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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大库档案中的疾病与医疗史料（第2页）

以上这些例子显示，麻风病患会受到家人与社会的排斥。其实麻风病患并非全然孤苦无依。有研究指出，清初两广地区即有官方麻风院的设置，如广州城的“发疯园”、揭阳县的“癞民所”、东莞县的“养济院”都是地方官专为收容麻风病人设立的机构。[38]而上述胡佐廷案也显示，这样的疯院在乾隆朝，或至少可说在乾隆朝的广东省，可能已是制度化的机构，因为广东巡抚王安国最后裁示：“胡佐廷所患麻疯最易传染。查丰顺县新设县治，并无疯院可归，应令于虚僻处所盖寮另居，不许仍在该乡替住。”[39]丰顺县是在乾隆三年（1738）五月以后新设，距案发可能不到两年，所以尚未有麻风院的设置。[40]当然这仍有待专家进一步的研究。

2。天花

在19世纪牛痘传入中国以前，清朝人虽然已知利用人痘来预防天花，但人痘的施种仍具危险性，许多儿童死于天花，皇室子孙也无例外。[41]梁其姿指出，这是因为种人痘有许多因素医生也无法掌握，因此种痘之前，往往进行宗教仪式，希望痘花娘娘保佑。[42]在档案中，我们看到有位父亲因为“儿子出痘好了，谢神还愿”，请亲朋好友喝酒[43]；我们也看到有位妇人因为小孩在家出天花，“恐死有伤碍”，竟然不把在外横死的先生的尸首抬回家，而是要兄弟在尸所收敛[44]。这些可能也都是基于种痘、出天花的危险性而遵行的仪式与禁忌。

梁其姿也指出，在明末就有人接受了人痘接种法，而从17世纪开始，大都市的士绅对种痘的态度从怀疑转为肯定，到了18世纪下半叶，这些高贵人家已适应了这种防疫观念。[45]在档案中，我们也可看到两则有关种人痘的资料，时间都在乾隆初年，即18世纪上半期。

第一个案例发生在乾隆五年（1740）。安徽省池州府建德县人汪永年因为九岁的弟弟感染天花死亡，认定是因远房侄子汪祖请医生为儿子种痘而起，酒后前往汪祖家讲理，失手打死他妻子，将尸体抛入水中。在县衙门，他说出了问题的关键：

小的是本县人，贰拾伍岁了。汪祖是小的无服族侄，与小的共一大门出入，他家住在前边，小的家住在后边。平日同汪祖的妻子张氏并没仇隙，只因乾隆伍年贰月里，汪祖请医生替他儿子种痘，并不同众人商量，小的向他说，屋内有几个孩子不曾出痘，你家种痘，不要带累别人家孩子，阻他不许种痘。汪祖不肯依说，包管不妨。那知小的一个玖岁的小兄弟因他种痘流毒，到陆月里出起痘来，发不出，拾陆日死了。那日小的在外钓鱼，与人打平火，吃醉了酒。将晚回家，见兄弟死了，恼汪祖从前不听小的话，以致小兄弟出痘身死，就叫了兄弟汪茂林同到他家讲理。不料，汪祖同他父亲汪兰听见小的嚷骂都出外去了。小的见他不理小的，越发气起来，就一脚把他家板壁踢下壹块，汪祖的妻子张氏在房里溷骂小的。……[46]

当时百姓人家应是自力种痘，政府可能没有任何相关的公共卫生政策，因而导致“有力之家，固知早种，而单寒之子，欲种弗能”[47]。汪永年深知种痘流毒的危险性，但他却没有为其小兄弟一起种痘，应是受限于财力，无力支付种痘的费用，以致造成两个家庭的破裂。

同样的情形也见于第二个案例，只是较前案更为激烈。乾隆三年（1738）四月间浙江省湖州府德清县人陆志达的孙女出痘，半里路外王郁生的侄孙女受感染身亡。王郁生“痛孙情切”，把侄孙女的小棺材埋在陆志达门前。[48]陆志达虽然没有说明他孙女的出痘是否因种痘而起，但从王郁生激烈的反应来看，应该仍是种痘惹的祸。否则，没有埋棺陆志达门前的理由。

