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一海上中国（第1页）

一、海上中国

当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从西欧兴起后，依靠政治力量建立起来的世界帝国便不再有昔日的威光。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上，19世纪后半叶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乃是因为世界市场所带来的全球化知识和价值观如同洪水般涌入中国，颠覆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朝贡贸易体系。

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时共进的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字里行间不断流露出接触外部世界时的惊讶之情。1890年，在参加过北京举行的科举会试后，梁启超途经上海，“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瀛寰志略》是一部关于世界地理的著作，刊刻于1848年，作者徐继畲在任福建巡抚期间，根据从传教士处得来的地理知识，辅以明代以来的地理知识，编纂了此书。该书被学者誉为代表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世界地理著作。对于以科举入仕为人生至高目标的儒家知识分子来说，缺乏阅读此类书籍的内在动力当是不难想象的，但是，生活在广东的梁启超在此之前对世界地理真的一无所知吗？值得怀疑。在我看来，对于梁启超这句常常被人引用的话语，我们需要做些分析，即梁启超并非对世界地理一无了解，而是通过阅读《瀛寰志略》，第一次按照欧洲人的地理概念，对世界地理有了比较全面清晰的认识。

其实，在梁启超知道五大洲之前约400年，五大洲的观念即已漂洋过海，进入中国人的知识空间。17世纪初，自称“大西洋人”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在觐见明朝万历皇帝时，呈上了一幅万国地图。这幅地图上不仅写明南北极、赤道南北昼夜的长短等，还清楚地标出了五大洲的名称。深知如何取悦龙颜的利玛窦在地图上做了手脚，把处在“亚细亚”的大明帝国移到了地图的中心。

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四百年前“大西洋人”带来的世界地理知识没有在中国广泛传播？难道“大西洋人”带来的知识与中国毫不相关吗？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对海洋世界真的一无关心吗？

如果检索中外学者的历史叙述，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在中国文明的成长过程中，大海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秦汉东南地区的“百越之民”在从事稻作和渔猎的同时，即展开了海外贸易。徐福率童男童女东渡的故事，虽然传说多于事实，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海上仙境**着人们不畏艰险，往还于海上。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日本学者福永广司在《马的文化与船的文化》一书里，借用“南船北马”的说法，把中国文化概括为两个理想型。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儒教文化和代表马文化的北方骑马民族，都具有父系社会的结构特征。而越文化是信奉道教的船文化。秦汉帝国具有这两个特征，在陆地进行绢、马交易的同时，把越南、朝鲜纳入册封体系里，与对方展开朝贡贸易，甚至还涉足从东南亚到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南海贸易”。把具有多样性的中国文化纳入“南船北马”两个类型来把握显然不尽准确，但是，“船文化”的确构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航海技术的发达与否是检测中国船文化的重要准绳。在南宋，中国的航海技术举世无双。可载500人的大船，有4个船板、4根或6根的帆柱和12面帆，配以最先进的航海图和指南针，这比之近代以前航行于地中海上的欧洲人的船只，具有绝对优势。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在晚年的中国历史著作中，曾不无感叹地写道：当回首宋代的发展和创造性时，任何一个近代扩张主义者都不难设想，如果宋王朝继续存在下去，去征服海上世界，从亚洲向欧洲侵略，将欧洲殖民化，则近代历史必然可以逆转。但是宋代中国人唯一缺少的是（向外进行扩张的）动机和刺激。的确，从南宋，历经元代，直到明代，中国人持有先进的造船技术，郑和“宝船”在规模上又远胜于南宋。在1405—1433年期间，郑和进行了7次大规模的航海，足迹远到东非海岸。据说郑和的“宝船”长达150米，宽50多米，可载400～500人，而哥伦布的远航船仅有25米长。

但是，郑和的远航和近代欧洲人的大航海目的具有根本别异：没有探险的意义。中国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Needham）称，郑和远航具有和平性质。确实，郑和船队所走的路线是按照业已形成的中国—阿拉伯之间的贸易航路。郑和船队所到之处，皆以朝贡贸易名义进行物品交换，携回中国的不过是珍奇异兽而已。1433年当最后一次航海结束后，伟大的郑和航海成为不复再来的过去时。在其后的40多年的岁月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引为憾恨的事情，1479年，“兵部职方司郎中”（兵部副官）刘中夏将郑和航海纪录（历史！）尽皆销毁。在晚明严厉的海禁政策下，海上中国的影子日渐暗淡。而此时，欧洲人正扬帆海上，接踵东来，亚洲历史翻开了以欧洲人为中心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