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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德国人的对策（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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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ldiewennDuBu）[83]

这首歌的题目里，有一个整首歌的关键词：不安全（U）；歌词里反复出现的一个词“unsicher”（不安全的，不确定的，不安的），道出了当代大量德国人的一种心态，即社会里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以致人们的心情惴惴不安、提心吊胆。歌词所展示的心态，似乎可以作为德国人心态的一个写照。这首流行歌曲遵循当代德国流行歌曲的风格，嬉笑怒骂，恣意挥洒对于德国社会的不满，嘲讽德国政治。而歌曲的基调则是讥讽德国人做事情畏首畏尾、战战兢兢的心态，而这正是这里所谈到的“德国人的恐惧”。

安全感是人类乃至动物的基本需求，任何个人都需要安全感，任何群体也需要安全感。只有生活在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里，人们才会心情舒畅，才能健康地生活。否则恐惧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人们就会采取相应的行动，以排除威胁，确保安全，创造安全感。这本是人之常情。席勒在他的诗歌《大钟歌》（DasLiedvlocke）里营造了一个德国市民的理想国，在其中，安全当然不可或缺，而且也得到了保障：

大地已披起，

黑色的外衣；

黑夜唤起作恶的奸民，

但一般市民

处境安全，没有惧心，

因为，法律大张着眼睛。[84]

但是安全感不仅是动物对于危险的先天的心理反应，在文化的层面上，安全感也是一种后天的习得，为历史和文化的遗产所左右。[85]就人类大群体而言，后天的影响甚至更大。当代的跨文化研究已经表明，“不安全感是学会和习得的。这些感觉及对待它们的方法，属于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它们被家庭、学校和国家等基本的机构一代代传递下去，并且被强化”。[86]

恐惧感既然是后天习得的，就必然与文化有关；既然与文化有关，那么各民族的安全感和恐惧感亦不尽相同。而在这其中，先天的因素到底有多大，难以得到科学地证明。一方面，作为个人，“胆大”与“胆小”似乎比较容易确定；但是作为大群体，则难以断定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是否“天生胆小”。作为大群体，其安全需求一般都是差异不大的，其天生的恐惧感也是差异不大的；另一方面，历史和文化影响的痕迹则历历在目，有案可稽。不同的民族走过了不同的道路，经历了不同的历程，有着不同的历史体验。所以，不同的文化里，恐惧的强度很可能会不相同。可以看出，在这里，历史和文化的影响是第一位的。就德意志民族而言，动**而惨烈的德国历史给德意志人的心灵打上了一个悲情的烙印，对于德国人的安全感的冲击是巨大的，这一点在上文里已有论述。从本章开头讲述的英国在德国的驻军对待德国士兵的态度就可以看出，英国人和德国人在安全感及由此产生的行为规范中有着明显的差异，用比较文化研究的术语来表述，就是在规避不确定性这个问题上，德英对比显示出，英德两国对于不确定性的理解及应对措施都有差异，其不同态度显示出其安全感的强度的差异。

群体性的不安全感很大程度上是后天习得的，是一种文化现象。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德国媒体对正在德国的日本作家多和田叶子（YokoTawada）进行了采访。采访中多和田叶子的言论也引起了媒体的注意，这位日本作家说道：“日语中没有与德语中的‘灾难’[Katastrophe——译者]相当的词汇。这个德语词是在自然和政治中共同使用的，这使得人们遇到自然灾害时马上想到政治。”[87]在德国，“德国人的恐惧”的养成过程中，众多的“推手”“齐心协力”，联手把德国人向着恐惧的方向推。这些“推手”被称为“恐惧吹鼓手”，其数量众多。

在各式各样的“恐惧吹鼓手”中，德国媒体首当其冲。当遇到灾难或困难时，德国媒体最常采用的报道和评论方式，就是“抹黑”或者说“涂黑”。“涂黑”已经成了德国媒体的看家本领和习惯做法，对德国人的意识和心态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也遭到了许多对于“德国人的恐惧”忧心忡忡者的诟病。

