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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与众不同的几个表征（第1页）

第一节“与众不同”的几个表征

1。“何处是德国？”

德意志历史的开端颇具偶然性。10世纪初，匈牙利人正处于扩张的**阶段，彪悍的匈牙利骑兵所向披靡，战无不胜。919年，当匈牙利人拔刀指向欧洲西部时，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萨克森、法兰克等日耳曼部落面临一场历史的考验。为了免于被匈牙利人征服的命运，这些部落的首领们共同商议，决定建立一个临时性的军事同盟以抵抗匈牙利人的进攻，法兰克公爵康拉德一世（KonradⅠ）被德意志的诸侯们公推为德意志王国的国王。在这个同盟里，国王只是盟军统帅，恰似一个武林盟主，各路诸侯除了战争中听命于国王之外，在其他的事务中都各自独立、我行我素。所以这样看来，德国历史上后来的各邦国之独立，似乎一开始就已注定了，国王或皇帝“虚君”的格局似乎也是一开始就已注定。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临时性的军事同盟居然存在了千年之久。

德国历史留下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德国在哪里？”到了19世纪初，诗人歌德还发出感叹：“德国在哪里？我找不到这个国家。”[2]的确，“德国在哪里？”这一问题困扰了德国人达数百年，自中世纪结束、近代开始以来，德意志无数有识之士也一再地提出这个问题。中世纪末的人文主义时期，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及一些贵族就已经有了模糊的民族意识，但是德意志的政治现实一再粉碎了民族意识的形成。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在德国发轫，也并非偶然，已经显示了德意志贵族的自我意识和一定程度的共同归属感。17世纪的语言纯洁运动，如各种形式的德语协会，已经清楚地展示了文人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这个意识更为清晰。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开始以来，随着拿破仑战争的爆发，德意志的民族意识空前强烈，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长久以来，这个日渐明确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却遭遇一个难题，即这个意识虽然强烈，但是长期以来却没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德国的自然空间作为一个培养和发展民族情感、共同意识、锻造民族国家的载体，没有一个民族国家作为外部的政治框架。民族意识在德意志人头脑中的存在与民族国家在现实中的缺席，形成一个极大的反差，直接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德国人的民族认同危机。

从历史的维度看，“德国在哪里？”的问题也不好回答，因为这牵涉到德国历史的起点何在？919年之前罗马人统治后来的德意志南部的历史，是否也被视为德国历史，这是一个问题。919年，面对匈牙利人的进攻，德意志各部族不得不联合起来以抗击匈牙利人，德意志民族共同归属的感情由此开始。康拉德一世的继任者萨克森公爵亨利（Heinrich）及其儿子奥托（Otto），为加强王权不遗余力，10世纪至13世纪，由查理大帝开创的，奥托大帝和巴巴罗萨发扬光大的“神圣罗马帝国”曾经经历了辉煌的年代。但是这个由日耳曼人建立，以日耳曼人为主体的“老帝国”，却从查理大帝开始，统治者就醉心于罗马文明，以罗马文明的传人自居，帝国的名称——“罗马帝国”（R?mischesReich）就说明了这个价值取向。“神圣罗马帝国”的罗马情结带来的后果，是帝国的定位不清晰，既是日耳曼，又是罗马；既非纯粹的日耳曼，亦非纯粹的罗马。日耳曼耶？罗马耶？罗马情结也许只是老帝国内部问题的表象。老帝国并非只是由讲德语的人组成，而是囊括了众多非德语民族，如说捷克语的波希米亚王国，说古法语的勃艮第王国，以及意大利等。由是用语言来构建统一的归属感，殊为不易，唯有用一个超语言的概念来统摄国家认同，似乎比较可行。而就在说德语的德意志王国中，各种方言区之间的隔阂之大，各个地域相互的认同也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老帝国的国策和国家的身份一开始就经历了混乱，后来的帝国统治者的“帝国理念”和与此相关的“南进”政策又带来一种大国的多元意识。可以说，德意志民族的身份及民族认同从一开始就遭遇尴尬，开局不利。

