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中篇 档案中的清代社会（第2页）

社会、经济资源丰富的川东地区是四川嘓噜活跃的另一中心。川东多丘陵地，四周为川、陕、楚、贵交界的老林高山所环绕，而其大部分为施坚雅所谓长江上游地理区（UpperYangtzeRegion）的核心区。长江及其支流形成的交通网联系了这个地区的重要城镇。相较而言，前述老林地区则位于施坚雅所谓长江中游地理区（MiddleYangtzeRegion）的边缘地区。高山、密林、急流，再加上人迹罕至，成为理想的避险之地。正如前述胡范年案例所见，每当被官兵公差追捕时，许多嘓噜往往逃到此地。由表6可知，76。3%的嘓噜案件发生长江上游地区，其余不到四分之一的案件发生在中介地区与长江中游地区。中介地区指的是该行政区内有部分地方或属于长江上游地理区，或属于长江中游地理区，甚至还有些地方位于施坚雅所谓云贵地理区。

表5嘓噜作案地点分布统计表

表6嘓噜作案地理区分布统计表

嘓噜犯案的行动策略其实也充分反映了他们对川东与老林地区地理形势的掌握。他们的偷抢行动往往集中在川东富庶之地，而以老林地区作为退避官差的场所。如表7所示，60%的嘓噜案件发生在长江上游地理区的核心地区，而没有任何案例出现在长江中游地理区或中介地区。如果检视相关地区州、县的官缺，这个解释可以得到进一步的验证。有清一代[62]，吏部会以“繁”“冲”“难”“疲”标志州、厅、县地方的职缺，作为官员是由该部月选，或是由督抚调补的依据。“繁”指的是“政务纷纭者”，“冲”指的是“地当孔道者”，“难”指的是“民刁俗悍，命盗案多者”，“疲”指的是“赋多逋欠者”。每个职缺有可能只有四字中的一字、二字、三字，或四字俱全，但也有四字俱无者，一共有十六种组合。[63]如表8所见，嘓噜案件不见于任何一个只标“疲”字的县份。换言之，税收未能完纳的地方通常不会是嘓噜的目标。表8也显示，带有“冲”字与“繁”字的州县会是最受嘓噜青睐的地点。

另外，从表8可以看出，没有一个嘓噜案件发生在地区中最重要的地方，也就是“繁”“冲”“难”“疲”四字俱全的县份。这表示嘓噜的势力尚未发展到可以挑战重要且护卫周全的县城。如果我们将州县依据施坚雅的层级架构依序排列，这个趋势可以看得更明显。[64]根据表9，在地属“高”等级的州县地方，嘓噜案件发生的次数相对较少。如果我们将“低”与“无字”两等级的州县地方合起来一并观察，嘓噜案件的发生频率会随着州县等级的增高而递减。总之，嘓噜倾向于在政经发展较落后与政治控制较弱的地方犯案。

表7嘓噜作案地理区核心或边缘区分布表

表8嘓噜作案地方职缺分布统计表

续表

表9嘓噜作案地职缺高低等级分布统计表

五、乾隆朝以后的嘓噜

我们目前不清楚一伙嘓噜团体可以维持多久的时间，但一个成员流动频繁的团体无疑不容易维持较长的时间。以胡范年与刘胡子的案子为例，一伙嘓噜团体仅能存活几个月的光景。更何况有官员认为，嘓噜在经过“大加惩创之后，近年渐觉敛戢”[65]。不过，从零星的数据可以得知，到了19世纪，嘓噜对地方治安仍是个威胁，但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细究。根据档案与文献资料，道光十三年（1833）、同治四年（1865）、光绪二年（1876）、光绪十八年（1892）都有嘓噜在市集上流**滋事，抢夺奸拐的记载。[66]道光十七、十八年间（1837、1838），川北各县嘓噜犯案滋事严重，地方居民纷纷齐团对抗。[67]道光年间（1821—1850），嘓噜逃窜地方，若有官差胆敢逮捕，他们动辄破家，抢人勒索，威胁撕票。[68]

然而，不同于乾隆朝的记载，19世纪有关嘓噜的记载多将他们与政治叛乱联系起来。[69]19世纪初，嘓噜参加了白莲教在四川东北的起事。道光年间，嘓噜甚至活跃于成都平原，而这在乾隆时期是少有的现象。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年间，当太平天国的势力发展到四川时，许多嘓噜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光绪十二年（1886）与十六年（1890），嘓噜都曾在四川起事。