随着媒体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媒体承担着舆论形成（Meinungsbildung）的重任，通过造舆论来扮演着社会公正和良心的角色。但是媒体也是企业，也要追逐利润。无论是电台、电视台的收视率，还是报纸杂志的发行量，都事关媒体的生死存亡。在物质主义取得压倒性优势的时代，媒体经常倒向利益一边。因此，“只有坏新闻才是新闻”成为了主宰媒体的法则。这个现象本来是所有奉行新闻自由的社会的通病，也是自由的代价。而德国媒体认为，批评是第一位的，是媒体的责任；批评及批判使人们时刻保持警惕，使社会不至于自欺欺人，陷入某种观念或学说的陷阱，尤其是使人们不至于滑到功利至上的桎梏中去。批评让人们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政客们和政党政治左右。客观地说，在经历了民族社会主义滥觞之后的德国，这种态度表现出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也表现出德意志民族在政治上的成熟。媒体的特别之处在于，这种高度的责任感与新闻业的利益导向联手，极力推动负面思维的发展。因此，见忧不见喜，报忧不报喜，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传统。此外，追求轰动效应和刺激，又是自由媒体的先天性疾病。二者一相加，其功力之强大，无须赘言。

同样被这样的媒体规则所主宰，但是各国的媒体又受到各种不同文化和传统及民族心态的制约和引导，在对待现实的时候表现出不尽相同的面貌。在英国，媒体同样也在猎奇，也在追求轰动效应。但是英国作为一个老牌的民主国家和殖民大国，拥有英国人为之自豪的历史和传统，没有德国人那样多的集体心理负担和压迫感，不存在德国人那样的认同危机，显得心态比较放松。此外，英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也赐予英国以长期的安全，带给他们较强的集体安全感。民主社会和体制在社会中保障了平等，上与下的区别远较德国要小，也使他们不必事事唯唯诺诺，而是可以保持一种幽默感。较为放松的心态和幽默感，使他们面对负面新闻和困难时不那么紧张，甚至还通过笑声来消解一部分恐慌：“但是英国人总还能够对其坏心情开怀大笑。而一份德国的高素质的报纸则消受不起这样的玩笑。”[88]

但是在德国，特殊的历史遗产、民族心态与媒体的这种病症“珠联璧合”，相互促进，致使兜售恐惧、消费恐惧成为一股强大的潮流。在这种氛围中，相当多的人遇到问题时缺乏乐观情绪，凡事都从负面方向考虑，不相信事情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永远做好最坏的打算，即所谓“悲观看问题”或曰“涂黑”（Schwarzseherei），这就催生了“问题导向”的思维，就像《聪明的爱尔莎》里的主人公爱尔莎一样。在这种思维的导向下，人们缺乏冒险精神，总是感到自己成为了牺牲品，无助感特别强烈。这种悲观主义的视角，同德国媒体中的“涂黑”一脉相承，并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若没有民众中的“悲观看问题”的大众心理，媒体中的“涂黑”也就失去了市场；而没有媒体的奋力“涂黑”，大力地推波助澜，民众中的悲观视角也不会达到这样的程度，不会有这样绵绵不绝的“后劲”。而且这种悲观视角在德国大有市场，与德国人对于“深度”（Tiefe）的诉求一拍即合。关于一个事件，如果一个报道充分地展示出事件的严重性，则是有深度的；而且从这个事件中发掘出越多的严重性，就越有深度。

这种负面视角的后果，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诟病，即便在媒体中，也并非所有人都赞同“涂黑”的手法，也可以听得到不同的声音。所以，也有媒体从业人员发出了质疑的呼声。他们认为，德国人应当正视“德国病”，恢复信心。此外，他们还着力强调媒体的责任，指出目前以营利为导向的媒体对于“德国病”的产生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媒体推波助澜，制造了“有组织的悲观主义”，极大地助长了德国人的集体恐惧症。他们指出，作为一种产业，德国媒体为了营利，不惜夸大灾难，制造卖点以提高销量，这在客观上迎合了本来就缺乏乐观态度的德国媒体受众，使本来就忍受着“精神创伤后遗症”折磨的德国人更加丧失信心：

