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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档案新材料（第1页）

旧档案、新材料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

一、前言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目前所藏明清档案是民国十八年（1929）由藏书家李盛铎（1859—1934）手中购入的原内阁大库流出档案的一部分。这批当年险成还魂纸的档案在史语所一待就是七十个年头。这七十年来史语所的变化不可谓不大，首先所址由广州、北平、长沙、昆明、李庄、南京而至杨梅，最后落脚南港，而内阁大库档案的收藏也从八千麻袋变成了一百个木箱。值此史语所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感谢《新史学》提供篇幅，得以简要介绍这批档案的整理现况。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学者利用这批数据，使得这批当年与史语所努力建立新学术关系密切的档案能继续对学界有所贡献。

内阁在清初为国家庶政重心，雍正以后，其权力虽然为军机处所分，但仍为承宣制诰典册之府，而中央与地方官员在密奏承旨之后，国家政事仍须循正式公文管道具题，由内阁发交各部院执行。内阁大库就是它庋藏书籍、诏敕、题奏表章等档案的场所，这批内阁大库档案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而也由于这批档案的出现，使得原本深埋清宫中的档案得以公诸世人，无怪乎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王国维（1877—1927）将这批档案与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千佛洞卷轴、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并称为五大新发现。[1]

内阁大库档案的故事唤起人们对档案史料的重视，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固然毋庸置疑，然对于史语所这个刚创立的史学研究机构而言，内阁大库档案的购入与整理其实有另一层意义。民国十八年（1929）八月间史语所从李盛铎手中购入大库档案，这距史语所正式于广州成立刚好一年。[2]傅斯年（1896—1950）先生创立史语所的目的，即在结合一群与他有相近史学观点的学者从事“集众式的研究”，共同来实践他的新史学。[3]傅先生本人及他从各地找来的新学者如陈寅恪（1890—1969）、李济（1896—1979）等人对于新史料都极为重视。陈寅恪在给傅先生的信中就说：“盖历史语言之研究，第一步工作在搜求材料，而第一等之原料为最要。”[4]在他们眼中，档案就是第一等之原料。因此当藏书家李盛铎有意出让档案时，傅先生很快就在民国十七年（1928）九月间去信蔡元培（1868—1940）先生，请他设法以大学院的名义买下，送给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并责成史语所负责整理。他在信中还透露，“满铁”公司曾“将此件订好买约”，后来因为马衡（1881—1955）的阻止而未能成事。同时，由于当时的燕京大学也有意购买，他强调：“此事如任其失落，实文化学术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也。”[5]同年十二月间通过马衡的介绍，史语所开始与李氏洽谈购买档案之事，民国十八年（1929）三月议定以二万元成交。[6]这批原本奏准焚毁的档案几经转手，最后归史语所收藏，无疑为史语所前辈所倡导的发掘新材料，利用新方法，研究历史的新史学提供了一个实践的机会。

