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一 与众不同的几个表征（第2页）

（2）地方主义。

时至今日，地方主义在德国仍然实力强大，所谓“Provinzialismus”（地方主义）、“Lokalpatriotismus”（对于自己家乡的热爱与自豪感）随处可见。地方主义在德意志的形成，与德意志的族群问题也有关联。在民族大迁徙的过程中，日耳曼人是以部落为单位迁徙的，族群的因素也在德国留下了鲜明的痕迹。迁徙结束后，在后来的德国土地上有六大日耳曼部落或部落联盟落地生根：法兰克（Franken）、萨克森（Sa）、阿勒曼（Alemannen）、巴伐利亚（Bayern）、图林根（Thüringen）、弗里斯（Friesen），各部落就在那里繁衍生息，成了那里的“土著”。各部落内部的语言、习俗、生活习惯相对一致或相当一致，有利于一种相互归属的情感纽带的形成。

这些部落的后代们之间的认同并不强烈，但是他们内部之间的认同却非常强烈，而且他们和脚下的土地之间的情感契合日益强烈，“故土”、“乡土”（Heimat）的观念随之变得非常强烈。时至今日，德国各地的地方意识仍很强烈，各种各样的地域性的节庆数不胜数，仍在昭示和巩固着这种意识。但是另一方面，历史上由于交通不便、政治碎片化等原因，这些部落之间的关系则相对松散，相邻的部落时战时和，经常互为敌手。等到老帝国建立起来后，帝国内部始终未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力，从各个部落演变出来的各政治实体割据一地，大小邦国的邦君各自坐拥一方，彼此之间很难形成一种全民性的共同意识。诗人海涅（Heinrie）在他的《哈尔茨山游记》（DieHarzreise）里，对这种状况作了幽默而嘲讽的描述。在谈到哥廷根城的旧俗之多、风尚之落后时，海涅说道：

每个德意志的部族都在那里留下他们同族的**不羁的样板，从那些部族中繁衍出的分支有汪达尔人、佛里斯兰人、施瓦本人、条顿人、萨克森人、图林根人等等，他们到今天还在哥廷根成群结伙，根据便帽和烟斗穗子的颜色分成各帮，走过韦恩大街，前往拉森缪勒、里青克鲁格和博夫登的血腥的战场上互相厮打。[11]

在政治层面上，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迟到，使德意志人长期缺乏一个形成共同意识的政治框架，族群和地域的作用就得以长期保留，成为本地区、本行业人与人之间的精神血脉，但是也成为阻碍德意志人形成全民性的相互归属感的一个障碍。而且全民性的国家—民族认同越是疲弱，地区性的乡土主义就越是强烈。如今，在德国境内，除了遇到某些特殊的情况，如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足球赛等活动之外，要想见到德国国旗飘扬颇为不易。但是各个城市的徽记、各个行会的标志、各个协会的徽标、各个社团的符号则不难见到，尤其是在举行城市、行业等纪念活动时，各种徽记和标志则充斥大街小巷，而当某个地方举行如历史上某个行会的纪念活动时，各种标志则俯拾皆是。

强烈的地方主义的肇始，当然主要应归咎于德国历史上长期的封建割据。老帝国实质上是一个联盟，而且是一个松散的诸侯联盟。在中世纪，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内共有拥有主权的领土大大小小两千余个，实际上就是两千多个各自独立的国家。三十年战争之后，这个数字骤减，但是也保留了三百多个。1815年的维也纳和会之后，德意志邦联内部仍旧有三十九个主权领土。这些主权领土内部有着较坚实的或坚固的联系纽带，形成强烈的相互归属感，而与外界的联系则因交通条件、隶农的人身依附等因素形成缓慢。

（3）无中心与多中心。

在这种格局里，缺乏一个全国性的中心，而每一个地区却都有自己的一个中心，每一个邦国都有自己的中心，形成了无中心，即多中心的政治生态。无中心变成多中心，弹丸之地魏玛小城一跃成为德国的精神中心方成为可能。1871年，第二帝国建立后，柏林成了德国的政治中心，但柏林距离成为全德的文化中心路途还很遥远。直到20世纪20年代，花了四十余年的时间，柏林才终于成了德国乃至欧洲的文化中心。但是第三帝国灰飞烟灭后，德国一分为二，柏林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不再，一直等到1990年两德统一后，柏林才第二次成为全德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即便如此，柏林之再度成为首都，也不无争议。20世纪90年代两德统一后，产生了定都何处的争论。一派主张波恩继续担当德国首都，另一派则主张迁都柏林。关于德国迁都的议案，柏林仅仅凭借极其微弱的多数才成为统一后的德国首都。此外，各地的地方意识仍旧非常强烈，“地方”“地区”“地域”的分量之重，在欧洲乃至世界上，恐怕无有能出其右。