在争夺收视率和发行量的绝望的战斗中，媒体也为加强这种不是特别诱人的性格特征而做出了其贡献。语言上，媒体越来越偏向于夸大其词，使用过多的不必要的过度行动[overkill——译者]，不断地煽动恐惧、鼓吹风险。无论是核辐射、基因培养，还是禽流感以及猪流感；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头不同的猪被赶进村子里，以此来吓唬人们。[89]

所以德国媒体应该正视自己的责任，不应再推波助澜、助长德国人的“问题导向”思维。尽管德国媒体的受众对于媒体的“涂黑”也抱有怀疑，他们的看法与媒体并不完全一致，但是鉴于他们无法亲临现场去观察事实，而需要媒体这个中介，实际上受制于媒体的报道及其视角，所以不得不被媒体的“涂黑”所影响，甚至被其左右。

看待事物的悲观视角，自然会影响到人们的心情。从中国媒体上披露的一则关于中国老人在德国养老院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德国人的情绪与其悲观视角之间的关系之一斑。这则报道题为《中国老人为德养老院添活力》，其副标题为“入乡随俗不与儿女同住乐观生活感染‘悲观民族’”[90]，颇为有趣。报道称，近年来，随着华人移民不断进入德国，也有华人移民的父辈们移居德国去养老。这些老人中，有一部分老人为了不给子女们增加负担，便入乡随俗，住进了德国的养老院，与德国老人们一起共度晚年，“他们散发的乐观中国精神，给沉闷的德国养老院增添了很多活力”。[91]例如德国慕尼黑的康斯坦丁养老院里，住进了几个中国老人。这些中国老人们入住养老院之后，感到养老院里气氛太沉闷，心情因而非常压抑。他们于是按捺不住，开始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生活。他们中有的人开始在德国养老院里教授中文；有的人教德国老人们打太极拳，或是组织合唱、演奏音乐；有的人则教德国人绣花、剪纸；老中医们则为德国的老年朋友们义务坐诊、看病解忧。文化传播、文艺活动、晨练、下棋，这些在中国寻常的消遣养生活动，给德国老年朋友们带来了全新的感受，也激发了他们的生活乐趣。中国老人们的到来，使德国老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也促使人们反思文化之间的差异：

康斯坦丁养老院的负责人皮菲尔博士对记者说，德国目前有二百九十万老人超过八十岁，住在养老院和老人公寓的德国老人超过百万，但德国人是‘最悲观的民族’，相反来自中国的老人就像中国这个国家一样充满朝气。他非常欢迎中国老人入住。[92]

其实到过中国的德国人们，每天清晨看到中国的大大小小的公园里、广场上，不分男女老幼，或在晨练；或是聚在一起唱戏、跳舞。其中，老人们的比例之高，也非常引人瞩目，对于这种外向的、走出去的生活态度，不仅是令德国人，而且会令西方人都会感到新奇，很多人都表现出赞赏。

对于“德国人的恐惧”的推波助澜者，除了德国的媒体之外，德国的政党政治也难辞其咎。每当选战来临，各个党派都要表白自己的功绩，指责对手的过失，所以要把对手的失误一一亮出来，同时还要指出现实中的问题，陈明其严重性，说明只有自己的党才能救德国。在这个过程中，夸大困难以凸显自己的作用和价值；夸大对手的失误以证明自己才能担起责任，已经成了各党各派的惯例。绿党强调环境问题，把本来就严重的环境问题描得更黑，使人们面对环境问题丧失信心。联盟党一味强调效率、强调秩序、强调移民问题、外国人问题带来的威胁，使德国人面对“老外”们过于忧心忡忡。无论左还是右，都不遗余力地渲染问题，问题和困难被放大了，但是同时却没有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使公众感到无路可走，恐惧症因此而被加强了。当然，这种做法并非德国专有，但是在德国，民众中的恐惧心理使民众对于这种做法的接受程度较高。换言之，在德国，这种政治恫吓更加有效，因此激励着政客们变本加厉地“涂黑”，也加强着“德国人的恐惧”。