我们不禁要问：到了19世纪，嘓噜的性质是否有所改变？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嘓噜参与抗清活动虽然是一个新现象，但嘓噜的犯案方式并未改变。一般而言，嘓噜主要的滋事活动仅限于四川。市集仍然是他们经常造访，抢夺、伤人、作案的地方。虽然道光二十四年（1844）间，中江县、金堂县地方有嘓噜自称“忠义大堂”张贴告示，但并无迹象显示，嘓噜在两地建有长久的根据地。[70]更重要的是，嘓噜犯案的对象仍以地方居民、客商、行旅为主。不过，在19世纪，嘓噜作案的地点不再像前一个世纪那样仅限于川东地区。同治十三年（1874），四川总督吴棠（？—1876）上奏隐约指出，几乎四川全境都有嘓噜的踪影。[71]同时嘓噜组织也有日渐增长的趋势，有些甚至超过千人。这种情形或可归因于地方官员的因循怠惰。湖广道监察御史黄钟指出，“四川地方素多讳盗不办，因之盗风日炽”，“富民见地方不肯实力惩办，恐遭贼匪荼毒，竟有不惜重资向该匪买赎冒顶名色，以图自保”。[72]虽然我们不清楚这种变化自何时开始，但道光朝以后，嘓噜组织不再扁平，而变得阶层化却是事实。

根据一份道光二年（1822）的记载，嘓噜的头人称为“老冒”或“帽顶”，其下管事之人为“大五”“大满”。[73]咸丰二年（1852）间，江西道监察御史陈庆镛（1795—1858）致书陕甘总督舒兴阿（？—1858）指出，嘓噜“其为首者曰帽顶，暗言其为主也；其次曰大五、小五，暗言大王、小王也；又其次曰大老么、小老么，言兄弟也；以下曰大满、小满；其新入伙者，曰侄娃娃”[74]。

在地方上，相较于教门，嘓噜依然极不受欢迎。对于两者的差异，严如熤曾有如下的描述：

嘓噜皆无赖恶少，不能谋衣食，窃攫人财货以为生活，百姓莫不恼之，恨之，思欲挞之，杀之，故嘓匪滋事，一纸檄下，格斗者登时挞死无论，则乡约、客头一呼而丁壮踊从，不难全伙稇获。教匪则不然。所煽惑者多系有田产之人，假托于持斋、念咒、戒贪、戒**可以成佛、成仙，所取供给米为数无多。而习教之人入彼党伙，不携赀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地方有传教之人，久之引诱渐广；村落中则乡约、客头吃教，城镇中则差役书办吃教。所用稽查之人即为教中之人，教首窜伏，大村庄互相蔽护，难于拘补也。[75]

这段文字透露了嘓噜与教门成员社会背景的差异，但更重要的是，它点出了何以嘓噜不能于地方生根的原因。他们是掠夺者，而非地方居民的保护者。

然而，19世纪的官员仍然认为嘓噜与教门可以发展出紧密的关系。前文提到，嘓噜曾参加白莲教的抗清起事。有人也指出，每当查拿严紧时，嘓噜往往“借教匪家以藏身”[76]。但二者的关系似不对等，当有危难时，白莲教的深堂大宅可以提供给嘓噜以庇护之所，但当白莲教有同样的需求时，嘓噜却无能为力。陈庆镛的一句话很生动地描绘出两者不均衡的关系。他说：“嘓匪盛，则教匪为之谋主；教匪盛，则嘓匪为之先驱。”[77]我们不禁要问：嘓噜与教门的关系究竟有多密切？是什么因素造成二者的结合？二者间有无冲突之处？如果有，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等到有更多数据时方才可行。

至于嘓噜与哥老会的关系，可能稍有不同，但必须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虽然二者在发展过程中曾使用相同的称谓，但除非有确切的证据，否则我们无法确认嘓噜与哥老会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我们前面的讨论显示，嘓噜其实是一个相当松散且不稳定的组织。它们没有繁复的组织网络，也不像哥老会与白莲教一样与地方社群（unity）互利共生。若能进一步探讨嘓噜与哥老会，或与白莲教的关系，当有助于我们理解秘密结社在清代的发展。

