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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史的视线1（第1页）

知识社会史的视线[1]

一、“翻译即背叛”？

1904年，蒋维乔等编撰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出版后，颇受欢迎，一版再版。[2]关于这套国文教科书的编纂宗旨，商务印书馆的一则推介广告词写道：

是书谨遵教育宗旨，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主，而尤详于宪政，其表章国粹，矫正陋俗，亦三致意焉。至于爱国、合群、进化、自立等，亦言之至详，以期养成立宪国民之资格。此外，如修身、历史、地理、博物、格致、卫生、农、工、商之实业，亦举其概要。读者既卒是书，于立身处世之道，以及世界古今之大势，与普通应有之智识，无不略具。不特可为学堂教科书，亦一般国民所不可不读者也。书中所附图画彩图，皆有关于学识，非徒为观美而已。[3]

从上引文字我们可以看到，文中一共出现了20余个或新或旧、亦新亦旧的近代性词语，这些本来属于少数精英的话语知识，在中国历史刚刚翻开20世纪新的一页时，即轻装便衣走进了新式学堂的教科书里，成为莘莘学子的必读之物。文以载道，亦能覆道。晚清政府在被迫推行教育制度改革之时，清楚地意识到承载近代知识的“各种名词”的泛滥所造成的“文以载政之用”[4]。意味深长的是，当黄龙旗易为五色旗、历史迈入共和时代，蒋维乔等将上述教科书略作修订，更名为《订正最新国文教科书》继续刊行。教科书里所包含的近代知识并没有因为改良与革命的分野、帝制与共和的交替而发生根本的变化。

近代意义的“知识”（knowledge）一词源于古希腊语episteme，原意指与人的主观意见（doxa）相对应的、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的学问。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里把知识区分为“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和“制作知识”三个层次，认为理论知识来自知性的“观照”（theoria），是人的最高层次的活动。[5]由于在中世纪的欧洲，有关知识的讨论尽皆笼罩于基督神学的阴影之下，因此近代知识的发生和扩展是知识获得“自由”之身、从而摆脱从超自然角度解释和叙述自然界所发生的一切现象的过程。伯克（PeterBurke）认为，“欧洲近代初期的所谓的知识革命——文艺复兴、科学革命以及启蒙，都是先存在某种大众的或实用的知识，当其逐渐表显化后（尤其是被印刷后），经由某种学术机制（academicestablishments）使之合法化”。[6]基于此，伯克所进行的知识社会史研究，乃是要挖掘欧洲近代知识由以依托的社会历史背景。

相比之下，中国对近代知识的翻译生产及其社会化过程比较复杂，不仅有中西、中日的纠葛，还有古今雅俗的分野。面对翻译而来的近代知识，清政府担忧：“日本各种名词，其古雅确当者固多，然其与中国文辞不相宜者亦复不少”，“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7]这种被翻译的知识是否是原汁原味的近代知识，堪称传播西学第一人的严复是有怀疑的：“应知科学入手，第一层工夫便是正名。凡此等处，皆当谨别牢记，方有进境可图，并非烦赘。所恨中国文字，经词章家遣用败坏，多含混闪烁之词，此乃学问发达之大阻力。”[8]“翻译即背叛。”（tradurreètradire）严复的不满道出了汉译名词在传递近代知识时的局限性。

其实，在“参用杂糅”和“含混闪烁”问题之外，中国语境化的近代知识的社会化问题也许更为重要。蒋维乔在批评严译名著缺乏“明白晓畅”时曾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蒋在宣统元年（1909年）闰月十三日的日记里写道：“惟其所用术语必舍近今通行者而自造名词。（中略）必力求高古典雅，则其离实际益远，转使读者迷眩。岂著书牖世之本意乎？严氏喜自矜博洽，而其蔽则艰深，胥此类也。”[9]蒋维乔是教科书编审专家，供职于商务印书馆，他基于学校教育的看法说明在关于承载近代知识的新词语翻译上，不同立场的近代知识人的看法存在严重分歧：严复之言是就汉语近代知识之生产翻译能否准确传递近代知识而言，蒋维乔之语乃是指近代知识如何传播而语。在追寻中国近代性现代性（modernity）问题时，这一龃龉无疑有着深刻的思想史和社会史的意义。

西学东渐下的19—20世纪的中国，在大量流入的近代知识中，最受中国人重视的是有关民族—国家的知识。在传统的空间表象的国家叙事里，“疆域”是标识自他关系的核心概念，当“领土”（territory）这一近代国家观念介入后，“领土”和“疆域”发生了交错紧张关系。黄东兰的论文《疆域·领土·国耻——清末民国地理教科书的空间表象》通过清末民国地理教科书的传播探讨了在疆域与领土重叠结构下的地理空间表象，特别突出了“国耻”话语在空间表述上之意义。这种传统近代交错下的连续性和断裂性在历史、修身等教科书里也有清楚的展示。以教科书为媒介探讨中国语境化的近代知识是新社会史研究者试图勾连思想史和社会史的一个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