在批评者的眼中，学校教育也是一个“恐惧吹鼓手”。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教育改革开始以来，德国的学校教育一改之前对民族社会主义这段历史的压抑和回避，大力开展历史反思，把第三帝国时期的种种暴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指出民族社会主义、种族主义、威权主义等思想的危害，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果。如今，德国的中青年人都对这段历史，对于其起源、过程和结局有较为清晰的了解，所以绝大多数人都拒绝纳粹，多数人都拒绝种种极右势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的灾难也在这些人的心中扎下了根。新左派的教育突出了德国历史留下的灾难，但是没有同时给人们带来信心。这种负罪感压在德意志民族的心头，与第三帝国造成的灾难联手，加剧了整个民族的恐惧感。

除了这几个“恐惧吹鼓手”之外，其他的恐惧症“推手”还包括生活富裕、文学艺术、经济危机、自然灾害、做事情时的完美主义、商业化和广告等，至于战争的威胁自不必说。这些推手林林总总，形成合力；而且其力量合在一起，效力不可小觑。在这种格局中，想要降低甚至消除“德国人的恐惧”，绝非易事。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恐惧源自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越高，恐惧就越强烈。“德国人的恐惧”之所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于这种恐惧的程度之高：“恐惧生长于不确定性的土壤。德国人遭遇的不确定性越多，他们就越多地发现忧虑的理由。”[93]任何个体、任何群体，都会想尽办法排除不确定性，创造确定性，力保生活在一个凡事可以确定的世界里。在这样一个有着高度的确定性的环境里，恐惧也就大幅降低。制造不确定性的原因，以及制造恐惧的源头，在于人所身处其中的各种关系。这其中，有几种关系是特别重要的，例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超验事物的关系。如果这些关系得到确定，人就可以生活在一个安全感高的环境里。

对于一个群体而言，特别是一个大群体，把这几种关系协调处理好，尽可能地排除不确定性、提升确定性，是关系到生存的大事。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就致力于营造一个这样的环境，在技术、社会和宗教方面创造出种种条件，以确保确定性，消除恐惧。历史上德意志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德意志的地缘政治，特别是德意志的历史进程，没有给德意志民族带来一个优越的环境，反而使德意志民族的恐惧感强烈。但德国人自然不会甘于遭受恐惧的折磨，而是努力发挥其能动性，创造一个恐惧感较低的生存环境。技术发展、社会规范和宗教意识这三个范畴对于克服不确定性、促进确定性的成长、创造和加强安全感，都有最重要的作用。于是，德意志民族在技术发展、社会规范和宗教意识三个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技术，无论其形式如何，是最原始的还是最先进的，都是帮助人们规避由自然造成的不确定性。”[94]换言之，人类发展技术，首先是为了摆脱自然的威胁，确保生存，然后才是为人类创造舒适的生活环境。发展技术以规避不确定性，由此来克服不安全感，对于德国人而言，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性。德国的发展得益于德国的技术发展，这已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无须赘言。“德国制造”意味着技术先进、质量可靠、服务完善等。在欧洲地区，历史上“德国人的手艺”一直是德国工匠值得自豪的优势，正像果戈里的《涅瓦大街》里那个德国鞋匠所说的那样。对于技术和专业的执着和强调，在德国受到高度重视，有时甚至会走到极端，产生一些副产品。近代以来德国人的形象中，“德国教授”也一直是一个固定的形象。“德国教授”们一是不谙世事，不问其他事情；二是他们博览群书，沉溺于艰深的理论问题，专业上造诣极高，所以颇有德语中“专业白痴”（Fachidiot）一词的特点。为了专业而远离社会，这种副产品虽然令人啼笑皆非，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德国人致力于发展技术的决心和努力。正如19世纪德国画家卡尔·施皮茨维格（CarlSpitzweg）的画作《蛀书虫》（Bücherwurm）里那样，其致力于科学的创造精神令人为之折服；即便浮士德还未走出书斋，还在书斋里冥思苦想，也令邻国的科学家们生畏。

