这刀是那里来的？”李氏说是在任家岗地里拾柴火拾的。宋大鸭又吓问：“你放在枕头下，是想害我不是？不说实话，定要杀了。”李氏怒骂：“你快把我杀了罢。”宋大鸭愤而起杀机，左手掐住李氏项脖，将她按倒在地，右手拿刀在她咽喉上抹了一刀，见李氏手脚还动，又在肚腹上扎了一下，李氏就断了气。[64]

另外，档案中也可见到这样几个例子。徐让只是因为妻子常到邻家走动，就怀疑她与邻家主人有奸。[65]马八猪儿因为出门做生意，回家后发现妻子下身生疮，于是怀疑她做了“没脸面的事”。[66]杨柱因为妻子待在主人上房里久不出来，就疑心她与主人有奸情。[67]他们三人的妻子也都因此而命丧丈夫的刀下。

如果没有证据，丈夫对绿云罩顶的反应就如此激烈，那捉奸在床的后果就可以想见。在档案中不乏丈夫就在案发现场打死妻子或奸夫的例子。例如，乾隆四年五月十六日（1739-06-21），郑奇兴砍柴回家，走进房去，只见亲戚危友生与妻子在**行奸，一时气愤，拿起棍子，把跳下床要跑的危友生打昏在地，又将躲在房后的妻子乱刀砍死。郑奇兴是同年二月初一日（1739-3-10）出外做工，四月回家，没有想到妻子二月初二日就与危友生通奸。[68]

又如，直隶大兴县人金二卖菜度日，怀疑常在他门口货卖饽饽的简二与他妻子及岳母有奸。某晚，金二佯装醉酒回家，睡卧炕上，三更时分，窥见简二赤身径入其妻被内行奸；金二起身从被内揪住简二发辫，将其拉出拖至炕边，拿起木墩狠击简二身死。当时金二原想将妻子与岳母一并杀死，因为她们跪地哭求，一时心软，而未下手。[69]

再举一例。刘竹修是直隶平乡县田村人，一直在广宗县东召村的贾家做长工。乾隆二年四月十五日（1737-05-14）天未亮，刘竹修因为妻子杨氏独自在田村过日子，家里没有粮食，就拿了两百个工钱，走回田村去。天刚亮时，走到大柏村外，远远见到两个人在前面走，看起来像是他的妻子和赵马墩。刘竹修连忙赶上前去，看清楚了，问说：“你两个做得好事，往那里走？”原来刘竹修早就听过村里人说妻子杨氏与村子里的赵马墩有奸情，曾经打过杨氏几次，还想要休了她，但由于她娘家没人可靠，而他自己也没有“亲见他们行奸，只得忍着”。现在亲眼看见“他们两个一早同路行走”，证实村人的传言属实；如果“不是有奸的，为什么一男一女黑早在路上行走呢？”摸黑赶路为妻子送钱，没有料到会撞见她与奸夫同行，刘竹修“一时气得慌，就在旁拔了根柳杆，在杨氏脑后合右耳根一连打了两下，杨氏就跌倒地上死了”[71]。

然而，碰到妻子外遇时，不是每个人的反应都像上述几位一样，选择用暴力结束妻子或奸夫的生命。有人选择告官，但为了面子，送官时改换名目，不料弄巧成拙，让自己做不得人。这个例子发生在江苏吴县。乾隆六年六月初六日（1741-07-18），许善长午后自外归家，发现远房亲戚章能竟然在**与妻子行奸。一气之下，他以绳子缚住章能的颈项说：“省得出丑，只说是贼，解到营汛去。”没有想到，为了摆脱贼名，章能在路上当着满村人说，许善长“央他包养儿子”，让许善长自觉“做不得人了”，自缢在祖坟树上。三天后，他妻子也上吊死了。[72]