二、内阁大库档案的流出

这批档案流出内阁大库的经过这几十年来已有许多人谈论过，其中以民初罗振玉（1866—1940）所述最详，因为他亲身参与了档案的抢救。他指出，光绪三十四年（1908）冬，宣统皇帝（1906—1967）年幼登基，醇亲王摄政监国，于是令大臣于大库中搜检清初摄政典礼旧档，阁臣由于找不到，因而以旧档无用，奏请焚毁，且已得旨。与此同时，也有人在捡拾自己及名人的试策时，捡得宋人玉牒残叶。章梫（1861—1949）将之影照分送同好，并呈给当时以大学士军机大臣管学部事的张之洞（1837—1909）。张之洞后来在一次午饮时请教罗振玉，罗振玉表示这些影照即《宋史·艺文志》之《仙源集庆录》与《宗藩庆系录》，并指出内阁大库即明文渊阁旧址，藏书必多，请张之洞询其僚属。结果，果然有文渊阁藏书，但多残破无用。罗振玉随即进呈《文渊阁书目》，并告诉张之洞，虽然残破，仍应保存，大库既然容不下，何不奏请归学部保管，将来可存放于图书馆中。张之洞同意，于是具奏请将书籍归部，并要罗振玉时时至内阁相助。有一天，罗振玉至内阁视察库书时，发现大庭中堆积红本题本，“高若丘阜”，而且多依年月顺序，结束整齐。他随手取两本来看，一是管干贞（1734—1798）任漕运总督时奏的本子，一是阿桂（1717—1797）征金川时奏的本子。一问之下，原来这些都是奏准待焚之物。罗振玉回学部后，即通过侍郎宝熙（1868—？），再向张之洞力陈该批史稿的重要。张之洞因而要罗振玉速将档案移入学部。由于数量庞大，“非木箱五六千不能容”，无论移部或保存，所费实多，而学部经费有限，罗振玉又不愿意再向张之洞求援，以免横生枝节害事，因而在会稽司长宗梓山的帮助下，以有小破洞、无法盛米的米袋装档案，陆续移部，存放于国子监南学敬一亭，一共是八千袋，所费仅及木箱的十分之一。[7]

王国维也在《库书楼记》中指出，宣统元年（1909）大库年久失修，库墙倒塌，部分书籍、档案及实录、圣训被移出，以便修缮库房。实录、圣训移内银库暂藏，书籍由学部图书馆接收，其余档案则以“旧档无用”奏请焚毁。后因罗振玉偶然发现这些档案极具史料价值，乃请当时以大学士军机大臣管学部事的张之洞奏请罢焚，将这些档案移归学部，分藏国子监南学与学部大堂。[8]有趣的是，王国维这段简要的叙述在经过徐中舒（1898—1991）的引用后几乎成了内阁大库档案流出的经过的“标准”版了[9]，罗振玉的亲身参与的自述反而注意的人不多。

然而，这批档案的厄运并未因此而终止。民国二年（1913）教育部设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于国子监，接管这些档案。筹备处的工役对研究没兴趣，虽然他们没有偷档案，却常常将麻袋中的档案倒出，拿麻袋去卖钱。这些被倒在地上的档案就成了筹备处警察生火时的最佳火引。至于对档案有兴趣的学士大夫们，眼光都集中在夹杂其中的宋版书上。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傅增湘（1872—1949）就曾派员几十人，“大举整理”这批档案，目的就是要找宋版书、宋版残叶。经过了这一番的“整理”，不再发现宋版书后，在那些官员眼中，这批档案也就毫无价值可言，可以任意处置了。[10]民国十年（1921）历史博物馆因为经费短绌，就将档案中比较破碎的部分，以四千元卖给同懋增纸厂作为还魂纸。由于有人将部分档案携出纸厂，在市面上求售，为罗振玉所知悉，于民国十一年（1922）二月又以一万二千元把档案买了去，再度将这批档案从毁灭边缘抢救下来；其后罗振玉还雇人检视，就检得部分印成《史料丛刊初编》十册。[11]民国十三年（1924），罗氏留下一部分，把其余的档案以一万六千元又卖给了李盛铎。[12]后来李氏无力维护档案才由史语所购入。

三、档案整理经过

民国十八年（1929）五月，史语所由广州迁至北平。七月教育部应傅所长之请将历史博物馆拨给中央研究院，并委托史语所管理。[13]八、九月史语所陆续将李盛铎分存北平、天津两处的档案运存至历史博物馆午门楼上，九月底即开始在午门西翼楼展开对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14]从民国十八年（1929）到今天，史语所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工作或断或续已经进行了七十年。史语所这七十年间的整理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5]