早在日耳曼人的时代，西欧就已分裂为两个世界，一个是南部和西部，这里是罗马帝国的疆域；另一个是所谓蛮族世界，即日耳曼尼亚（Germanien），就是日耳曼人所居住的北部和东部，而后来的德意志恰恰就处在这两个世界的交汇处。莱茵河以西、多瑙河以南属于罗马的文明世界，罗马人在这些地方建立行省，实行罗马式的统治，给这些地区打上了深厚的罗马—南国色彩。直到今天，德国的许多地名还清楚地记录了历史的脚步：科隆（德文：K?ln；拉丁文：ia，罗马时代的全名是：iaClaudiaAraAgrippinensium，意为Agrippina祭坛附近的克劳迪乌斯殖民地）、美因茨（德文：Mainz；拉丁文：Moguntia）、特里尔（德文：Trier；拉丁文：AugustaTreverorum）、雷根斯堡（德文：Regensburg；拉丁文：Ratisbona）、等等[12]。酷爱洗浴文化的罗马人走到哪里，就把澡堂、浴室建到哪里。20世纪下半叶在德国特里尔发掘出了罗马人修建的温泉洗浴设施，其设计和建造之规模和完善的程度令人惊叹。在被罗马人征服的日耳曼地区，罗马帝国建立了一个统治体系；在数百年的岁月中，这些地区受到罗马文化深厚的影响。但是在罗马帝国未能征服的日耳曼其他地区，罗马人的影响则不大或极少。后来的德意志及欧洲的宗教纷争和社会发展，都不同程度上与这个历史事实有关联。

而德意志国家成立后，又加上了另外一个原因，即诸侯势力的强大和中央实力的弱小。近代历史上，西欧国家在建构一个全国性的中心的路途上大步向前行走时，也给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一个最坚实的基础。在法国，巴黎盆地无疑是法兰西的核心。以法兰西岛这个中心为基础，法兰西向四周发展和扩张，王权逐渐加强自己的力量，得以驯服各地不听号令的诸侯豪强，路易十四最终得以把那些桀骜不驯的诸侯们赶出他们的城堡，驱赶到凡尔赛宫里住下。这些豪强在自己的领地上时可以为所欲为，呼风唤雨，都是割据一方的霸主。而住进凡尔赛宫以后，其力量尽失，处处要看国王的脸色，成为听命于国王的臣子，他们原来的官邸城市也失去了中心的地位，巴黎成了整个法兰西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在英国，尽管苏格兰也有自己的中心爱丁堡，但是英格兰的强大足以使伦敦成为整个英国及英国统治区的中心，其他中心只能甘居次中心的地位。

而在德意志，诸侯的强大使得皇权不得不一再向诸侯做出让步，给予他们越来越多的特权，使得诸侯势力坐大，诸侯成为邦君，而皇帝却成为没有实权的虚君，德意志建立一个中心的努力一再失败：“德意志的发展刚好相反。没有明确的边界和罗马帝国的遗产，决定了德意志早期的历史。而在几乎整整两千年中，它建立一个民族中心的反复努力都失败了。1871年终于取得了表面上的民族统一，而到1945年又被取消了。主要的居民城市、民族朝廷、民族传统、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发展。”[13]

（4）边缘与腹地。

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上，大的政治中心大都位于帝国的边缘地带，也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之处。从12世纪起，德意志诸侯不断向东扩张，帝国的边界随着东扩的发展而逐渐东移，也加剧了政治中心向边缘移动的趋势。皇帝的本门势力都在帝国边缘，当然就无力控制中心地带：“但是皇帝们的家族势力所及之处，都处在帝国的边缘；而皇帝们恰恰是从这些边缘地带征收税赋、获取兵员的。就匈牙利而言，这个地区甚至处在帝国的疆域之外。”[14]而法国则与此相反，巴黎作为中心的作用显而易见：“在法国发展成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的道路上，巴黎盆地是发挥了一种中心点作用的。”[15]

在查理大帝时代，法兰克王国的行政中心位于王国西部和南部的高卢和意大利，查理大帝的首都也定在现今德法交界的亚琛。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三后，1009—1253年的萨利安王朝时代，特别是在亨利三世治下，帝国的政治中心便移到东部的戈斯拉尔（Goslar）。随着皇权花落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成了帝国的中心，而奥地利却远在帝国的东南部边陲，与西部的莱茵兰或北部的汉堡相距甚远，位于奥地利东部的维也纳更是远离帝国的核心地区，离斯拉夫民族的距离远比离同胞兄弟要近得多。待到普鲁士在18世纪的兴起，德意志又获得了另一个核心城市柏林。但是柏林不仅同样距离德国南部和西部甚远，而且还需耗费近两个世纪，才能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全国性的大都会。