但是另一方面，技术也在折磨着德国人的神经，加剧着“德国人的恐惧”。一则是当代德国的技术进步步伐放缓，美国牢牢地掌握着科技创新的龙头，而其他新兴国家也不甘示弱，加剧了德国人的忧虑。例如在信息科技方面，德国就显得有些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信息技术人才不足，所以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就曾实行过“技术绿卡”的政策，即大力引进外国的具有熟练高超信息技术的专门人才；二则是技术中的创新往往给德国人带来不安，使他们感到人类前途渺茫：“这种发展势头把我们赶进了对于未来的恐惧之中，也理所当然地使我们陷入对于日新月异的、看不透的技术发展新成果的恐惧。”[97]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的确会让人产生不安全感，但是面对这种无法阻挡的技术进步，是表示出极大的疑虑、放缓发展的步伐，还是表现出加倍的努力以掌控未来，则有很大的区别。在这一点上，美国人的态度与德国人就形成了反差。

强调和创造秩序，其要诀在于制定规则，以及服从规则。而规则的意义之大，无须赘言：“法律和规则意在阻止在其他人的行为中的不确定性。”[98]为了规避危险，克服危机，德国人靠的是强调秩序，制定各种规则，以确保生活的正常进行和社会的有序发展。创造和加强社会秩序，由此来增加安全感，在德国更是被发展到了极致。德国文化中，最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德国人的超强的秩序意识。做事情要有条理，社会要井井有条，对于违规行为的容忍度很低。秩序高于一切，规则高于一切，都成了潜藏在德意志民族意识深处的信条。凭借这种秩序，德国得以降低不安全感。德国的法律体系享有盛誉，德国的法治文化也是世界的典范。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规范一切的冲动，法治文化也就缺乏了基本的动力。

德国文化中还有其他一些特点，在不同的环境里和条件下，既可以产生正面的效果，也可以产生负面的后果，依环境而定。德国人的“结社癖”（Vereinsmeierei）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一句德国谚语说：“凡有三个德国人在一起，必有一个社团。”（DreiDeutsVer-ein。）这句谚语尽管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因为德国法律规定，只有七个及七个以上的人在一起，才能组成一个社团。但是这句谚语却说明了德国人结社的欲望之强烈，这种结社的欲望也被德国人称为“结社癖”，而特别热忠于结社及社团事物的人，也被称为“结社狂”（Ver-einsmeier）。结社，使人处在一个与自己志趣、利益相同或相似的集体中，可以部分地消除孤独、恐惧、无助等感觉，给人以安全感：“德国人不是我行我素的人，甚至连个人主义者都不是。德国人需要群体，为的是在群体中感觉到安全，以及人间的温暖，为的是可以在群体中展示自己的情感。”[99]

德国人的结社癖在19世纪上半叶达到**，而这个时期也是德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转型的巨变时期，社会的流动性大增，大量人口流入城市，流向有工作机会的地方。在异地他乡，人地两生，原有的人文环境、社会关系尽失，陌生感带来了巨大的不安全感，结社便承担了消除陌生感、创造安全感的重任。通过结社，人们也可以借助团结的力量争取国家顾及不到的，或是不愿意顾及的政治的、社会的权益。在历史的变迁中，这个传统不但保留下来，而且还不断发展，据“德国协会及联合会全国联盟”（BundesverbascherVereine&Verb?ndee。V。）的统计，在全德国范围内，各种社团的数量估计达到57万个之多；半数以上的德国人都参加社团，各种社团的数量在过去15年里翻了一番[100]。