第一个阶段是民国十八年（1929）到二十三年（1934）。民国十八年（1929）九月，平津两地的档案都运至历史博物馆午门楼上后，徐中舒先生就领着书记尹焕章（1909—1969）、李光涛（1902—1984）二位先生以及二十余个助手，分成六组，在西翼楼展开了内阁大库档案的初步整理工作。[16]根据徐先生的叙述，当年的整理工作分成几道程序。[17]第一是去灰。大库档案由于年代久远，加上又经数次迁移，贮存地方都不甚理想，因而积尘甚厚，除尘成了整理的第一步工作。李光涛先生曾经估计，这些除下的灰土大约重一万二千斤，可装一百二十余袋。[18]第二是铺平。除了尘之后，每件档案必须逐一铺平。第三是分类。分类的工作又可以分成两部分，先是将档案依外形分类，将同类的档案归在一处；而后再将同类的档案，按朝代的先后次序，各为一类。第四是将分类完的档案用麻绳捆扎。第五是将剩余的破碎档案装回麻袋，留待日后再做处理。第六是裱褙。一些破碎但重要的文件则需随时装裱。有些残件往往因拼接裱褙的结果，而复原成完整的文件。徐先生指出，李光涛先生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最后一项工作就是抄录副本。由于在整理档案之初，傅先生就有“不待整理完功，先分期刊行之”的决定[19]，因此在整理档案的同时，就已选择重要的折件抄录副本，以利日后编纂。当民国十九年（1930）一月“明清史料编刊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时，就已抄录了“年代较早较重要”的档件约四十万言。在那次会议中正式议决“凡已经整理之档案依年代先后编次，即行付印；以后陆续整理付印，俟全体完竣后，再编索引以便检查”。会上还通过了陈垣（1880—1971）先生与傅斯年先生的两项建议。陈先生建议：“印行之档案宜名：‘明清史料’。”傅先生则提议：“所有档案用五号字排印。每本百叶，以干支为次第，如明清史料甲集、乙集，以至戌集、亥集。每集共十本，计一千叶，以便检查或编制索引之用。”[20]民国十九年（1930）九月，初步的整理工作大功告成，而《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也在这时印出。

到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初，分类整理的工作也完成了十分之八九；同年年底，“所有已整理的档案，全已上架，虽未编号登记，然重要档案件，已有简明目录可查”[21]。依据徐中舒先生的看法，这时的内阁大库档案“已可按年索求，供研究之用”[22]。而史语所的确也在这时准备开始利用档案做研究的工作。[23]可惜，整个计划因日本入侵长城，进逼平津而告中断，因此史语所决定将大部分档案与图书古物全都装箱南运。民国二十三年（1934），由于华北局势转稳，而且南方潮湿，不利于档案的长久保存，又将档案迁回，存放于北海蚕坛内。次年一月，决定将《明清史料》复刊，乙篇、丙篇各十本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相继刊行。但是，随着局势转坏，傅先生命李光涛先生将档案择要装了一百箱，与图书古物再度南运，整理的工作再告中止。

这一百箱档案随着史语所由长沙迁往昆明，由昆明搬至李庄，由李庄回到南京，最后由南京到了台湾。1951年4月，当时的所长董作宾（1895—1963）先生认为当年整理档案限于经费，仅做初步的分类，未能确实记录每类的件数，似乎未尽到妥善保管档案的责任，于是“特命全部开箱，逐箱清查件数及重新办理登记”[24]。清查结果，全部九十九箱折件档册共计311914件。这个数字也就成为史语所内阁大库档案总数的正式统计数字。不过，这次清查工作似乎也仅止于统计件数，并未进一步做档案登录的工作。事实上，一直到李先生1975年退休为止，史语所都因限于经费只能有限度地进行档案登记的工作。三年前，当时的傅斯年图书馆主任，也是史语所的研究员柳立言先生，在他办公室的铁柜中翻出了李先生的档案登记簿，上面登录了八千零九号的顺治朝的题本、揭帖；同时，最近我们也发现若干档案是放在印有“史语所内阁大库残余档案”标题的牛皮信封里，封面上写有该档案的具奏时间、摘由与整残状况。除此而外，我们没有找到任何有关档案登记的记录。显然，在这段时间里，李先生除了埋首于明清史的研究工作外，一直都是像他自己所说的，“奉傅先生的遗言遗意，努力于刊布明清史料的工作”。从1953年到1975年，史语所的《明清史料》一共发行了戊、己、庚、辛、壬、癸六篇，合计六十本。另外，也出版了《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二集、三集。这可以说是史语所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的第二个阶段。