奥地利和普鲁士，两个德意志的超级大国，却都在帝国的边缘，对帝国事物的关注和影响力、干预力必然受到影响，其中普鲁士还长期不属于德国，更是给人以外人的感觉。不但如此，帝国的经济中心也往往处在帝国的南部、北部和东部的边缘地带，与帝国的政治中心相距甚远。而帝国的商业城市大多处在边缘地带，12世纪盛极一时的汉萨同盟的城市大多处在北部和东部，吕贝克、罗斯托克在波罗的海沿岸，汉堡、不来梅位于德国的北海之滨，奥格斯堡、雷根斯堡则位居南部的阿尔卑斯山北麓，而国王和皇帝在东扩的过程中把都城向东移动，移到戈斯拉尔、马格德堡、纽伦堡和布拉格。政治与商业中心的渐行渐远，当然不利于全国性的中心的形成，也不利于民族认同的形成，阻碍了民族国家的建构。

（5）德语的碎片化。

语言方面，德语也受到碎片化的困扰。德语脱胎于日耳曼语系的西日耳曼语支，于5世纪末至8世纪末之间经历了“第二次辅音变化”（diezweiteLautversg）。德语历史上的第二次辅音变化，导致高地德语（Hochdeutsch）的出现。从此德语内部的差异加深，同样操德语的德意志人之间的口语沟通愈加困难。从现在的德国西部的亚琛，途经杜塞尔多夫、卡塞尔、阿舍尔斯雷本、马格德堡，直达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一条“本拉特音变线”（BenratherLinie）横贯德国，把德国一分为二。这次音变之后的德语，分为了中部和南部的高地德语和北部的低地德语（Plattdeutsiederdeutsch），越向南行，音变的程度越高；最南端的阿勒曼和巴伐利亚方言中，音变最为彻底。西南部的法兰克方言部分参与了变化，而东部的萨克森方言则完全没有加入到音变的行列中。

高地德语与低地德语之间许多发音相差甚大，书写方式也迥异。所以某种程度上，历史上德国人说的、写的实际上不是同一种德语，而是很多种德语。直到宗教改革后，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才赋予德国人一种通行德意志各地的共同书面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普通话”成了维系德国人的唯一的纽带，意义非凡。但即便是路德创造的通用德语，其在德国的接受过程也是渐进的，也只是逐步被德国其他地区所接受，所以共同的书面语在德国对于共同的民族意识的锻造进程是缓慢的。

（6）宗教信仰的分裂。

16世纪初爆发的宗教改革，把德意志地区划分为以新教为主的北部德国，和以天主教为主的南部德国。德国的南北部文化之间产生了隔阂，历史把德意志的南、北部分别打造成了北部以书籍和阅读为主的阅读文化，以及南部以音乐和图像为主的音像文化，在南—北或曰新教—天主教文化之间划出了一条分界线。再加上小邦分治造成的强烈的地方主义意识，德意志缺乏一个能够统一全民、全德意志的中心城市。由此而产生的是“祖国”（Vaterland）意识的淡漠甚至缺失。换言之，对于德意志人而言，“祖国”不是帝国，不是德意志，也不是德意志民族，“祖国只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城市，或者是人们效忠于之的那个邦君所统辖的土地及其信仰”。[16]所以对于历史上的德意志人来说，“祖国”是陌生的，取而代之的是“乡土”、“故乡”意识。

这种状况也给今天的德国人留下了些尴尬，例如有的德国人在国外时，常常会有与当地人举行聚会的机会。在这样的聚会上，各国人往往都会穿上自己的民族服装，演出自己的民族节目。而对于德国人而言，没有为全德国人都认可的民族服装，也缺乏全德国人都接受的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性文艺节目。所以有时他们只好穿上巴伐利亚的民间服饰，表演巴伐利亚的民间节目，以此来搪塞过去。之所以选择巴伐利亚，是因为美国人的德国图像就是巴伐利亚，所以巴伐利亚的民间文化在国外流传较广。

在今天，这种状况不但加剧了认同危机，而且给德国文化浸透了强烈的“地方主义”的色彩，德国文化于是呈现出种种特殊而有趣的形态，可以大概地归纳为分散性的文化生态，也造就了德国文化中“丰富的多样性”（ReichtumderVielfalt）[17]的特点。这种多样性体现在方方面面，无论是在教育还是在艺术方面，在经济还是在社会方面，在节庆文化还是在宫廷文化方面，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多样性的表现。

