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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语境 新史学的坎坷之路（第1页）

三、中国语境：“新史学”的坎坷之路

在对现代主义历史学的后现代遭遇和新史学话语实践做了一番走马观花似的概观后，现在可以回到中国语境上来了。中国近代现代历史学诞生在20世纪之初，迄今时光已经翻转了一个世纪，但当我们翻开新史学的履历簿时，必须承认我们面对的仍然是同一本书。

在中国新史学的履历簿上，梁启超的大名位列榜首。他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提出“前者史家”和“近世史家”的区别在于：“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进步运动，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41]这里，梁启超触及了近代西方启蒙史学的要脉：因果律的、进化进步的和民族国民的历史叙述。1902年2月《新民丛报》从第一期起开始连载梁启超的《新史学》。在《新史学》里，梁不但提出新史学的口号，更明确批评“前者史家”的著述有四弊二病之害。四弊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是：“能铺陈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42]进而，梁启超阐述了他的进化的历史观：“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43]梁启超率先提出“新史学”的口号是有其西学背景（以日本作为中介）做支持的，1902年前后梁启超发表的文字涉及从古希腊到19世纪西方几乎所有的重要思想，他认识到近代西方学术思想以培根（Fran）和笛卡儿为始，到18世纪末康德“遂和合两派，成一纯全完备之哲学”[44]。梁启超思想里带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他一方面以西方启蒙思想批判中国传统的正统史学，声言“勿为中国旧学之奴隶”。试图构建进步的、国民的新史学；另一方面又声称“勿为西人新学之奴隶”，其史学思想多变和矛盾的原因诚如杨念群所说，存在“表皮（西方理性）与内核（道德评判）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采取的仍是儒学的‘正统观’立场”。[45]尽管如此，国民的历史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新史学意欲将其理想构建在近代民族—国家理念的基础上，梁启超在中国新史学的“现代史”上堪称“新史学之父”。

新史学在中国的诞生是近代中西遭遇的产物，也是古今中国学术思想断裂和沿袭努力的结果。除梁启超外，催促新史学诞生的还有章太炎、夏曾佑、刘师培等若隐若现的群星，还有在“创造传统”（iion）[46]下“复活”的历史人物——一些被赋予现代性的史家和士人。[47]20世纪最初二三十年，在“新之有道，必自学始”[48]的驱动下，中国新史学一枝多叶，衍化出各种派系和历史观念。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把对“新史学”的叙述纳入近代中国文化思潮的嬗变中，分成三大流派加以总结道：第一，传统文化主体论的新史学流派，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柳诒徵等为代表，“试图把传统史学的道德人文精神转化为具有近代特征的新人文精神，把传统史学的伦理主体改造为科学与道德相统一的史学主体”。第二，文化西化论的新史学流派，以胡适、傅斯年以及和这一派有一定瓜葛的顾颉刚等为代表，“以个人主义为基本出发点，把他们理想化了的西方文化当做价值来追求”，“把史学的个性和科学性摆在第一位，提倡独立和合乎逻辑的史学研究”。第三，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新史学流派，以李大钊、郭沫若、侯外庐等为代表，“在寻求历史因果关系，发掘历史本质方面，比起其他新史学流派显得更加深入、更加辩证、更加触及历史的本质”。[49]近年，学界对近代学术史的整理与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在以文化思潮来划分史学流派之外，还存在其他许多不同意见。[50]但就新史学内部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分野而言，大体没有超出20世纪30年代后半叶周予同、冯友兰和钱穆等人的认识水平。[51]另一方面，以政治文化思潮诠释新史学的主导叙事，恰恰揭明了新史学由生而死的奥秘。

撇开新史学内部存在的差异，如果取最大公约数来审视20世纪初万花筒般的中国新史学，不难看到中国新史学在历史认识和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共同点：进化进步的历史观的出现和科学研究方法的确立。毋庸置疑，进化进步历史观的确立是中国新史学“现代史”上的最大的“事件”。对于这个事件，事件的当事人及其解释存在多样而且非常复杂的立场，有的当事人甚至走向了自我否定。但是进化进步的历史观一旦汇成巨大的知识权力霸权，便在历史—现实之轴上发生了两个互为逆反的作用。一方面，新史学的启蒙任务要求其批判传统；另一方面，新史学的现实承担则要求其建立起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直线联系。结果使新史学最终异化在现实现时的政治语境里，从而丧失了其作为新史学之自省和批判的性格。杜赞奇（PrasenjitDuara）在其著作中，通过对不同文本的分析，揭示了直线的历史进步观在中国的现代形式，对近代中国主导叙事的霸权提出了质疑。[52]杜赞奇没有涉及主导叙事和新史学之关系。在笔者看来，新史学的“现代史”就是民族国家的主导叙事主导新史学的“现代史”。在新史学里，刻意和政治文化保持距离的即如顾颉刚一类的新史学家也不能获免。众所周知，在20世纪20年代初顾颉刚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背反”[53]，在这里顾颉刚发现了中国古史里隐藏着的“创造传统”的问题。顾颉刚的中国古史实践重在解构，即“破”——“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等[54]，以其历史进化观和科学方法把对历史的叙述纳入经他重新排列组合的时序里。然而，顾颉刚的新史学并没有置身于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之外，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里就已经说道：“我很想就用了这个问题的研究做我的唯一的救国事业，尽我国民一分子的责任。我在研究别种问题时，都不愿与实用发生关系；惟有这一个问题，却希望供给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改造家的参考，而获得一点效果。”[55]虽然，民族危机和政治剧变最终消释了顾颉刚古史辨新史学的批判性格，但这另一方面也是其新史学思想内在矛盾碰撞的结果，他在批判了历史上的“创造传统”的同时，在现实上认同了民族国家的“创造传统”。[56]新史学的进步进化史观承载了太重的现实负荷，它把从前为一家一姓写作的“旧史学”变成了单数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最终机械唯物论的历史观成为新史学现代史的主导叙述。