德国的名称与历史上德国的人口、疆域之间的关系也不甚清楚。直到19世纪，德国人还在寻找“何处是德国？”或是如诗人恩斯特·莫里兹·阿恩特（ErnstMoritzArndt）在一首诗中所问：“德意志人的祖国是什么？”（WasistdesTeutsVaterland？）德语中的“Deutsd”既可以指一个文化区域，也可以指一个政治实体。在一个民族国家里，“民族”（Nation）与“国家”（Staat）是一致的；即便是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前，欧洲许多国家里，说同一种语言、拥有同一种文化的人们生活在同一个疆域里，给后来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德国的情况却多有不同，其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说德语的人未必生活在德意志帝国境内，而生活在帝国境内的人未必都是说德语的人。换言之，早在德国历史的童年时期，一个问题就已经在缠绕着德国，这就是：谁是德国人？在汉语里，“Deutsd”可以翻译成“德国”，也可以译成“德意志”。奥地利也是一个德语国家，瑞士也有近五百万人口说德语，这些人与德国的关系又如何？历史上的这些人是否可以称为德国人或是德意志人？

追溯德国历史，可以看出，919年德国历史开始之前，还没有德国或德意志的概念，只有相互独立的日耳曼诸部落，如法兰克、萨克森、阿勒曼等。919年德意志历史开始之后，“Deutsd”作为一个政治及文化概念，包括诸多说德语的部族及许多非德语的部族，比现在的德国更加广泛，应译为“德意志”。只是在1871年俾斯麦创建的小德意志，即第二帝国成立之后，“Deutsd”的名与实才相符，所以译成“德国”才称得上实至名归。近代以来，奥地利与德国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所以，从奥地利于1867年从德意志分离出去时起，奥地利人生活在另一个德语国家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身份认同，汉语中的“德国人”不再包括奥地利人。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与奥地利之间的关系在经历了第三帝国时期德国和奥地利的合并之后最终定格，成为两个德语国家，奥地利人也不再是德意志人。但是，在实际的使用中，这三者的区别并不明显。

2。衰而不亡

德国历史的另一个特点是两头亮、中间黑，德国的历史进程呈现出一条马鞍形的曲线。这条曲线的开端和结尾都处于高位，而中间漫长的时间里则处于低谷，并且多次濒临危亡。但是尽管如此，德意志却衰而不亡，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低谷中爬起来，成了欧洲历史上的一个“不倒翁”（Stehaufm?nn）。在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德国经历了大起大落，既经历了无限风光，也曾数度跌入谷底。德意志在其历史的开端曾经经历了两个辉煌时期，接踵而至的则是绵延几个世纪的衰落和疲软。

但是令人称奇的是，德意志在近代史上四次遭受劫难，但是四次站立起来，称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不倒翁。而这正是德意志历史的另一个奇特之处，即德意志民族虽然历经劫难，但是历史从未使这个民族彻底丧失希望，从未使这个民族甘居下游。

在欧洲，17世纪是一个关键的时期。一些国家在这个世纪中抓住了历史机遇，就走在了各国的前列。而德意志则颇为不幸，未能搭上历史的快车，被历史抛到后面：“在法国历史的记忆中，17世纪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纪，西欧其他民族，如西班牙人或是尼德兰人此后也从未再达到那样一个辉煌，而德意志却触到了她政治和文化存在的最低点。”[3]