不过，也有人在发现妻子的奸情后，第一时间就选择自我了断。王有礼是河南睢州人，自幼与梁三的女儿梁氏定了亲。乾隆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746-01-20），王家娶梁氏过门，与儿子完婚。过门当天，王父见梁氏腹大，即已起疑，但梁家都说梁氏有腹胀病。为此，王家还找了些治胀病的药给梁氏服用，却未见好转。乾隆十一年闰三月二十九日（1746-05-19），王家因为见到梁氏的肚子愈来愈大，怀疑她有了身孕，就送她回娘家。但是四月初四日，梁家的人又把梁氏送回王家，理由是梁氏实在有病，应该在王家调治，如何能送到梁家去。王家无奈，只能留下梁氏。第二天夜里，梁氏就产下一名女婴，此时距当初进门日不到四个月。原来梁氏的父亲已过世四年，她与母亲无依无靠，只好投奔叔父梁玉。梁玉没有儿子，家里住着他的堂侄孙梁二小。乾隆十年七月初八日（1745-08-05），梁二小的妻子回娘家，梁氏到梁二小的房中“寻火吃烟”，梁二小笑着拉她的手，她“没有主意，就依他成了奸”。论辈分，梁二小应叫梁氏婶婶。弄清楚了事情的原委，王有礼生气地向父亲表示，他是不要这样的女人，叫他父亲把梁氏送回去。不料，当他父亲送完媳妇回家后，发现王有礼已“在家羞忿自缢身死”。另一方面，梁氏的叔叔听说侄女生产，就生气地说，“这可见不得人了”，随即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家。[73]

梁玉自觉日后见不得人，选择离家出走；王有礼与孙蛟选择上吊结束生命，应该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担心日后没脸见人。不过，不是所有人发现妻子不贞后都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都会立即断绝夫妻关系。就档案所见，有人以为这是丑事一桩，不愿声扬，选择迁居，离开是非之地，既可避开邻人异样的眼光，也可以隔绝妻子与奸夫的来往。这些人不会与妻子大打出手，让左邻右舍看笑话，而是默默地离开，期望异地而居，可以重新开始。陈玉就是一例。陈玉是山东齐河县人，平日以撑船为业，常不在家。他说：

只因乾隆五年五月里，小的撑船回家，听得庄里人说女人合李盛有奸；小的留心捉拿，没有拿着。小的因女人有了奸情，不便在本庄上住。到八月二十六日，小的就领着王氏，搬到历城西关外，赁了姓员的两间房子住着，卖糖度日。[75]

不过，陈玉未能如愿，因为李盛后来还是乘着他出去卖糖的时候，去到西关把王氏带回了家。三个月后，当他获报在李盛家西首空屋里找到王氏时，气血攻心，三棍子就将她打死了。陈玉的故事并非孤例。安徽桐城县人杨功臣曾与王绍江同居一屋。他因疑心妻子与王绍江有奸，于是搬家另住。王绍江不死心，乘其外出时，找上门去，将其妻子带走。[76]也有妇人萧氏通奸被逮，不满丈夫迁居，限制其行动，又宿店不归，愤而先杀幼女，再杀儿不成后，纵火焚屋后自尽。[77]

这些例子显示，走到这个地步夫妻感情已生变，妻子感情大多另有所属，无可挽回，一旦另一个男人找上门来，就跟着走了，走不了的就走上自绝之路。我们在下节会有较详细的讨论。不过，他们的故事其实预示了另一种更委曲求全的做法的失败。相对于上述激烈与低调的反应，根据档案所见，有些人，无论是事前或事后，对妻子的越轨行为不仅不加反对，而且采取赞同的态度，有些甚至可以说鼓励妻子与奸夫来往。这些男子何以能够不顾颜面，容忍妻子不贞的行为？更何况，他们的行为触犯了大清律中的“纵容妻妾通奸”，与奸夫、奸妇都要各杖九十。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宋麦儿身上。宋麦儿与朱四是在雍正十二年（1734）在河南沁阳县秦八店逃荒的时候认识的，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所以结为干亲，朱四常在宋麦儿家里走动。当宋麦儿发现妻子陈氏与朱四有奸后，只说了一句：“卖柴难过，不如把你与朱四伙着罢。”雍正十三年（1735）三月里，宋麦儿又搬到遂平县张虎家住。四月里朱四也寻到那里，不时帮他银钱。可是，当朱四要宋麦儿把陈氏让给他的时候，宋麦儿不肯，朱四变了脸，赏了宋麦儿两个嘴巴，宋麦儿就领陈氏回上蔡县去了。朱四因为舍不得陈氏，又找到上蔡县化皮集寻见宋麦儿，与他讲和，给他一百七十个钱，并籴了些粮食，又与他们同住。到了乾隆元年（1736）六月间，宋麦儿要投奔王家店亲戚家去，在路上对朱四说：“你与陈氏在一处，外观不雅，我到了亲戚家，你先回去罢。”朱四明白宋麦儿要断绝他和陈氏的关系，一日夜里，就用计把宋麦儿给杀了。[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