近代社会科学方法的引入是新史学现代史上的另一件大事。经验实证和演绎归纳的社会科学方法融入新史学的实践中。王国维的文献和考古材料互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均体现了中国乾嘉考据学传统和西方科学方法的共存，并且在历史学研究上导出了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重大发现。余英时认为顾颉刚所代表的新史学传统没有后现代主义批评的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存在的主客对立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史学一方面固然强调客观性的‘无征不信’，另一方面也重视主观性的‘心知其意’”[57]。“文献即文物”（福柯语），顾颉刚的古史辨方法固然有着知识考古学的味道，但笔者更愿意将其放在和兰克历史主义同一个平台上来考虑——顾颉刚的方法最终需要仰仗的还是兰克推崇的历史学家个人的直觉。

在中国语境下，新史学被赋予了过多的现实承担。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是给梁启超《新史学》以诸多启示的著作，这本书在被译成汉语时，译者在译序中声称中国之不能发达进步，中国之史不能辞其为一种原因也。[58]新史学内部的观点分立往往不是由对学术规范界定的不同而引起的，而是由政治文化观的差异所决定的。周予同在论述新史学最初的五十年历史时，将新史学不同观点分为“疑古派”“考古派”和“释古派”，他说道：“释古派自身的论争非常激烈，而别派所给予的指斥也很露骨，但都不免含有非学术的宗派的气息，而未能为冷静的客观的论断。”[59]比较中国新史学和欧美新史学，可以看到，两者有很大的不同之处。虽然，欧美新史学内部各有不同的现实关怀和学术承继，但都是在启蒙史学历经“古典历史主义危机”后，通过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而得以实现的，有着历历分明的该学科的“现代史”轨迹。[60]而中国的新史学与近代国家建设则基本上是在“共时态”的空间里同时发生的，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下，新史学的现代轮廓刚刚形成，作为具有内省批判精神的新史学即已死亡。那么，是谁杀死了新史学呢？杀死新史学的正是新史学自己！不必追究中国历史主导叙事模式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正如本文已经陈述的，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可谓一语中的，但是包括梁启超在内的现代主义新史学为自己预设了不可回避的宿命，将不适合现代尺度的东西弃之不问，把新史学限定在民族—国家的现实想象空间里。梁启超批判道教的例子就很典型，他说“做中国史把道教叙述上去，可以说是大羞耻。他们所做的事对民族毫无利益，而且以左道惑众，扰乱治安，历代不绝”，“他于中国社会既无多大关系，于中国国民心理又无多大影响”。[61]毫无疑问，梁启超的判断值得商榷。百年来，梁启超批评的“前者史家”“书法”之四弊二病之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以逆反的语式贴在新史学身上，即“知有国家而不知有社会”“知有群体而不知有个人”“知有今务而不知有陈迹”“知有理想而不知有事实”（四弊），和“能别裁而不能铺陈”“能创作而不能因袭”（二病）。不是吗？当新史学在意识形态的旋涡里晕头转向的时候，标榜乾嘉学风的传统史学从后台走出来冷冷发笑道：瞧啦，这就是新史学！

