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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挣脱羁绊的社会史（第1页）

四、挣脱羁绊的社会史

在对上述论文进行一番概观后，我们可以看到，传统近代知识具有非常显明的非自明性特征，当将一个个体系化和概念化的历史知识还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时，历史学原来始终处在岸本美绪所说的“不安”状态。

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欧美、日本和中国等历史学界相继出现了所谓“社会史热”的研究趋向。在回顾社会史兴起的早期历史的时候，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费弗尔在《为历史而战》中曾经说过，他和马克·布洛赫之所以选择所指宽泛、意思暧昧的“社会”一词，“是按照历史之神冥冥之中的指引”，“在自由的批判和主导精神”下，不是把历史研究的对象局限于某个特定的领域，而是“让过去人群浮出地表，在可能的社会框架下，按照时序研究其多种多样的活动和创造”。为此，既要“撤除藩篱，进入邻居的庭院”，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又要将个案研究置于社会全体的历史语境中，不断地为探讨下一个问题敞开门户。[22]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学者通过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描述把结构化、概念化叙述模式里的“历史”营救出来的努力，可以说是社会史重新回到费弗尔所说的原点的返祖现象。但是，这种社会史热如一贴“镇静剂”，只能暂时缓解历史学的“不安”，不久人们即发现社会史对历史的细分化的努力，根本没有消解历史学的“不安”，因为“不安”的源头来自对历史学本身的质疑：在“语言学的转向”的挑战下，史家必须思考历史记录和叙述行为所依托的知识和思想背景，历史是怎样被表象化的，这种表象化多大程度上记录屏蔽了历史等问题。一言以蔽之，历史是怎样被叙述出来的，在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历史学那里一直是不证自明、无须深究的问题。

这样，当我们把这些问题放在本文一开始所论述的知识社会学层次上来考虑，便可清晰地看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社会”（ky）或“情报社会”（informatioy）的空间里，正如伯克概括一位经济学家席勒（Schiller）的主张时说的，“知识业已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必须回答情报应该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以及应该将其视为商品呢，还是应该视为社会财产”[23]。可见，当历史学被制度化并成为属于特殊群体的独占物之时，不要说对历史整体的揭示，就是历史书写本身也是某种知识权力的产物。在历经“语言学的转向”后，学者们试图打破这种监视下的历史书写——对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相对化即如此。岸本美绪和杨念群分别以各自的方式触及了该问题。

岸本在《场、常识与秩序》强调历史研究者用自己的感觉直接接触研究对象的重要性，“由此而获得的知识，对于我来说只要是有效的就足矣”。这句话让人联想到德国史家兰克所提倡的“直觉”，但是，旨趣却根本不同。按照我们的理解，作者以温文尔雅的方式批评了各种理论化和结构化的中国历史认识，倡导要从日常经验的意义上理解中国社会。“地域社会论”是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一个研究趋向，关注由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的地方空间，试图理解历史的行动者是怎样和为何采取行动的。但是，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如要认真界定“地域社会论”是什么，则会发现由于其自身的“不稳定性”，很难给其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当地域社会被置于历史叙述的中心时，地域社会论必须回答不同或类似地域社会之间的关联性、地域社会与国家权力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复杂关系，以及这种复杂关系内部是否具有整合性等问题。这些也许属于“后地域社会论”所讨论的问题，在杨念群的《医疗史、“地方性”与空间政治想象》一文中有所论及。在文中，杨念群首先对欧美中国学中存在的三个研究模式——“冲击—回应说”“中国中心观”和“殖民化过程”——做了简要的回顾，指出前二者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运用过程中，分别招致了强调中国历史的近代断裂性和否认中国历史具有现代性的两个极端，而近年出现的对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扩张历程的重新省思，试图从去疆界化与再疆界化（deterritorializatiooria-lization）的角度回避上述模式的不足。本文是杨念群即将完成的专著《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的结论部分，从现代“帝国”的殖民品格、“地方性”的重构与“现代传统”的作用三个方面诠释了“医疗”行为与“政治”变化的关系，体现了挣脱羁绊后社会史的新尝试。

[1]本文系与黄东兰教授合著，原系《身体·心性·权力》（黄东兰主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书的引言。

[2]该书初版于1904年，笔者所阅版本为预备立宪后之版本，即蒋维乔、庄愈编：《最新国文教科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6年。

[3]姚祖义：《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高等小学用）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04年初版，1912年第14版，封底二。

[4]《奏定学务纲要》（1904年1月13日），见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94页。

[5]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

[6]PeterBurke，ASocialHistoryofKeoDidere，PolityPress，2000，pp。14-15。

[7]《奏定学务纲要》（1904年1月13日），见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94页。

[8]严复：《政治讲义》，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47页。

[9]汪家熔选注：《蒋维乔日记》“宣统元年闰月十三日”，《出版史料》总58期，1992年第2期。

[10]FraofMemory，LeandKeganPaul，1966。

[11]MauriceHalbwaCollectiveMemo，UyofChicagoPress，1992。中译本参见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因中译本译自英译本，与原法语本在章节设置上有较大差异。法语本参阅MauriceHalbwachs，LaMémoireCollective，Paris，PressesUairedeParis，1968。

[12]VomNutzenundNachteilderHistoriefürdasLeben，1874。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李秋龄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二编“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周辉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13]RichardJ。Evans，Iory，London，Granta，1997。转见理查德·艾文斯：《历史学の擁護》，今关恒夫等译，京都，晃洋书房，1999年，第146页。中译本参见理查德·艾文斯：《捍卫历史》，张仲民、潘玮琳、章可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3页。

[14]Eri&RaheIionofTraditie，CambridgeUyPress，1983，“Introdu”。中译本参见霍布斯鲍姆、兰格编：《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15]BeAnderson，Imagineduioniionalism，RevisedEdition，1991。日译本《增补想象の共同体》，NTT出版，1997年。中译本参见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16]方钧：《新式修身教科书》（教育部审定，国民学校用）第7册，上海，中华书局，1915年2月初版，1923年5月53版。

[17]LynnHunt，Politics，dtheFreion，Berkeley，UyofiaPress，1984。中译本参见林·亨特：《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汪珍珠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18]RanaMitter，“BehiheMuseum：Nationalism，HistoryaheBeijingWarofResistanceMuseum，1987-1997”，TheaQuarterly，2000，Vol。161，pp。279-293。g-taiHuaionaryHistoryiheMakingofaatioheaQuarterly，2001，Vol。166，pp。457-473。

[19]PierreNora，LesLieuxdeMémoire，Paris，éditionsGallimard，1984，1986，1992。这套书共有7卷，英文版节译部分内容，编为3卷，题名为RealmsofMemory（1996）。中译本节选为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20]吉泽诚一郎：《愛国主義の創成——ナショナリズムから近代中国をみる》，东京，岩波书店，2003年，第200～201页。

[21]MarcBloaturges：étudesurlecaraaturelattribuéàlapuissaiteeerre，Paris，Armand，1961。

[22]参见リュシアン·フェーウル：《歴史のための闘い》，长谷川辉夫译，东京，平凡社，1995年。

[23]PeterBurke，ASocialHistoryofKeoDidere，PolityPress，2000，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