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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体话语（第1页）

三、身体话语

“身体话语与权力”是本书探讨的第二个专题。

海青的《自杀时代》直接涉及了人所面对的永恒主题：死。出生、疾病、寿命、死亡及对待死亡的态度等问题一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日本学者吉泽诚一郎曾研究中国近代政治运动中的死及对死的追悼问题，认为清末的各种死与明清交替之际表达政治忠诚的死不同，除去谭嗣同略带为光绪牺牲的意味外，几乎都是在反清中表达为国而死的意愿；而对死者的追悼在赋予死以政治意义的同时，均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利用的一面。[20]那么，海青研究的特点如何呢？作者以细腻的笔触爬梳了“五四”前后知识群体中的自杀现象，指出“牺牲者”的角色从一开始就被预定，并在其后的街头演讲、与军警对抗、被捕等活动中得到强化。学生们力图传达出的信息并不单纯为了在社会上引起反响，他们更是自己所排演的戏剧的第一观众。从表面上看，五四运动似乎因统摄在爱国话语的强力下而呈现出单一性的特点，其实，“当我们把剧班的规模缩小，并对每一场演出发生的场景分别考察的话，就会发现，人们的预期以及所达到的心理满足在性质和内容上都是大异其趣的”（作者话）。不难看到，海青与吉泽的别异之处不仅在考察的对象上，更在于方法上，海青切入死者内面世界的分析使得在近代历史叙述下被视为为政治而死的话语在历史的语境中“复杂化”了。

在中世纪的法国和英国，民间广泛流行着一种“迷信”，据说瘰疠（scrofula）——患者经国王触摸（touche）后即可痊愈。对于这种唯有国王才有的巫术般权威，马克·布洛赫（MarcBloch）从其实际运用和意欲使之产生效果的动机之间的关系上专门予以考察，并探讨了基督教教义与这种超自然能力的关系。[21]早已不依赖巫术维系皇权的中国皇帝居于深宫大院中，他们没有巫术般的权威，和普通人一样面对生老病死的缠绕。19世纪末，生活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根据西太后深居简出和被招入宫内的医生的神秘行迹，曾揣测寡居的西太后有了身孕并秘密堕胎！这个话题虽然有趣，但无从证实。张哲嘉《为龙体把脉》研究名医力均进宫给光绪诊病的记录和回忆，君臣二人的医病的对话，不仅凸显了中西医观念的差异，也可让人窥知宫廷这个私人公共空间里的政治力学关系。人们发现原来“老佛爷”（慈禧）也怕因果报应，嘱咐手下体恤小民；壮志未酬、身体羸弱的光绪帝，原来无师自通，堪称中医高手。

传统医学发生在特定的“私人空间”，在建设畛域分明的近代秩序过程中，医疗行为被置于“公共空间”下，成为近代国家秩序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阿部安成的《传染病话语与近代秩序》为我们展示了近代日本是如何建设卫生秩序的。饶有兴味的是，在宣传预防传染病知识时，明治政府将被国家排斥在近代秩序之外的民间佛教和神道动员起来，使之担当起宣播近代卫生知识的作用。这种动员传统资源推进近代化的方式，和中国近代把宗教特别是民间宗教视为“迷信”而一味加以排斥的做法截然相反。“卫生”一词在古代汉语里的意思与“养生”相同，源于《庄子》和《黄帝内经》；现代汉语里的卫生一词和日本干系甚大，作者在文中指出将卫生对译sanitary的是卫生局长长与专斋。关于长与专斋，说来还有一个小插曲，长与曾将自己选择的卫生一词询之清朝出使日本的公使黄遵宪，得到了黄之肯定。

所谓传染病预防就是国家对国民的一种规训。福柯对精神病和监狱的研究展示了国家权力是如何规训国民的。但是，国家权力并不能均质性地轻易笼罩社会的每个角落，福柯的规训话语亦非普遍适用的分析工具。苏成捷（MatthewH。Sommer）对于17世纪中国存在的婚姻状态的分析，揭示了儒教有关身体的社会规训话语的限度。虽然官府记录的当事人的供词未必尽可相信，但是论文举证的各种罕为人知的“一妻多夫”的案例，使我们看到了国家—社会规训话语与日常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需要缀上一笔的是，“一妻多夫”并不意味着女性在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恰恰反证了妇女身体的从属性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