于是，20世纪80年代在“史学危机”的喧嚷声中人们开始关注社会史研究。社会史研究一词前面被冠以“复兴”二字，带有对往昔新史学怀恋的意味，它凸显出两个特征：终结政治叙述对历史的独占，呼唤整体的历史叙述；历史学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加速社会科学化。作为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无论是以中国新史学的传统，还是以当代欧美新史学为参照来审视社会史研究，笔者不能不承认中国社会史研究存在着严重的不足。8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本质上是一场“复古”运动，企图以社会史拯救中国历史学，把在中国历史主导叙事形成后新史学没有走完的路回头走一遍。在当代世界新史学变化的时间表上，值得我们痛加反思的是，限于学术信息的不足和学术语境的不同，我们虽然和欧美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发出了“史学危机”的呼声，但是内容却根本不同。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要否定的是整体的结构历史和历史学过分社会科学化的倾向，而这恰恰是被我们视为社会史研究的范本而加以追求的目标！杨念群显然不满意80年代以来的社会史研究，试图以“新社会史”来扬弃现有的社会史研究，他虽然承认无法区别80年代与90年代的社会史，无法界定“新社会史”的内涵，只是希望通过具体研究来推进“新社会史”，但仍然给“新社会史”划定了边界：“新社会史”不是一个范式转换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分类范围的概念，而应是与本土语境相契合的中层理论的构建范畴，“所谓‘新社会史’就是要在由传统经济史出发而构建的整体论式的架构笼罩之外，寻求以更微观的单位深描诠释基层社会文化的可能性”。[62]杨念群的这个亦新亦旧的“新社会史”，按照我的解读，构建和解构的矛盾同时存在：它一方面带有新史学的现代主义特征——关注方法、重视结构，另一方面带有新史学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微观的、本土语境的。而我以为中国新史学的再生必须以清算自身的旧历史即放弃结构的整体史的叙述和正面回答后现代的挑战为起点，这是建设中国新社会史的关键所在。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样的新社会史呢？这个提问也可以置换成如下问题：当今国际学界的社会史研究已经进展到哪里？我们处在哪里？能够和需要做什么？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上文已经有所涉猎，概言之，社会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后现代化了，传统的社会史研究还在被“解构”，而我们的社会史研究还在大举复古，还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年鉴学派初兴时期的状态，如果要对中国新社会史的发展做一预测的话，本文愿意提出以下三点意见。

新社会史可以做出的第一个选择是放弃构建整体史的野心。正如本文反复论述的，今日新史学的实践业已确认历史学家不可能构建整体史，构建整体史的努力窒息了历史学的发展。关于社会史是什么，霍布斯鲍姆（Eri）曾经在《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中将其概括为三点：（1）社会史是社会集团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2）社会史就是历史，历史的所有领域都属于社会史。（3）下层社会和社会经济史等。[63]这个概括揭示了社会史是结构的、整体的和个别领域的历史等三种观点。尽管迄今在社会史是什么上人们还难以达成统一的认识，但是我们不难发现这三种社会史观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作为非政治叙述而诞生的。不断地自我更新和逸出常规是社会史的性格所致，新社会史要以当年对抗政治叙述的精神反抗“旧”社会史的僵化模式。我赞成日本法国史学者二宫宏之在一次关于社会史的座谈会上发表的看法：“社会史概念是作为反对僵化的武器来使用的，不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是边缘性（Hamidaxi）的概念。正因为如此，与其围绕定义争吵不休，不如研究边缘状态。”[64]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在为社会史划定疆界和设计构图上费时太多，在“边缘性”问题研究上成就甚少。我所谓的边缘性问题是指被近代主导叙事所排斥的东西，比如人群——包括民族、少数集团、性、阶级和年龄等以及被主流社会所忽视的人的集团、心性等，即属于后现代主义所关心的对象，而不是那种表面上的地方史、区域史和下层社会史等“边缘性”课题，后者要么是换了花样的结构的整体史，要么是那种用主导叙事写就的边缘史。新社会史与这种社会史背道而驰，它旨在把研究对象从对普遍性的关注转向地方性，从抽象的概念世界转向日常的生活世界。

新社会史可以做出的第二个选择是实现历史认识论的转变。新社会史不能以后现代主义否定客观性为由而对后现代主义横眉冷对，对于语言学的转向所引起的认识论危机应当认真对待。的确，新社会史在积极回答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时不无尴尬之处，不要说关于中国的历史叙述，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叙述，迄今我们还没有看到一本成功的后现代主义版的历史。令人深思的是，现代主义历史学家和后现代主义历史著述发生的对立几乎都在文献文本上，现代主义历史学家批评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无视文本产生的现实语境和文本在不同语境下所传达的含义，而后者则以文献即文本来对抗现代主义历史学家的诘难。我以为新社会史可以接受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关于解读文本的观念和方法，但决不能把文本与产生文本的语境割裂开来，否则，新社会史在历史学内将没有立足之地。

新社会史可以做出的第三个选择是摆脱以美国中国学为中心的中国研究。20世纪80年代美国中国学在认识论上批判美国中心的帝国主义，出现了回归中国语境，“disghistoryina”（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转变。近20年来，在美国中国学的启示下，国内的中国史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如果说中国历史学的主导叙事令人窒息的话，那种可以谓之为“disghistoryinAmeriesestudies”（在美国中国学中发现历史）的研究倾向也令人不安。摆脱以美国中国学为中心的中国研究，并不是要以狭隘的民族话语否定美国中国学，而是要求把美国中国学的文本与产生文本的现实语境结合起来，放在全球范围内重新认识和对待。

上述新社会史的三个选择旨在构建本土化的中国社会史中国历史叙述。以往我们习惯于以一个先验的结构来思考中国问题，把历史的主体纳入由生产力决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集团的、阶级的分析，习惯于用一个个裔出欧美的概念模式解释中国问题，新社会史要使被抽象化进而被纳入阶级与民族国民的框架里的人重新返回到日常生活的世界里，对其历史进行地方性的具体考察，用夏蒂埃的话说就是通过形成社会的各种结合和对立关系等重新阅读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的概念堪称迄今为止最本土化、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社会理论，值得新社会史学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