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二ism的亚洲（第1页）

二、ism的亚洲

与竹内好《近代超克》一文一样，发表于1963年的《日本的亚洲主义》是理解竹内好亚洲话语的重要文章。“安保斗争”失败后，竹内好将思绪寄托于明治以来具有反西方倾向的亚洲主义上。在该文开篇“何谓亚洲主义”一节，竹内好在列举了辞典中关于亚洲主义的不同定义后，反对将植木枝盛、樽井藤吉、大井宪太郎等民权派的“亚洲连带”主张与玄洋社“大亚洲主义”一分为二，认为过于“机械”，亚洲主义与侵略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国际主义既有不重叠之处，也有重叠之处，近代日本的扩张主义催生了“国权论”与“民权论”、“欧化”与“国粹”之两立，亚洲主义是从中诞生的双胞胎。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亚洲主义的归结点，但在另一层意义上则又可谓是对亚洲主义的“逸脱”和“偏离”。[21]“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既是亚洲主义的“归结点”，又是“逸脱”和“偏离”，那么“亚洲主义”到底是什么呢？读者可以各取所需地从这种“两义性反语”中阅读竹内好。这里，笔者和克里奇曼一样援用竹内好自身的方法，即通过“抽取”其中的关键论点来讨论构成“近代超克”的历史文本基础。

樽井藤吉《大东合邦论》是值得言及的文本。在该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日本与朝鲜平等合并为一邦，进而与中国结盟。[22]樽井藤吉最初于1885年用日语撰成此书，因被捕而丢失原稿。出狱后，樽井藤吉为了让朝鲜知识分子能阅读该书，于1893年出版了改用汉文撰写的《大东合邦论》。具有同样构想的不乏其人，1887年中村正直给高安龟次郎《世界列国之未来》一书所写“题辞”中用汉文写道：“日本及支那及朝鲜，三邦合盟金石坚，辅车相依唇齿全，犹如同气连枝然。”“三邦信义交团圆，不怕饥虎吐馋涎，强援在上赫赫天。”[23]1889年在柏林，留学德国的井上哲次郎邀请中国人、印度人和暹罗人结成“东亚洲会”，清外交官满族人张德彝亦参与其中。[24]

亚洲作为被西方差异化的概念，被匀质性地归入其中的“亚洲人”基于共同的命运可以产生“连带感”。《大东合邦论》传到中国后，翰林院编修蔡元培读后慨叹：“引绳切事，倾液群言，真杰作也。”[25]但是，“亚洲连带”的非近代话语（种族、文明、地域等）所内含的近代性要素（民族、国家、领土）制约着亚洲主义的走向。1898年在“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之际，郑观应对创办宗旨中“本会或遇同洲有失和之事，在会诸人皆宜设法排解，使归亲睦”条，以小字注曰：“日本会员有不愿厮（斯）条者。”[26]确实，在竹内好罗列的亚洲主义谱系中真正具有世界主义品格的大概仅只宫崎滔天一人，其他人无一例外地可以归入国家“膨胀主义者”（扩张主义者）之中。1907年，洞悉亚洲主义的本质的章太炎联合印度人在东京组织“亚洲和亲会”，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将日本人排斥于外。[27]这个未能如期活动的组织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它具有反讽意味地将首先提出“亚洲连带”的日本日本人排斥于外。

作为动词的亚洲概念的生产总是和一定的社会、政治情境相关联的，ism缀于亚洲之后彰显了亚洲这一概念的政治性。罗存德（WilhelmLobscheid）《英华字典》（1866—1869）将ism译为“道”“理”[28]；井上哲次郎《哲学字汇》（1881）将principle译为“道、原理、主义”，其后把词缀ism译为“主义”[29]。亚洲缀上ism稍晚，大概在20世纪前10年。回顾亚洲连带的ism化，即亚洲成为主义的历史可知，亚洲主义本来是游离于日本“近代”边缘的思想或主张，当帝国的边缘成为中心——“生命线”，亚洲主义便被纳入帝国意识形态之中了。朝鲜是一面镜子。以实践樽井藤吉“大东合邦论”理想为幌子，黑龙会（玄洋社）内田良平欺骗朝鲜人李容九颠覆朝鲜国王（皇帝）统治，最后直接导致了日本吞并朝鲜，而不是平等地合为一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日本“帝国主义”化过程中，李大钊（1919年）和孙中山（1924年）分别批判日本倡言的亚洲主义其实就是“帝国主义”和“霸道”，可谓一语中的。涉猎亚洲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实践，真正超越政治、展开中日“连带”的反而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中国宗教慈善团体——红卍字会。日本民间宗教大本教将红卍字会带入亚洲主义的“连带”之中，而这种“连带”对大本教及其背后的黑龙会内田良平来说不过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而已。[30]

竹内好曾批评历史学者“缺乏阅读史料的眼光”，而他阅读史料的能力则为自己的眼光所遮蔽，他的亚洲主义话语是目的论的产物，借用斯金纳（QuentinSkinner）批评欧洲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话，竹内好的亚洲主义话语中没有“真正的历史”（geories）[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