近代历史（）上，德意志民族遭受的第一次重创，是1618—1648年的战争。17世纪的这次战争是在德意志土地上进行的一场欧洲大战，德意志在中世纪结束后的近代时期第一次跌入历史的低谷。战争的结果是德意志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大片土地荒芜，建筑物被摧毁，生产力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德意志的历史进程被极大地延缓，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德国是一个“被耽误的民族”。在战争中，德意志的城市遭受了灭顶之灾，而城市的主体市民同样几乎被消灭，城市文化和城市传统遭遇了一次断裂。德意志市民阶层花费了很长时间才重新恢复元气，但是在这期间贵族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从此市民便在与贵族的对抗中处于下风。德意志市民阶层在17世纪的式微，使德意志在进入现代时失去了主力军；市民在政治上的弱势地位，使自由主义在德国缺乏根基，留下了无穷的后患。

但是德意志并没有在战火中一蹶不振，而是逐渐恢复元气，重新站了起来，德意志的经济、社会在缓慢地前进。18世纪下半叶，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仍然落后的德意志，在文化上却开始大放异彩，启蒙运动在德意志奇葩绽放，德意志在文学、哲学、音乐等文化领域创造出优秀的成果。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的一个世纪中，德意志的文化巨人辈出，诗人、哲人、音乐家济济一堂，德国文化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尽管德意志民族是不得已才成为一个“诗人与哲人的民族”，但是文化的繁荣毕竟也算是对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落后与贫弱的一个补偿。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中，德意志遭遇了其近代史上的第二次重创，第二次跌入低谷。德意志被拿破仑统治的法国打败，不但丧失大片土地，而且还必须支付巨额赔偿，并且听任拿破仑重组、分割德意志，拿破仑战争对于德意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德意志被拿破仑征服后，1806年8月6日，老帝国的皇帝、哈布斯堡家族的弗兰茨二世（FranzⅡ）宣布，存在了一千多年的，衰而不亡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正式终结。德意志各邦的领头羊普鲁士同样遭受重创，不得不赔款割地。

拿破仑打败德意志后，为了进行有效的统治，开始重组德意志，1801年，他逼迫奥地利割让莱茵河以西的德意志邦国；1806年，他又把德意志西部和南部的十六个中、小德意志邦国合并为莱茵同盟，德意志的许多小邦国和小小邦国从欧洲地图上消失，德意志上千年的割据状态发生巨变，“小国分治”（Kleinstaaterei）的政治生态行将退出历史舞台。陈旧的法律体系、国家观念被拿破仑战争**涤，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所具有的优势冲击着德意志的地域观念。

此外，拿破仑战争对德国的另一个巨大影响，是拿破仑的异族统治唤醒了德意志人在18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开始萌发的民族意识。当拿破仑战争转变为侵略和殖民战争时，德意志民众对于拿破仑的崇拜也转变为仇恨。1804年拿破仑在莱茵兰巡视时，曾经受到当地民众的欢呼；拿破仑进入柏林时，也曾接受过柏林市民的欢呼。但是割地和沉重的战争赔款的耻辱及其所带来的经济重负，极大地刺激了德意志人的共同归属感，德意志沉睡已久的民族意识终于爆发出来，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抗击拿破仑的战争演变成“解放战争”，在抗法战争的炮火中，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意识终于形成。在战争中也出现了德意志的民族符码，“吕措义勇队”（LützowschesFreikorps）军装上的标志——黑色军服、军服上的红色镶边和黄色纽扣——演变成了德国国旗的颜色：黑—红—金。德意志人第一次不分等级、不分信仰、不分地域、不分贫富参加对法国人的战争，使他们第一次有了一种全民性的共同感。战争结束后，不仅是全民共同归属感保留了下来，对法国的仇恨也保留了下来，继续扮演民族凝聚力的角色。