六、结论

对其成员而言，嘓噜提供保护与协助，而更重要的是，在日渐险恶的土地上提供了一线生机。嘓噜初起时，始于一个地方无赖与无业游民组成的流**的伙党。传统中国的民间结社，若非以血缘为组织基础，便是以地缘或业缘为组织纽带，但嘓噜的组成三者都不是，而是任何人都可加入的团体。嘓噜是一个由外来移民与雇工等边缘人组成的团体。这些边缘人无法融入地方社会，被迫从事非法勾当，与当局为敌。他们以当局为敌并非基于意识形态，也不是出于阶级意识，只是图生计。他们结拜结党不为抗议，只求互助存活。他们不是改革者，更不是革命者。他们也不是霍布斯（E。J。Hobsbawn）笔下的义盗（sodits）。[78]嘓噜其实就像裴宜理（ElizabethJ。Perry）所研究的捻军一样，是一个掠夺型的组织。[79]他们不曾与任何地方社群发展出紧密关系。他们在市集间抢夺、奸拐、杀人伤命。

虽然有学者将哥老会的源头联系到嘓噜，但有趣的是，19世纪50年代哥老会的出现并不代表嘓噜的消失或转变。直到清末，嘓噜仍在四川各地流窜。抢夺、奸拐仍旧是嘓噜的主要犯案行为。简言之，当哥老会已在各地起事抗清时，嘓噜仍然只是一群游**人口组成的盗贼组织。哥老会并未取代嘓噜。嘓噜依然只是一个单纯的异性结拜组织，而哥老会已发展成为有十个层级的复杂组织。[80]不过，两者还是有一共同基础：异姓结拜。如同嘓噜一样，哥老会也是一个由社会边缘人组成的团体，大多数成员是遣散的兵丁与水手、矿工、雇工、走私客、无业游民等无根之人。[81]对大多数失去血缘、地缘与业缘团体保护的人而言，异姓结拜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团体组织纽带。简而言之，嘓噜是社会边缘人组成的替代组织，取代了家族与社群组织所能提供的必要网络，而这无疑是这群边缘人在变动环境下求生存的必要选择。由此观之，当清代社会于19世纪日趋流动之际，秘密结社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着实无须大惊小怪。

本文原以英文“Kuo-lu：ASworn-branizationinSze”为题发表于LateImperiala，1985，6（1）：56-81。

[1]Liu，“TheKo-laohuiinLateImperiala”，Ph。D。Thesis，UyofPittsburgh，1983，pp。16-18。

[2]《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方本上谕档》（以下简称《方本上谕档》），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八日，567～568页；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七日，67～68页。SusanNaquin，Shaherisingof1744，NewHaven：YaleUyPress，1981。

[3]《方本上谕档》，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十二日，714～716页。

[4]这些数据包括：《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以下简称《军机处档》），文献编号001757，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四川巡抚纪山奏；文献编号031967，乾隆四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湖南巡抚刘墉奏；文献编号031968，乾隆四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湖南巡抚刘墉奏；文献编号031126，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六日，湖广总督舒常奏；文献编号031812，乾隆四十六年八月九日，四川总督文绶奏；文献编号031808，乾隆四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四川总督文绶奏；文献编号031328，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日，署理陕西巡抚毕沅奏；文献编号031393，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三日，湖广总督舒常奏；文献编号032087，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七日，湖广总督舒常奏；文献编号031458，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日，贵州巡抚李本奏；文献编号031575，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四川总督文绶奏；文献编号031643，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六日，兵部尚书福隆安等奏；文献编号031648，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湖广总督舒常奏；文献编号032278，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湖南巡抚刘墉奏；文献编号032279，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湖南巡抚刘墉奏；文献编号031845，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十六日，湖广总督舒常等奏；文献编号032088，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七日，湖广总督舒常奏；文献编号032166，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十三日，湖广总督舒常奏。《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以下简称《宫中档》），文献编号403039484，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十日，湖南镇筸镇总兵官黄模奏；文献编号403039371，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湖广提督李国梁奏。

[6]庄吉发：《清代哥老会源流考》，载《食货月刊》第9卷第9期，1979年，6～14页。

[7]胡珠生：《天地会起源初探》，载《历史学》1979年第3期，65页。

[8]张力：《嘓噜试探》，载《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2期，70页。

[9]石侯：《戡靖教匪述编》卷1，3b页，道光六年刊本。

[10]邱仰文：《李蔚州先生墓志铭》，见《国朝文汇》，乙集第一册，8b页，上海，国学扶轮社，1909。

[11]《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03，乾隆四年十月下，29b页，台北，华联出版社，1964。

[12]《清史稿》（点校本）卷308《列传九十五》，1058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