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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见之初 现代主义阅读中的神州集和松花笺02（第4页）

[26]这段掌故见Moody，2009，pp。236-275。

[27]《神州集》中到底有多少首汉诗这样一个看似简单清楚的问题事实上颇为麻烦。在1915年由埃尔金·马修斯（ElkinMathews）出版，印数一千册的第一个版本共收入十四首汉诗。该版本因印数有限现已成为珍本。世人所常见的是一年后即1916年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鲁斯特拉》（Lustra）里的《神州集》。增加了《游仙诗·翡翠戏兰苕》《陌上桑》《长安古意》以及《停云》四首。考虑到《送别诗》是四首诗的合集，因此有十八首，又《江上吟》是两首诗合并在一起。因此总数应是十九首。

[29]Moody，2009，p。274。

[30]Bornstein，1985，pp。38-40。

[31]这一段的引文来自Pound，1916，pp。81-94，106。

[32]近年来有学者专门研究《神州集》的饱满情绪如何帮助亚洲或者中国主体在英美诗歌文化中建立概念和话语基础。正因为亚洲长期作为被研究的客体存在，微观到亚洲人的情绪，宏观到亚洲文化的自主性在西方思想界长期处于缺席状态。有关论述请参考Yao，2007。也有学者指出庞德等现代诗人对维多利亚诗风的诋毁更多为一时的诗学探索，而非一生的诗学信仰。见Alexander，1979，pp。47-48。

[33]Qian，1995，pp。194-195。

[34]Gifford，2012，p。64。

[35]Moody，2009，p。269。

[36]Schweik，1991，p。100。

[37]Pound&Materer，1985，p。39。

[38]Qian，1995，p。57。

[39]关于翻译中国古诗究竟如何困难的一次个案研究，请见Weinberger，az，1987。

[40]Pou，1979，p。113。

[41]Pound&Qian，2008，p。17。

[42]Kenner，1973，pp。43-44。

[43]Pound&Qian，2008，p。xiv。

[44]对《神州集》溢美之词的综合集成见赵，2003，pp。19-20。

[45]《好逑传》即HauKiou，orThePleasingHistory，由托马斯·珀西（ThomasPercy）翻译，1761年在伦敦发表。参照的版本是英文和葡萄牙文的混合文字。见Teele，1959。关于帕西和庞德在翻译实践中，不看原文（因为看不懂）而依照一位或者几位中间人的过渡，在翻译过程中展开想象和创新的做法，见Kern，1996，p。162。

[46]爱克曼，1982，pp。113，112。

[47]Pound，1915a，p。411。

[48]关于汉诗英译语法的比较问题，参见叶维廉《比较诗学》“语法与表现”一章，朱徽《中英诗艺比较研究》中“语法”一章，刘若愚《中国诗学》第一部分第四章“诗歌语言的语法特点”。

[49]语言和自然“同构”的概念是17世纪英国语言学的主要研究课题。见，1977。爱默生将其发展为“自然的整体皆是人类思想的比喻”（thewholeofaphorofthehumanmind），见Kern，1996，p。20。

[50]原文见Eliot，T。S。“Introdu”部分，Pound，1928，pp。14-15。

[51]Hulme，1924，p。167。

[52]叶维廉对庞德的《神州集》总体持肯定态度，也对诗集的种种所谓硬伤感到惋惜。见Yip，1969，pp。199-203。

[53]叶维廉，1983，p。5。

[54]Derrida，2007，p。197。

[55]Boure，2012，p。164。

[56]以上几位学者的观点以及出处见Hayot，1999。

[57]钟玲，2010。

[59]Kenner，1971，p。459。

[60]Qian，1995，p。2。

[61]Levertov，;Ma，1998，p。11。

[62]文学概念如“国家”“海外文学”等仅为文学范畴讨论。笔者无意纠缠它们的政治含义。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李商隐极其复杂而隐晦的诗作几乎让他成为现代朦胧诗派的穿越前世。克莱因·卢卡斯（KleinLucas）提出了一个新颖观点：从律诗和梵文关系出发，卢卡斯认为李商隐故意用朦胧、陌生和难以琢磨的诗句，试图让律诗重新获取梵文的他者性，为走向世界文学铺路。见Lucas，2010，第五章。

[63]间接引用于Marin，2001，p。18。

[64]在此“翻译”二字仅为行文方便。前文关于《神州集》意义的大段论述应该能够说明这本诗集内质问题。

[65]取材于Yip，1969，p。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