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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多样的记忆（第1页）

呼唤“多样的”记忆

新京报：能否谈谈“遗忘”？为什么勒南（JosephErRenan）说“遗忘是民族—国家形构中的关键因素”？

孙江：如果只有仇恨，就做不到和解。法国思想家德里达（JacquesDerrida）曾经谈及康德（Imma）所说的人性中的“根本恶”，在哲学上讨论过宽恕“不可饶恕的恶”的问题。民族—国家内部是需要和解的，而所谓和解，不是遮掩，而是在充分辨析和批判的基础上实现和解。比如乾隆几次下江南都去杭州的岳飞庙进行祭祀，并且留下了大量文字。我曾经对这个问题做过研究，乾隆在字里行间表达了“满汉和解”的愿望，可以说岳飞英雄形象的定型与乾隆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是他使岳飞逐渐成为中国人共有的集体记忆。

《记忆之场》这部书所叙述的场所的历史，显示了去中心化的倾向，正因为如此，本来有着强烈对立倾向的记忆之场，成为不同群体都能接受的场所。反过来说，记忆的场所与当下生活的关联越单薄，越能成为当下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真的如诺拉所说，“历史正在加速消失”。

新京报：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存在紧张关系，权力似乎永远在场。

孙江：确实，集体记忆的形成受到权力的制约，哪些可以记忆，哪些需要被遗忘，不是由个体所决定的。现在流行口述史，有人认为口述史是个人的经验，具有不同于集体的面向。真的吗？诺拉认为口述史听起来很不错，但转念想想，口述资料到底有多大利用价值？口述资料代表了谁的记忆？受访者的还是采访者的？它是一种“第二记忆”——制作出来的记忆。结果，和从档案中寻找记忆一样，人们将这种来自外部的记忆内在化了。是的，口述史原本要通过个体经验来检验集体经验，甚至是反集体经验、反集体记忆的。但按照朴素的实证主义的理解，“说出来就是真实的”，在既有的框架中，把所得的个体经验塞入其中，如果个体经验没有反集体经验的指向，它就是集体经验。

新京报：社会学和历史学倾向于谈论“集体记忆”，似乎“个人记忆”是心理学的范畴。诺拉提出的“复数的法兰西”的概念，是否对“民族的统一性”的形成提出了挑战或是重构？

孙江：理解诺拉，还是要回到记忆理论的谱系上，回到哈布瓦赫这个源头上。哈布瓦赫认为人的记忆被社会框架所制约，他的“个体记忆就是集体记忆”的论述要置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理解。他所面对的对象有两个，一个是《圣经》构筑的世界，另一个是他所生活的法国这一经验世界。战后伴随多元价值的不断推进，个体记忆日益凸显，人们注意到集体记忆的再生产都是对个体记忆的压抑。“复数的法兰西”就是指向“多样的”记忆。“复数的法兰西”可以说在承认法兰西的框架中，包含了“反法兰西”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