第三阶段是史语所真正有规模地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的开始。1981年10月，在丁邦新所长的推动下，由张伟仁先生负责策划执行档案整理工作，先从藏量较多的题本、奏本开始入手，册档则暂缓。[25]这次整理与前次最大的不同是：每件本子在钤印编号后，影印复本两份，而后封存上架，非有必要不再拆开；影印的复本则供日后编辑出版及研究人员借阅之用。这样一方面既达到了保存档案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方便了学术研究。这当然是拜现代科技之赐，有了便利的复印机可供应用。1985年，委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开始逐年分批影印刊行这些史料。这个出版计划原先的构想是：每月印行五册，计一千个文件，约三千页。不过，后来联经公司因为种种因素减缓了出版的脚步，目前的出版进度是：已出版324册，第325～370册即将出版，不过据悉会以光盘，而非纸本的方式出版。[26]

四、现阶段的整理

从1995年迄今是内阁大库档案整理计划的第四个阶段。1995年年初，再拜科技之赐，整理计划又做了两项调整。

第一，在保存档案方面，不再影印复本，而改以影像扫描或数字照相的方式，将档案原样存入光盘。若以650兆（MB）的光碟片计，每个光盘约可存储两千件折档，相当于从前纸本《明清档案》十册的数量。这样的改变不仅可以节省存储复本的空间，更重要的是，今后无论是在编辑出版或提供研究者的服务上，都可以节省可观的人力、物力。未来如要出版档案，可以直接在光盘片的图像文件上作业，甚或就以光盘的形式出版。

第二，我们也为每件本子，包括先前出版之《明清史料》《明清档案存真选辑》等，撰写了一个提要，内容包括：①事由，即该件档案内容的摘要；②时间，即该件档案发下、进呈或移会的时间；③职官，即该件档案上奏人的官衔与姓名；④册别件号，即该件档案全文收录之所在；⑤登录号，即1981年以后，登录档案的流水号；⑥文件别，即该件档案的类别，如题本、奏本、奏折、史书等；⑦备注，即档案整残状况及以上各项的补充说明。

其中具奏事由一项，以不超过六十个字为原则，具体交代该件本子所涉及的人、事、地、物等信息。我们希望能通过提要中的事由、时间、职官等项目，配合现代的电子检索工具，协助研究者迅速有效地找到他们感兴趣的档案。

在过去，分类与制作索引一向被认为是档案整理的必要手段，因为一方面便于管理，另一方面也方便研究者使用。史语所当年在整理档案时曾将档案做分类，方法是：先是将档案依外形分类，将同类的档案归在一处；而后再将同类的档案，按朝代的先后次序，各为一类。这里所谓依外形分类，指的是按照当时的公文种类分类，同一类的公文，如明题行稿、清题本、奏本、贺表、奏销册等，外形大致一致，便将它们分为一类。根据张伟仁先生的记载，1981年整理档案时，曾计划依档案的性质分类，并制作索引。当时预定的索引项有制作官司、制作官员、制作时间、案发地点、涉案人员、事件性质、处理办法、所据典章八项；其中事件性质一项即要依档案的性质分类，当时的构想是以《大明会典》与《大清会典事例》内的分类为依据，可是后来并未付诸实施。[27]

然而，在今日有强大电子检索工具支持的情形下，索引制作似乎已无必要。因为利用我们制作的提要，通过电子检索工具，研究者就可以很快地找到所需要的档案。提要中的时间、职官两项其实就相当于三个索引——时间、官衔与人名；而事由项的内容在相当程度上也等于一个分类索引，只是分类项目需要用户自己斟酌。换而言之，在目前的电子检索系统下，用户只要依研究题目所需，以提要中的任何字或词为条件，就可以很快找到所需要的档案。

