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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的转向（第1页）

常识的转向

新京报：您提到，记忆研究的兴起是对抗历史书写，这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开启的呢？

孙江：所谓历史，一般指由文字所承载和传递的过去的信息。对于文字这种历史记忆的媒介，历来存在截然对立的理解：一种是怀疑的态度，认为文字在人心中播下“遗忘”的种子。另一种认为文字具有魔力，是作为抵抗第二种社会之死——忘却——的武器。培根（Fran）说，图像记录过去，不具生产性；文字内涵精神，可使旧思想萌发新芽。

从文字发明到印刷术普及，再到今日电子媒介的无所不在，我们身处“链接性转向”（e）时代。历史成为“潜在性”知识。人们不必在尘土堆中寻寻觅觅，只需凭借一定的工具即可乾坤大挪移：搜索引擎可以帮助我们搜索到任何信息。

“链接性转向”使得固有的文化结构和学科常识正在崩坏。文字是通过视觉记号将语言符号化，而历史留下的“痕迹”不是，“体现在文本中的”史料和“表现为痕迹的”史料分别占据了对立的两极。布克哈特（JacobBurckhardt）认为符号化的文本是某个时代意识的表象，带有所属时代的偏颇和自我欺瞒；而痕迹是间接性的信息，可以证明没有固化的时代记忆，这种记忆没有受到检阅，未曾伪装。所以，在史料唾手可得的“链接性转向”时代，需要发现文字文本之内与之外的痕迹。

面对不断重复再生产、食之而不得下咽的“历史”，尼采（FriedrichWilhelmzsche）冷笑道：“想想那些学者们，那些疲乏的母鸡（Hens），他们肯定不是‘和谐’的物种。他们只是比以前叫得更多，因为他们下蛋下得更频繁。可尽管有关他们的书更厚了，蛋却总是比以前更小。”

新京报：所以，您提及历史研究需要经受“方法论”的洗礼？诺拉开启的历史学方法论具有怎样的特点？

孙江：“记忆之场”是历史学寻求自身变革的产物。回顾20世纪80年代国际历史学的动向可知，“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对史料至上的实证主义史学提出了挑战，作为对过去进行表象（représentation）和再表象（re-représentation）的历史学，其在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时，必须回答文本（文字、图像、声音等）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问题。

在《记忆与历史之间》导言中，诺拉虽然没有言及“语言学的转向”，但明确指出历史学面临着“认识论”的大问题，需要确认自身在“当下”的位置。而“记忆之场”的实践告诉读者，在诸如档案等一手史料之外，日记、回忆录、小说、歌曲、图片、建筑物等均可成为话语分析的工具。

以往谈历史，追求的大多是和当下人类情感不太有相关性的主题，而诺拉所追求的“记忆之场”是另一种历史，当下的历史，与过去保持连续性的历史，现实集体所传承的历史。此外，我们以往对“历史时间”的看法有所偏颇，因为“未来”没有进入史家的视野。其实“历史时间”包含了“未来”，用德国史学家科塞雷克（ReinhartKoselleck）的话说，历史书写是缩短过去与未来的距离，是过去的经验空间（spaceofexperience）和未来的期待视野（horizoion）的混合。

新京报：我们的“新史学”在国际视野中处在什么位置？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又能为“记忆研究”贡献什么？在当下中国又有什么现实意义？

孙江：如果以2002年为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举办的学术会议算起（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国的“新史学”已经走过了14个年头，期间出版了我主编的《新社会史》丛刊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后来又改为今天的《新史学》丛刊（中华书局），可以说，我们的“新史学”在国际学术界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论文被翻译为英语、日语和韩语，还有国外学者专门撰文评论这个丛刊。为什么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我想用一句话概括，它具有“全球本土化”（globalization）视野。所谓全球本土化，就是全球化的关怀和本土化的实践。

就记忆研究而言，我主编了《新史学》第8卷《历史与记忆》，有四个主题：“唤醒的空间”“记忆之殇”“记忆中的历史”和“殖民·后殖民记忆”，选择的主题不同，切入的方法亦异，均面对着一个具有实在性的“不在”——历史是如何被表象之问题。中国历史悠久，社会的复杂性是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比拟的，我一向认为只要紧扣中国本土问题，一定能写出傲步于国际学界的记忆研究。

[1]本文原载《新京报·书评周刊》，2016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