在欧洲与法国的决战中，欧洲大陆的君主们与英国一道，打败了拿破仑。1813年的莱比锡会战，拿破仑败北，德意志最终还是摆脱了法国的统治，没有一蹶不振，更没有被灭亡。恰恰相反，在面临亡国的危机中，普鲁士在首相施泰因（HeinrichFriedrichKarlReichsfreiherrvonundzumStein）和哈登贝格（FriedrichLeopoldFreiherrv）等改革派的率领下，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军队、社会、法律和教育都得到改革，束缚工商业发展的许多樊篱被破除，农村里也采取了废除人身依附的革新，获得自由但是失去生活来源的无地农民给即将发轫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威廉·冯·洪堡（WilhelmvonHumboldt）实行的教育改革确立了高等学校里科研自由和教学自由的原则，统一了中等教育，普鲁士的教育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为德意志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崛起提供了大批高质量的人才。改革使普鲁士的社会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普鲁士的国家机器提高了效率，国家公务员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阶层，成为普鲁士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改革后，普鲁士增强了国力，向着现代化迈出了一大步。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德意志没有沦为一个二等或三等国家，而是再度崛起，德国的“不倒翁”的形象再现身影。

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均败北，德意志民族两次遭受重创，两次跌入低谷。但是战败的德国并未沉沦，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废墟中站起来，重归大国行列。

世界历史上，经历过严重挫折的民族不止德国一个，法国也曾经历过拿破仑的滑铁卢、普法战争的失败，而后法国并未沦落，而是又一再站起来成为大国，当然法国也没有经历德国那样多的大起大落。而一度独领**，但是风光之后便一落千丈、沦为普通国家的例子也比比皆是。西班牙曾经是世界性的殖民帝国，“发现”了新大陆，在美洲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但是在与英国的竞争中，自从无敌舰队葬身鱼腹之后，西班牙便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到了20世纪上半叶，甚至沦为欧洲的穷国。17世纪的荷兰人也曾经风光无限，荷兰的船队一度垄断了世界贸易，被称为“海上马车夫”。但是在同英国的竞争中落败之后，荷兰回归本色，继续做一个小国，不再有大国梦的奢望。欧洲历史上，瑞典也曾一度强大，三十年战争里，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GustavAdolfⅡ）的大军曾经称雄欧洲。但是瑞典在与俄罗斯的竞争中败北，之后便成为一个普通的小国，不再奢望大国地位。唯有德意志，四次遭受重创，四次站起来，成为欧洲历史的“不倒翁”，成就了欧洲历史上的一个传奇。

此外，如果对德国历史做一个仔细认真的观照，可以发现德国的发展道路有一个独特之处，这个独特之处也正是德意志衰而不亡的秘诀：“这是一个持续数个世纪之久的逐渐地下降过程，其中充满了动力和阻力。但是这个衰落从未降至一个使人绝望的最低点，所以从未使得恢复帝国雄风的追求被遗弃，从未迫使德意志人最终适应在各民族中地位较低的处境，从未迫使他们修正对自己的看法和德意志人的理想。”[4]下降而未至谷底，甚至跌入谷底，但从未绝望，走在这样一条奇特的下坡路上，德意志人心中时时燃起希望，使德意志民族不断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作用下，才会产生巴巴罗萨不死的传说，巴巴罗萨才会沉睡在屈夫霍伊塞的山洞里。

至于帝国虽然衰而不亡，尽管似乎已经没有了活力，但却存在了上千年的理由，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这个帝国之所以得以存在，是基于内外两方面的理由。在帝国内部，帝国起到了一个调节器的作用，以保障帝国内部众多小邦国的利益，即充当所谓“第三个德国”的保护伞。在外部，欧洲的政治格局需要一个弱势中心作为大国之间的缓冲地带，以免大国直接对抗，“回答是复杂的，其理由众多，从建构一个欧洲的国家共同体，到一个立法的、保证和平的力量，无所不包。一个欧洲国家的共同体，就要求欧洲有一个软弱的、四分五裂的中央地带作为各种力量之间的调节地带，也作为战争大戏的爆发场地。而一个立法的、保证和平的力量，也要求帝国首领处于弱势地位。帝国之所以令人惊奇地存在了如此之久，另外一个理由在于国王的选举制。高级贵族致力于一种自由的合作，觊觎着国王和皇帝的权力”[5]，有了“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这样一个政治机制，德意志地区的中小贵族的安全系数可以大为提高，大贵族则有可能登上那个王位或皇位。由是，无论大小贵族都不愿意帝国消失，而外部力量更不愿意失去这样一个缓冲地带。除此以外，“古老的帝国在存在之时无法阻止有力的进攻，但却能进行异常坚固的防守”[6]，这也使得老帝国虽然基本上未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却得以存在下来，苟延残喘几个世纪。

