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三（第1页）

三

上述论文是《记忆之场》135篇论文中的9个片断，要了解主编诺拉是如何统摄这些片断的，读读他写的长篇导言和结语无疑是有益的。

导言《在记忆与历史之间》不好读，诺拉使用了很多带有感情色彩的修辞，将其关于记忆之场的思考包藏其中。如在第一段末尾，“人们之所以这么多地谈论记忆，是因为记忆已经不存在”（Odemémoirequepar′yenaplus）[19]，诺拉到底要表达什么呢？通读整篇文章可知，诺拉如是说乃是与其对历史与记忆关系的看法有关的。诺拉强调，在历史加速度消失的当下，记忆与历史之间的距离拉大，二者浑然一体的时代业已终结。对于记忆与历史的关系，诺拉有多种表述：“这里所说的记忆，是所谓原始而古旧的社会记忆，它表现为一种模式并带有秘密性质，历史则是我们这类社会从过去之中创造出来的，而我们的社会注定要走向遗忘，因为它们处于变迁之中。”Histoire在法语中意为经验过的历史和让这种历史变得可以理解的思想活动，诺拉用一组排比区分记忆和历史的关系：（1）记忆是鲜活的，由现实的群体承载；历史是对过去事物不完整的、成问题的重构。（2）记忆是当下的现象，是经验到的与现在的联系；历史则是对过去的再现。（3）记忆带有情感色彩，排斥与其自身不容之物；历史是世俗化的思想活动，采用分析方法和批判性话语。（4）记忆把回忆置于神圣的殿堂中；历史则把回忆驱除出去，让一切去神圣化。（5）记忆与集体相连，既是集体的、多元的，又是个体的；历史属于所有人，具有普世理想。（6）记忆积淀在空间、行为、形象和器物等具象中，历史关注时间的连续性和事物间相互关系。（7）记忆是绝对的，历史只承认相对性。

诺拉把记忆视作当下的、具象的、活着的、情感的现象，而历史是对过去的理性的、批判性的重构，二者是一种不可**的对立关系。但是，他又自相矛盾地说：“我们今天所称的记忆，都不是记忆，已经成为历史。我们所称的记忆之焰，业已消融在历史的炉灶中。记忆的需要就是历史的需要。”为了证实上述分辨，诺拉认为在法国出现了两种历史运动，一种是史学史的兴盛，这是历史学者在通过对自身的反省驱逐记忆的纠缠，“历史”成为他所谓的上述历史。把记忆从历史中剔除出去，这为“记忆之场”留下了讨论的空间：“另一场运动本质而言是历史运动，即记忆传统的终结。”伴随记忆传统的终结，记忆之场成为记忆残留物的场域，档案、三色旗、图书馆、辞书、博物馆，还有纪念仪式、节日、先贤祠、凯旋门以及《拉鲁斯辞典》和巴黎公社墙，均成为人们从历史中寻找记忆的切入点。

诺拉认为，记忆为历史所缠绕（lamémoiresaisieparl′histoire），由此而出现作为记录的记忆、作为义务的记忆以及作为距离的记忆。在欧洲，档案有三大来源：大贵族世家、教会和国家，作为一种被记录的记忆，档案的价值曾为历史学家所追捧，虽然其重要性已大不如前，但人们依旧热衷之，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口述调查的兴盛。在法国，有三百多个调查队致力于搜集“过去传达给我们的声音”。诺拉认为这听起来很不错，但转念想想，口述资料到底有多大利用价值？口述资料代表了谁的记忆意向？是受访者的还是采访者的？它是一种“第二记忆”——制作出来的记忆。结果，和从档案中寻找记忆一样，人们将这种来自外部的记忆内在化了。

对每个群体来说，向历史寻找记忆涉及自我身份认同，“记忆的责任来自每个历史学家自身”。历史学家已经放弃了朴素实证主义的文献学历史，专注于以往忽视的问题：历史—记忆一体化的终结催生了各种个体化的记忆，每个个体化的记忆都要求有自己的历史。诺拉认为，这种来自记忆责任的需求催生了记忆从历史学向心理学、从社会向个人、从传承性向主体性、从重复向回想的转移。这是一种新的记忆方式。从此记忆成为私人事务，它让每个人都感到有责任去回忆，从归属感中找回身份认同的源头和秘密。

除去作为记录的记忆和作为义务的记忆外，还有第三种变形的作为距离的记忆，这体现在历史学家的写作中。诺拉指出，在与记忆一体化的历史那里，历史学家认为通过回想可以复活过去，对于现在和过去之间的裂痕，可以表述为“从前”和“以后”，这反映在历史解释中进步和衰退两大主题上。正是因为与历史的距离感，产生出祛除距离的要求，“历史学家就是防止历史仅仅成为历史的人”；正是这种距离感，在感知方式的转变下，历史学家开始关注被其放弃的民族记忆中的常见之物——记忆之场。

那么，何谓记忆之场呢？诺拉认为它“既简单又含糊，既是自然的又是人为的，既是最易感知的直接经验中的对象，又是最为抽象的创作”。记忆之场的“场”一词有三种特征：实在的、象征的和功能的。例如，档案馆是实在的场，被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教科书、遗嘱、老兵协会因成为某种仪式中的对象也进入了记忆之场。一分钟的沉默堪称象征的极端例证。世代观念是抽象的记忆之场，其实在性存在于人口学中，功能性在于承载形塑和传承记忆的职能，象征性在于某个事件或经验只有某些人才有的标志性特征。在这三个层次上，记忆和历史交互影响，彼此决定。与历史存在所指对象不同，记忆之场在现实中没有所指对象，它只是个指向自身的符号，纯粹的符号。