不过，由于这样的检索都是利用用户键入的自然语言为条件，一旦涉及同义词、同人异名、古今地名等问题，就会影响检索的正确性。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协助研究人员更有效率地使用内阁大库档案，同义词、同人异名、古今地名对照表等辅助性工具的提供，仍有其必要。因此，我们计划从明年（1999）开始，先从台湾史料部分入手，逐年进行相关标题、人名、地名等权威档案（authorityfiles）的建置，以提高检索结果的有效性与正确性。

到本年（1998）六月底为止，史语所已完成档案登录的有154000多件，完成扫描的有58000多件，写完提要并发布上网的有98000多件。目前研究者可以经由互联网（I）上到史语所“内阁大库档案”的网页[28]，利用我们提供的电子检索系统，以提要中的任何字或词为条件，检得所要的档案出处或登录号，再去翻阅《明清史料》《明清档案》等原出版品或申请调阅原件。如果检出的部分已经有了数字图像文件，则可在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通过激光打印机印出。将来如果时机成熟，研究者甚至可以坐在自己的终端机屏幕前阅读所检得的档案，也可以通过激光打印机就近印出所要的档案。

五、档案内容

根据当年徐中舒初步整理后的估计，在史语所所藏内阁大库档案中，明代档案数量很少，约有四千多件，多为康熙年间为修明史征集而来的，以启祯年间的题行稿居多。清代档案则占最多数，其内容计有：第一，内阁收贮的各项档案，如制诏、诰敕、题奏、表笺、启本、副本、揭帖、史书、录书、塘报、黄册及其他随本进呈及缴存的文件、朝贡诸国表章内阁等；第二，内阁本身的各项档案；第三，修书各馆档案；第四，试题试卷及其相关的档案；第五，沈阳旧档。[29]而今在档案数量只剩下“四分之一弱”的情形下[30]，其内容又是如何呢？

就目前整理所见，明代档案有三千一百多件，实际数目应不止此数，因为尚有部分明代档案尚未整理。诚如徐中舒所见，史语所藏明代档案以行稿或题行稿居多，多属于万历、天启、崇祯三朝，而在目前整理好的明代档案中，万历朝有五件，天启朝有五十件，崇祯朝则有三千多件。其余较早期的档案多为敕谕，如史语所内阁大库档案中时间最早的两件就是宣德二年（1427）的敕谕[31]，时间稍晚的几件也都是正统、成化年间所颁的敕谕。[32]

在这些敕谕中，有一本敕谕抄件册——《巡按浙江试监察御史臣王应昌谨造完浙省各衙门明朝敕谕文册》——值得一提。顺治三年（1646）正月，清政府应山东巡抚丁文盛（？—1650）的奏请，为“详明职掌，以便专辖”，下令要求各地方文武官员奏进在明朝所领敕谕及其副敕抄誊册案。顺治三年（1646）八月，浙江巡按试监察御史王应昌于是将浙江省所存传敕七道、杭严道传敕一道，以及清军督册道、驿传道、水利道、两浙运司衙门抄敕各一道造册缴进。这件文册不仅为我们保存了十二件珍贵的明代档案，而且也透露出清政府在朝代递嬗之际，为巩固政权所采取的措施。

此外，史语所也藏有几件明代的册档，其中比较有价值的是武职选簿与实录残本。武职选簿记录了明代卫所武官世袭武职的家族经历，是了解明代卫所武官制度的重要史料。史语所藏有《铜鼓卫选簿》，以及一些其他卫所的残页。[33]至于实录，史语所档案中有明内阁进呈《熹宗实录》的散页，以及宪宗、世宗、神宗实录抄本散页，数量都不多。《熹宗实录》今存红格本缺十三卷，由于这些散页的发现，傅斯年先生就想从散页中找寻缺卷，并改正红格本的脱漏及误字，史语所于是就开始校勘《明实录》。[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