三、结论

如果以上的观察可以成立，那么无论从疾病与医疗或疾病医疗与社会的角度来看，内阁大库档案都可以为这些新兴课题提供不少资料。就前者而言，这些数据都是医生或一般民众的实际医疗经验，虽然都是一些失败的例子，但它们触及的面更广，呈现的现象更复杂，提供了一般医书或典籍所无法提供的讯息。就后者来说，通过档案中患者本人或家属的现身说法，将病患的遭遇与相关社会问题清楚而生动地呈现出来，也可以补文献典籍之不足。

本文只是一个疾病史的门外汉所做的初步观察。疾病医疗史的专家学者如愿一探究竟，以各位锐利的眼光与深厚的专业素养，相信可以在内阁大库档案中找到更有价值的史料。以上所引档案，以及其他相关数据都收在新建的“内阁大库档案疾病医疗相关数据库”中，欢迎大家前往浏览检索。[49]

本文原发表于《古今论衡》第4期，2000年，第124～133页。

[1]关于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现况，请见拙著：《旧档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载《新史学》第9卷第3期，1998年，135～162页。

[2]本文初稿曾于2000年6月18日在本所举办之“疾病的历史”研讨会上宣读，承大会主办人林富士教授同意，本文得以在《古今论衡》上发表，特致谢意。

[3]在清代，地方发生讼案，无论轻重，先都由各州县正印官，也就是知州、知县审理。一般斗殴、婚姻、田地等案或笞、杖轻罪都由州县完结自理；一旦涉及命盗案或绞、斩死罪，则需上解府、司，再由督抚具题皇上，敕交刑部或三法司核议。内阁大库所藏有关刑案档案都是必须由刑部或三法司核议的命盗案。

[4]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已有专属网页，欢迎参访：http：∥archive。ihp。sikm2iml。

[5]兹举一例，参见张伟仁主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以下简称《明清档案》），登录号017032-001，A133-048，乾隆九年九月九日，江西巡抚塞楞额揭，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5—1997。

[6]《明清档案》，登录号012009-001，A119-015，乾隆八年三月八日，江西巡抚寨罚额揭。

[7]《明清档案》，登录号017032-001，A133-048，乾隆九年九月九日，江西巡抚塞楞额揭。

[8]《明清档案》，登录号018881-001，A111-049，乾隆七年四月十六日，江西巡抚陈宏谋揭。

[9]《明清档案》，登录号013440-001，A111-095，乾隆七年五月八日，湖南巡抚许容揭。

[10]《明清档案》，登录号011904-001，A126-124，乾隆八年十月十七日，陕西巡抚塞楞额揭。

[11]关于利用医案资料做研究的限制，参见张哲嘉：《清宫医药档案的价值与限制》，载《新史学》第10卷第2期，1999年，171～193页。

[12]《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以下简称《明清史料》），登录号066604-001，乾隆十年四月十六日，刑部尚书盛安题覆。

[13]《明清档案》，登录号027656-001，A120-036，乾隆八年四月十五日，护理山东巡抚包括揭。

[14]《明清史料》，登录号072914-001，乾隆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吏部尚书管刑部尚书事史贻直题覆。

[15]《明清档案》，登录号042148-001，A086-026，乾隆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河南巡抚尹会一题。

[16]《明清档案》，登录号018078-001，A137-095，乾隆十年五月十五日，浙江巡抚常安揭。

[17]《明清史料》，登录号066381-001，乾隆四年九月八日，刑部尚书尹继善题覆。

[18]《明清史料》，登录号072358-001，乾隆九年七月八日，刑部尚书来保题覆。

[19]《明清档案》，登录号014268-001，A123-037，乾隆八年六月十一日，广西巡抚杨锡绂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