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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迈向新社会史的尝试（第1页）

四、迈向新社会史的尝试

作为迈向新社会史的一步，我们创办了《新社会史》。

《新社会史》第一辑的一个主题是“政治·事件的阅读方法”。政治事件史长期以来被排除在社会史研究之外，而实际上，政治事件与社会史具有密切的关系，很难想象脱离社会孤立存在的事件和政治。这一专题共有五篇论文。前两篇集中在清末时期，一如法国年鉴学派钟情于中世纪历史之研究——因为“近代”（modern）只是从中世纪发展出来的许多可能性中的一个，中国的社会史学者不能忘怀于晚清历史。该专题头篇论文是王笛的《街头政治》。王笛指出，在以往的史学研究中，政治史与社会史一枝二叶，各不相干。他试图通过街头这一“场”，找到把政治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的点。文中指出近代市政机构出现之前，国家权力很少介入街头的日常活动，城市居民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但是，伴随20世纪初成都社会的转型，政治空间扩展了，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却相对缩小了。因此，对大多数下层民众来讲，他们失去了一个旧世界，但并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王冠华《抵制美货与社会运动》从集体行动规律的角度探讨了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他发现参与抵货的各个社会群体缺乏比较明确的共同目标，抵货本身成了运动参加者所能达成的唯一的共识，爱国热情无法支撑一场持久的群众运动。中国革命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然而，从20世纪末开始，学界出现了“告别革命”和对革命“再阐释”的两个趋向。在社会史研究者看来，这两种观点均没有跳出以往的解释框架，即按照业已概念化、模式化的革命理论来思考中国革命的实践。[65]韦思谛（StephenAverill）《江西山区的地方精英与共产革命》以1930年5月毛泽东的《寻乌调查》文本为中心，考察了在中国革命早期阶段地方精英的作用，指出以往关于中国革命的研究对地方精英没有予以充分注意，人们总是把精英作为革命的对象来看待，而忽略了大多数共产党员出身于富裕家庭这一事实。该文在对赣南革命的考察中，发现精英对革命的态度呈现出多样性特点，其中下层精英对革命的态度最为复杂，他们的态度和行动对试图改变中国农村面貌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上田信《被展示的尸体》以1989年夏《农民日报》刊载的河南民权县农民蔡发旺自杀及其家人将蔡的尸体抬放在乡政府门口进行抗议的连续报道为切口，把停尸抗议行为与历史上的“图赖”置于明清以来的历史语境里进行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分析，探索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交汇点的问题。田海（BarendterHaar）《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的“暴力”》研究“暴力”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问题，作者把暴力定义为“为求改变状态、境遇或事物而实际使用身体力量或以身体力量作威胁”，指出各种形式的暴力使用曾是精英阶层个性构建的组成部分。

本辑的第二个专题是“记忆·象征·认同”，由三篇短论组成。黄东兰的《岳飞庙：创造公共记忆的“场”》以记忆之“场”为核心概念，探讨了作为祭祀和纪念空间的“岳飞庙”所凝聚的公共记忆，揭示了在过去时态和现在时态里岳飞叙述是如何被表征（representation）出来的问题。麻国庆的《祖先的张力：流动的同姓集团与社会记忆》则考察了共同的祖先与共同的社会记忆对于同姓团体的意义，从联宗以及同姓团体可以看到，真实的乃至虚拟的祖先是汉族传统社会结构得以维持的重要基础。与麻国庆的视角不同，孙江《想象的血——异姓结拜与记忆共同体的创造》则从歃血结盟的角度，探讨了传统汉人社会里的模拟亲属结合，认为以秘密结社为典型的模拟亲属结合既是宗族社会里的“自我”，也是宗族社会里的“他者”，作为“他者”的秘密结社通过传统的创造构建了一套自身的历史记忆，并且以此作为政治反抗的思想资源。

杨念群的长文《北京地区“四大门”信仰与“地方感觉”》从华北民间宗教“四大门”的信仰体系和组织方式入手，辨析城乡现代制度变革所导致的地方感变化幅度与节奏的不同。在对以往人类学者关于民间信仰研究进行爬梳后，指出以往基本上是把民间信仰与上层意识形态的支配性相联系加以考察，或者把民间权威结构的形成集中于对社区精英人物及其支配作用的分析上，而没有把注意力投向百姓生活史中体现出的感性习俗对其宗教行为的影响。疾病、卫生与近代秩序是《新社会史》今后将持续关注的主题之一。本辑刊登的余新忠的《海峡两岸中国医疗社会史研究述论》一文，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关于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进行了概括，堪称有关这一主题的热身准备。近20年来，我们对欧美社会史研究的了解不断加深，对于日本社会史研究情况的了解则相对较少。在日本，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代表性人物森正夫现身说法，他在《田野调查与中国历史研究》一文中强调历史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必要性，指出中国人从研究本国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史和外国人研究中国史的出发点不同，田野调查是提高日本人的中国认识水平之必不可少的前提。山本幸司的《日本的社会史研究》在不长的篇幅里为我们勾画了日本社会史研究的历程。“社会史”一语于20世纪20年代在日本出现，但是，现在日本学界所说的社会史则是指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的研究领域，这个领域始终以关注被近代国家边缘化的部分为己任。作者发人深思地指出，社会史研究在解构了近代国家框架、否定了国家的人为性之后，却要面对民族主义的自然国家观。社会史和这种民族主义的动向如何划清界限，对历史研究者来说，是个必须正视的问题。

