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1868—1940)在《明清史料》发刊的序文中说道:“我们整理这些档案,在将来可以有多少成绩,目下全不敢说,只愿做这事业的精神,引出些研究直接史料,比核公私记载,而不安于抄成书的同志。这便是我们最大的安慰。”[29]明清档案工作室同人一直秉持着这样的态度与心愿整理内阁大库档案,希望这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案台湾史料汇编》能有助于学界对清代台湾的研究。当然,我们深知能力有限,疏漏与错误无可避免,尚祈各方学者专家不吝指正。
本文原发表于《古今论衡》第23期,2011年,第180~190页。
[1]8205件这个数字是依据甲编至癸编各本所刊目录计算而得,与系统中检出的9314件明显有别,这是因为李光涛先生在编辑《明清史料》时,习惯将册文件内的资料全数系于该册文件名下,以致目录上的件数与系统中的实际件数不符,故有必要在此稍做说明。
[2]部分郑成功史料已编入丁编。该编十册于1948年春交上海商务印书馆付印,然刚打好清样,本所即奉命迁台,书稿遂留上海;是编后于195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科学院编辑);其他各编也有少数台湾史料。
[3]李光涛:《明清史料编刊的经过》,见《明清史料》(戊编),2页。
[4]截至2012年2月16日,已整理完成的,也就是已有提要的档案总数为262863件。
[5]乾隆四十九年(1784),张继勋补授广东澄海协副将一案之所以被收入,即因福建罗源县人张继勋曾任台湾镇总兵,后因疏防生番戕杀民人案被降一级调用。参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以下简称《明清史料》),登录号032403-001,乾隆四十九年二月十七日,吏部尚书刘镛题覆。
[6]《明清史料》,登录号291756-002,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户部。
[7]《明清史料》,登录号185056-005,雍正九年四月。
[8]《明清史料》,登录号292881-023,乾隆五十四年七月一日,刑部福建司。
[9]《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奏折》(以下简称《宫中档》),文献编号057349,道光七年十月十九日,穆兰岱奏。
[10]《明清史料》,登录号292881-038,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十二日,刑部福建司。
[11]《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奏折录副》(以下简称《军机处档》),文献编号041181,乾隆五十四年六月五日,台湾镇总兵奎林奏。
[12]《明清史料》,登录号294400-031,顺治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满票签处。同年七月初八日下又记:“是。兵覆郑芝龙抒陈末议。……”见《明清史料》,登录号294400-033,顺治八年七月八日,满票签处。
[13]顾诚:《南明史》,744~745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14]根据一件满文票签文件的资料,郑芝龙于顺治八年(1651)六月间其实已“遵恩旨拟招抚事宜九条”。参见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3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16]“又据奏,陆丰县前有捏称共合义会哄骗敛钱之李崇玉等犯……”(《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68,22页。)
[17]《明清史料》,登录号109117-001,嘉庆七年七月,刑部移会。
[18]《宫中档》,文献编号007077,乾隆十六年七月七日,两江总督尹继善奏。
[19]《明清史料》,登录号038562-001,顺治十六年八月七日,贵州巡抚卞三元揭。
[20]嘉庆十一年(1806)六月户部移会稽察房一件浙江巡抚清安泰奏请维修年久失修之定海县营房炮台,以防御蔡牵的奏折,即为一例。参见《明清史料》,登录号212947-001,嘉庆十一年六月,户部移会。
[21]《明清史料》,登录号122268-001,嘉庆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广西巡抚恩长题。
[22]《明清史料》,登录号146975-001,嘉庆十一年九月,兵部移会。
[23]《明清史料》,登录号193107-001,嘉庆十一年五月,吏部移会。
[24]《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清国史馆传稿》,701001399。
[25]《明清史料》,登录号157150-001,道光十三年九月,兵部移会;登录号292183-033,道光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吏部文选司。
[26]《明清史料》,登录号291825-010,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吏部考功司。
[27]《军机处档》,文献编号062269,道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广东提督台湾镇总兵刘廷斌奏。
[28]陈培桂主修,杨浚纂辑:《淡水厅志》卷8,225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
[29]蔡元培:《序》,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2b页,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