（7）碎片化文化的优势。

碎片化给德国历史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障碍，成为德意志“迟到”的根源之一。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往往凡事有弊亦会有利。尽管碎片化带来了种种弊端，但是也带来了一些集约化文化所缺乏的益处。因为德意志的大小邦国均自成一体，在政治上基本独立于帝国，文化上亦然，所以具有实力的邦国或是基于自己的实际需要，或是为了同相等的邦国进行攀比，都要建立自己的文化设施，构成了德国历史不幸中的幸事。仅仅诸侯之间的攀比这一个因素，就使得德意志的文化在某个方面被赋予一种繁荣。譬如说，这一个邦国建了一所大学，那一个邦国也不甘落后，也要建立一所大学；这一个邦国建了一座剧院，那一个邦国也不甘落后，也要建立一座剧院，而且要不同于斯，甚至要高于斯。这样一来，德意志境内就形成了一种文化内容、文化设施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而星罗棋布于德意志的大大小小的巴洛克宫殿，其数量之多，令人咋舌。而其数量之多，原因也在于德意志历史上的碎片化的政治—文化生态。大大小小的邦君们都想要坐拥豪华的宫殿和教堂，要有国际水准的歌剧院和画廊、博物馆。这种攀比心态使德意志地区产生了数量极大的巴洛克文化遗迹。

17世纪至19世纪德意志的君主专制时期，一方面，给德国留下了痛苦的记忆，很多统治者穷奢极欲，残酷地剥削和压榨第三等级；但是另一方面，德意志的巴洛克文化作为这个时代的文明成果，也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精美的文化产品，算是对于君主专制统治的残酷的一种补偿。这些文明成果之一，就是歌剧院。而现在德国的歌剧院数量之多，远远超出常规。这也是历史上德意志政治碎片化的后果。在这种分散型的文化生态里，邦君们的展示欲以及攀比心理使歌剧院在德意志遍地开花，留下来的德国一国的歌剧院数量便超过世界之总和：“作为德国人，只有当人们得知外国人为什么涌到德国来的原因时，才能学会正确估价自己国家的文化宝藏。譬如说，对于歌剧爱好者而言，德国无异于一个福地。这里拥有的歌剧院数量超过世界其他地方的歌剧院的总和。所以假如一个新西兰的歌剧爱好者，来到德国做一个四个星期的旅游，那么他在此期间内可以观赏到的歌剧数量，将会超过他在新西兰二十年里观赏得到的全部歌剧。”[18]

但是如果我们设想德意志的统一仅在于这个伟大的王国仅有一个伟大的首都，而且这一个伟大的首都会有益于某个杰出人才的施展，或者广大民众的福利——这我们就错了。一个国家被恰当地比喻为一个长着很多手脚的躯体；首都被比作心脏，活力和繁荣从这里流到每个独立的成员，不管远近。但是如果各成员离心脏的距离很远，那流到那里的活力就越来越弱了……德意志的伟大是从哪里来的？不正是靠均匀分布在整个王国的人们出类拔萃的素养吗？……德意志约有二十多所大学分布于王国各地，同样散布着一百多所公共图书馆。还有许多艺术收藏以及涉及所有自然领域的物品收藏，因为每位亲王都尽力将这些有用而美丽的物品收集到自己身边。我们还有足够的体育馆和文科、工科学校，在德国几乎没有一个村庄没有学校。法国对最后这一点崇敬有加呢！[19]

就此看来，德意志土地上形成一种分散型的教育和文化格局，正是德国历史上长期的封建割据的结果，也是不幸之中的幸事，灾难的副产品。

歌德提到的公共图书馆，的确是德国文化普及的一个景观。图书馆的分布与城市的大小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当地统治者的个人兴趣。魏玛之为魏玛，魏玛之为德国的精神之都，便是经典的一例。歌德于1775年接受魏玛公爵的邀请，移居魏玛城。当时的魏玛，的确只是一个弹丸之地；连同魏玛公爵的宫廷在内，魏玛城总共只有居民六千余人，而整个公国也只有子民十万余人。但是就是这个只有六千多人的小城魏玛，却因为魏玛公爵一家钟情于阅读和图书而拥有当时德国的第三大图书馆，此外还有一个剧场。魏玛公爵奥古斯特及其母酷爱文化，不惜重金吸引文化名人前来魏玛，歌德、赫尔德、席勒等一大批德意志的文化名人纷至沓来，魏玛城因此而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著名的文化城市，成为德国的精神之都，给一盘散沙的德意志提供了一个文化中心和认同对象。

碎片化的文化生态造成了文化格局的分散，而各文化机构的水准却相差无几。时至今日，德国的大学之间水准区别不大，不像英国的牛津和剑桥；美国的哈佛和耶鲁以及其他名校那样鹤立鸡群，精英学校远远领先于其他学校，傲视二流、三流学校。德国虽然也有名牌大学，但是总的来说，德国的大学水平比较平均。德国的大学也不像法国、东欧、亚洲的许多国家那样，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或是集中在某个距离大都市不远的地点，而是散布于全国各地，弗赖堡、哥廷根、海德堡、马堡等众多赫赫有名的大学城形成了一道独特的大学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