本来，记忆有历史的和文学的之分，现在彼此边界模糊，伴随历史传奇的复兴，个性化文献的复兴，文学中历史剧的兴起，还有诺拉并不看好的口述史的成功，他宣称历史是失去深刻性时代的深邃所在，“记忆被置于历史的中心，这是文学之殇”。

《记忆之场》第一部问世后两年，1986年第二部的三卷顺利出版。第二部接续第一部所预设的目标，因此，在结语处诺拉仅附上一篇短文《民族与记忆》。第三部的三卷于1992年出版，距第二部的出版晚了6年，这固然有写作和编辑上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发生了令诺拉不得不深思的两个事件：一个是长期对垒的东西“冷战”格局瓦解后，民族—国家模式遭遇了新的挑战；另一个是长期拒绝国家民族叙事的法国史学内部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系列名为“法国史”的著作，著名的“年鉴学派”领袖布罗代尔在1986年出版了三卷本《法兰西的特性》[20]。“记忆之场开始于与这些研究不同的前提，反映了一种不同的激进观点。”[21]诺拉所追求的记忆之场既然是另一种历史——当下的与过去保持连续的并由现实的集体所传承的历史，而不是对不在之事重构的历史，那么区分与后者的关系便是其意欲达成的目标。但是，在第一部和第二部出版后，诺拉发现他所生造的“记忆之场”的暧昧性有碍区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第三部导言《如何书写法兰西史》中，诺拉再次谈到“记忆之场”的内涵，认为这个概念是狭隘的、限定的概念，集中于从纪念碑到博物馆、从档案到口号再到纪念仪式等纪念物，与现实具有可触可感的交叉关系。此外，“记忆之场”还具有比较宽泛的含义，承载着象征化的历史现实。本来，“记忆之场”旨在剥去民族国民象征和神话的表皮，将其条分缕析，但与编者这种主观意图相反，伴随前两部出版后的成功，“记忆之场”被人们广泛使用，内涵缩小为仅仅指称物质性的纪念场所。诺拉无奈地说：“记忆之场试图无所不包，结果变得一无所指。”

与这种困境相较，《记忆之场》面临的更为深刻的困境是，本欲批判和解构以往的法兰西历史叙述，无意中却重构了一个整体的法兰西史。在法国，关于法国史的叙述均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即法兰西的整体性，这一整体性或属于历史范畴（日期、人物、事件），或属于地理范畴，或属于政治范畴，或属于经济和社会范畴，或属于物质和制度范畴，或属于精神和意识形态范畴，史家据此建立了多层次的决定论，用实际发生的过去来解释现在，勾连其历史脉络不断的连续性，这体现为三大历史叙述：浪漫主义、实证主义及年鉴学派，分别由米什莱、拉维斯和布罗代尔所代表。米什莱把物质和精神统一为一体，是第一个把法国视作“灵魂和人”的人；拉维斯用科学方法爬梳所有民族的传统；布罗代尔试图建构物质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整体世界。以批判这种传统历史学为出发点的“记忆之场”，蓦然回首，发现自身不知不觉地也构筑了一个基于当下情感的法兰西整体的历史——本来想写一部“反纪念”的历史书，最后却成为一部关于纪念的里程碑似的大作。在第三部最后一卷结尾《纪念的时代》一文中，诺拉称之为“纪念变形”所致。

1983年，也即《记忆之场》第一部出版的前一年，法国人早早开始筹备6年后的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人们发现，不要说历史学家和普通公民，即使是法兰西的总统们对于革命意义的理解也不尽一致，“能否纪念法国大革命”成为一个大问题。革命不再。纪念活动既无法也无需唤起人们对革命记忆的**，结果，“庆祝大革命这一事实本身比我们所庆祝的大革命更为重要”。在此，诺拉注意到纪念活动所内含的其他意义，“在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中，最受期待的，听众最多的，不是大革命的吹捧者，而是大革命的受害者”。这说明不是过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当下，而是当下如何看待历史。更意味深长的是纪念内容的“空洞化”，用诺拉的话，“那些无纪念对象的纪念是最成功的，那些从政治和历史角度看最空洞的纪念从记忆价值角度看却是最具深意的”，如卡佩王朝建立一千周年纪念、戴高乐年以及城堡旅游等。

纪念的变形表明纪念的目的正从对民族历史的弘扬转为对历史遗产的强调。1981年1月19日《费加罗报》（LeFigaro）刊载的一份调查显示，1979年12月，只有12%的法国人知道“遗产”指民族艺术财富，而到1980年12月，这一比例达到了36%。法国社会由下而上，由外省到巴黎，逐渐对遗产发生兴趣。诺拉认为，“法国从单一的民族意识过渡到了某种遗产性的自我意识”。遗产是与认同、记忆相互关联的近义词。认同意味着一种自我选择，自我承担，自我辨认；记忆意味着回忆、传统、风俗、习惯、习俗和风尚，以及从有意识到半无意识的场域；遗产则直接从继承所获财产转向构筑自身的财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和记忆不过是同一种东西，历史就是被验证了的记忆。”试图解构拉维斯《法国史》的诺拉，不自觉地成为一百年后的拉维斯，他似乎意识到这种悖论，最后为这部大著写下了如下一段话：“纪念的时代终将拉上帷幕。记忆的暴政只会持续一个时代——但恰好是我们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