德国文化中的完美主义（Perfektionismus）也是德国人的不安全感带来的一个重要的副产品。造成德国人的完美主义原因不止一个，其根本动因之一，是德国人对于标准的苛求，凡事必须与标准相符，否则便必须修改：“德国人的理想、德国人的行为准则决不允许向人类的不足和弱点做出让步。没有什么比完全符合标准更加重要的了。”[101]但是换一个视角来看待标准问题，就可以发现，所谓“德国人的恐惧”无疑也是德国人的完美主义的源头之一，即德国的完美主义也是“德国人的恐惧”的副产品，然而是一个利大于弊的副产品。这个现象中包含两个层面上的意义。第一，由于担心出问题，或是美中不足，所以在做事情时务求尽善尽美，必须制定完善的标准；第二，完美的标准一旦制定出来，便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个标准，这就是德国文化中的“彻底缜密严谨”（Grü）。只有有了尽可能完善的标准、尽可能彻底的执行标准，在执行中彻底落实所制定出来的标准，即当一切都做到了万无一失，才能使不确定的感觉降下来，乃是这种完美主义最根本的动因。所以，德意志民族一向以严肃著称于世。在行为方式上，德国人不但态度严肃认真，而且奉行完美主义，凡事必做到极致，务求完美。在这种完美主义的驱动下，德国人做事情便体现出“彻底缜密严谨”的特点，“德国制造”便是这种严谨最值得骄傲的产物。这种完美主义的心态给德国的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文化保障。

豹式坦克（Panzerkampfanther），又称五号坦克，主要于1943年中期至1945年在欧洲战场由德国军队投入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投入了大量坦克，但是德国坦克在与苏军坦克的较量中明显处于劣势，因此在坦克战中遭受了重大挫折。苏军当时使用的主战坦克是T-34，这款坦克性能远超于当时德国所拥有的三号坦克和四号坦克。德国军队的将领古德里安（Gudrian）将军意识到了两种坦克之间的差距，于是极力要求德军最高统帅部派员到东线战场，对苏军的T-34坦克进行研究并做出评估。评估的结果是，苏军的T-34坦克的性能优于德军坦克。于是第三帝国军方便要求德国军工企业大力改进德国坦克，戴姆勒—奔驰公司和奥格斯堡—纽伦堡机械制造公司（MasfabrikAugsburg-NürnbergAG，缩写为MAN公司）两家公司展开竞争，研制新型坦克，要设计一种吨位为三十吨的坦克。后来，尽管希特勒本人倾向于奔驰公司的设计，但是由于MAN公司得到军方的赏识而中标，开始研制生产新型坦克。而且由于需要量巨大，生产豹式坦克的任务后来由多家公司共同承担。

鉴于苏联坦克的优异性能，德国的坦克生产企业便详细分析了苏制T-34坦克的各种性能，在参考苏联坦克的技术的同时，对其进行技术改造，把德国坦克的优点同苏联坦克的优点结合起来，大幅度提高了德国坦克的性能，制造出了“二战”中最完美的坦克——豹式V型坦克。但是改造后的豹式坦克工艺过于复杂，产品短时间内无法成熟。因此豹式坦克在技术还未成熟时，迫于战争的需要不得不过早地投入战斗。在战斗中，这种坦克频频发生故障，其技术弱点也给德军带来惨重的损失，例如豹式坦克的履带和悬挂系统的受损率较高，而且豹式坦克的引擎更是经常因为过热而发生火灾。因此在投入使用初期，很多豹式坦克都因为这些弱点而不能作战。

有评论家认为，当时的战场其实并不需要如此完美的技术，比较简单一些的技术其实更加实用，也足以应付战斗的要求。并且简单的技术不仅成本低，而且更为实用，这样的坦克的产量也比需要复杂工艺的豹式坦克要大得多。但是基于德国人过分追求完美的特性，在改造和发展豹式坦克的过程中，德国技术专家为了追求最完美的技术，导致工艺过于复杂、改造提高的过程过于漫长，生产所需的时间也较长。等到豹式坦克臻于完美之时，“二战”已临近尾声，纳粹德国败局已定。尽管豹式坦克投入战斗后，在欧洲战场上显示出优良的战绩：平均每五辆美制M4坦克被击毁，才有一辆豹式坦克被消灭。但是豹式坦克无论怎样完美，已经于事无补，完美主义脱离现实太远，后果与初衷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