[1]本文原载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

[2]RobertF。Berkhofer，Beyoory：HistoryasTextandDisbrige，HarvardUyPress，1995，p。25。

[3]HaasKellivityinHistory：Post-structuralismaoryandTheory，Vol。26，No。4，Middletown，CT，WesleyayPress，1987，p。6。

[4]王晴佳：《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挑战》，《新史学》，第10卷第2期，1999年。王文在回顾了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后，评述了后现代在“大写的历史”和“历史客观性”两个方面对史学的挑战，最后介绍了一些后现代主义历史著作。另外，还可以参看张永华：《后现代观念与历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

[5]TerryEagleton，TheIllusionofPostmodernism，Oxford，Blackwell，1996。

[6]德里克：《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历史》，见刘东主编：《中国学术》总第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德里克讨论的问题和王晴佳前揭文略有重叠，他主要是在美国语境里讨论后现代的历史化和美国中国学中的后现代历史学问题。本文讨论的对象和角度与其不同。

[7]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2页。

[8]JürgeeundAufkl?rung：Aufs?tze，G?ttingen，Vandenhoeck&Ruprecht，1989。参见科卡：《启蒙与历史》，肥前荣一、杉原达译，东京，未来社，1994年，第206～207页。

[9]Jean-FrancoisLyotard，ThePostmodern，trans。BrianMassumi，Minneapolis，UyofMiaPress，1984。

[10]LouisMionomyofHistoriderstanding”，HistoryandTheory，Vol。5，No。1，Middletown，CT，WesleyayPress，1996，p。39。

[11]Geers，Geschischaftim20，G?ttingen，Jahrhu，1993。伊格尔斯：《20世纪的历史学》，早岛瑛译，京都，晃洋书房，1996年，第127页。

[12]Shtoshaimonessiure，PsyalysisandHistory，LondonandNewYe，1992，p。93。

[13]PierrereMémoireetHistoire”，LesLieuxdemémoire，Tome1，LaRépublique，Paris，Gallimard，1984。中译本参见皮埃尔·诺拉：《记忆与历史之间：场所问题》，见《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28页。

[14]RobertF。Berkhofer，Beyoory：HistoryasTextandDisbrige，HarvardUyPress，1995，p。1。

[15]RobertF。Berkhofer，Beyoory：HistoryasTextandDisbrige，HarvardUyPress，1995，pp。4-11。

[16]ElizabethDeedsErmarth，SequeltoHistory：Postmodernismandthee，PriooyPress，1992，p。66。

[17]参见福柯：《性史》，张廷深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2卷相关内容。

[18]守中高明：《脱构筑》，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第7页。

[19]福柯：《米歇尔·福柯思考集成（1984—1988）》第10卷，东京，筑摩书房，2002年，第102页。

[20]福柯：《米歇尔·福柯思考集成（1984—1988）》第10卷，东京，筑摩书房，2002年，第20页。中译本参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422～442页。

[21]PeterBurke，ed。，HistoryandSobridge，Eng。，1992，p。121。

[22]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20页。

[23]IgnacioOlabarri，“‘DuréeStructure”，HistoryandTheory，Vol。34，No。1，Middletown，CT，WesleyayPress，1995，pp。4-5。

[24]Fernaory，trans。SarahMatthews，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0，pp。9-10。

[25]年鉴学派之外，法国还有另外三个社会史学派，分别从大革命史、经济史和法制史角度入手研究社会史问题。

[26]Eri，OnHistory，London，Weidenfeld&Ni，1997，p。157。

[27]参见JürgenKocka，Sozialegeschichte：Begriff-Entwie，G?ttingen，Vandenhoeck&Ruprecht，1986。科卡：《社会史是什么——它的方法与轨迹》，仲内英三、土井美德译，东京，日本经济评论社，2000年。

[28]PeterBurke，“Overture：Theory，itsPastanditsFuture”，PeterBurke，ed。，ivesonHist，Cambridge，CambridgeUyPress，1991。

[29]IgnacioOlabarri，“‘DuréeStructure”，HistoryandTheory，Vol。34，No。1，Middletown，CT，WesleyayPress，1995，pp。9-11。

[30]勒高夫等编：《新史学》，姚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8～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