3。边缘和中心、“外地”的分量

（1）中心在哪里？

德意志历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德意志长期没有一个作为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首都的问题：“与西欧相比，最迟从13世纪起，缺乏一个首都；缺乏一个核心的、持久的管理中心；缺乏一个同时兼为文化、教会和商业核心的中心，就是帝国虚弱的一个突出的表现。”[7]迟至1828年，歌德还对于德国没有一个巴黎之于法国；伦敦之于英国那样的全国性中心而抱恨不已：

“就连我们这些生在德国中部的人，为得到一点智慧，也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就是说我们全都过着一种极为孤陋寡闻的悲惨生活！我们从所谓的人民那里得到的文化微乎其微。我们那些有才能、有头脑的人物都分散在德国各地，这个在维也纳、那个在柏林；这个在哥尼斯堡、那个在波恩或杜塞尔多夫，彼此相距上百里，所以个人间的接触以及思想上的交流都成了很稀罕的事。但一个像亚历山大·冯·洪堡这样的人来此地时，我一天之内从他那里得到的我所寻求和想要得到的东西，是我在孤陋状态中钻研多年也得不到的。”[8]

斯太尔夫人也说过：“德意志是一个贵族的联盟；在精神上、对于其政治而言，德意志帝国没有一个共同的中心；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民族，这个集合体缺乏一根纽带。”[9]作为这样一个现象的表征，魏玛以一个弹丸之地、蕞尔小城而得以成为德意志的文化之都及精神的象征，便很有说服力。而且“首都”的问题也揭示出德国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即边缘和中心的关系问题。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造成德国文化中的一个特点，即“外地”不外，“中心”不中，各个地方的力量强大，造成了封建割据的政治格局；而这种政治格局又造成了“小邦分治”的政治生态。在这种生态里，人们对于国家、民族等大群体的认同淡漠，但是地域内部、行业内部、社团内部、信仰内部的认同感很强烈，超过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地域或地区（Region）在德国政治和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样一个问题的出现，有着多重原因。首先，德意志的地形地貌等地理条件就不利于一个中心的形成。的确，德意志的地形复杂，山峦起伏，河流众多，有利于割据而不利于统一。在交通和经济不发达的年代，这些地理上的障碍对各地之间的交流构成了重大障碍。与其邻国相比，德意志不但在外部地理位置上处于不利地位，而且在内部的地理条件上也一样。在技术落后、工业不发达的时代，这种地形当然有助于割据，而长期的割据则为创造地方主义文化和乡土观念提供了前提。

而德国历史上的国王和皇帝的选举制所起的作用更大。选举制的结果，不但使帝国内部的统一和整合受阻，加剧了帝国的碎片化，而且也造成帝国没有一个中心的后果。当选皇帝或国王的官邸城市（Residenzstadt）成了都城，但是随着帝位和皇冠的易主，都城也随之游走于帝国各地，一个固定的、繁荣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乃至经济中心殊难形成：“这只看德国京都的历史，时常随着政治变更，便可看出它的缺点。时而在维也纳（Vienna）；时而在法兰克福（Francfort），时而又在柏林。它们的京都，是以政治为条件，而地理是无足轻重的。”[10]而缺乏一个中心的状况，不但加剧民族认同的困境，更不利于一个像巴黎或伦敦那样极富文化创造力的大都会的形成，使得文化发展滞后，而文化的滞后又反过来加深认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