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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史的叙事策略（第1页）

三、社会史的叙事策略

概念史的主要工作是对文本的构成和语言进行诠释；社会史新社会史的叙事策略则主要将文本作为一种分析手段，用以考察其背后的情境。

本卷“文本的政治学”栏收录了四篇论文。王明珂《王崧的方志世界——明清时期云南方志的本文与情境》，是作者一系列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一个片段。作为一位优秀的人类学家，王明珂从明末进士王崧所编撰的地方志《道光云南志钞》研究了“方志”与“英雄徙边”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指出王崧偏离文类结构的方志书写﹐既表征了他在本土情怀下对种种“结构”的叛离，又强化了云南作为整体帝国的一部分的意义。从大的历史洪流与社会情境方面来说﹐他的文本与行为表征可能只是小小的“叛道离经”﹐在典范观点下容易被人们忽略。然而或许就是许多这样的异例﹐在新的社会情境（民族主义与中国民族国家）下被人们发掘、强化，从而逐渐让明清时期大理附近的“汉人”及其后裔成为今日中国的白族。

龚隽《译经中的政治——李提摩太与〈大乘起信论〉》探讨了《大乘起信论》的英译问题。在20世纪初，《大乘起信论》作为东亚大乘佛教的标志性经典被传译到了西方，根据不同底本有铃木大拙1900年出版的英译本和1907年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的英译本。作者认为，铃木大拙推崇禅学，将《大乘起信论》译介到西方，意在于19世纪西方以印度佛学为中心的氛围下，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大乘佛教争得一席之地。李提摩太英译本《大乘起信论》一向因其“充满基督教而非佛教的语气”为教、学两界所诟病。但是，如果我们把李提摩太翻译《大乘起信论》理解为晚清宗教思想交流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史事件”，并对他的译经活动进行具体而微的知识考古的话，那么不难发现，在他这种看似不忠实的翻译活动背后，其实存在着一种值得玩味的政治修辞：李提摩太已经把《大乘起信论》的翻译作为一种“话语事件”，力图从中再生出新的佛教与基督教的历史关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翻译《大乘起信论》时，非常有策略地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译经原则。李提摩太主张透过不同文化处境中各自熟悉的那些语词去翻译外来概念。他在翻译东亚佛典时，就大量使用了西方传统耳熟能详的那些“语词”，去建立他对佛教的理解。

潘光哲《“革命理由”的“理论旅行”——美国〈独立宣言〉在晚清中国》和陈力卫《让语言更革命——由〈共产党宣言〉汉语翻译版本的变迁看译词的尖锐化》，分别讨论了欧美文本的汉译问题。潘光哲收集了出现于晚清的10种《独立宣言》汉译本，通过对不同文本的翻译创造之比较，从一个侧面探讨近代中国政治文化（politicalculture）的样态。作者指出，《独立宣言》的部分内容最早在1838年经由传教士介绍传入汉语世界后，得到了魏源等晚清开明知识人的关注，但他们主要是将《独立宣言》置于中国抗虐反暴的历史经验中来阐释的。继1861年《大美联邦志略》出版后，《自为主治之示》译本的问世表明，译者在汉语世界里终于找到了能比较准确地表达英语中相关理念的词汇。最后，清末革命党人通过《美国独立檄文》和《美利坚宣告独立文》这两个不同译本，赋予《独立宣言》以“排满”革命的意义。作者认为，《美利坚宣告独立文》强调“生命”“财产”与“幸福”是“人人皆有自有之权利”，这些内容未必符合《独立宣言》的原意，却展示了译者对“权利”的独到见解，是《独立宣言》在晚清中国传布过程中的最高成就。

陈力卫在比较《共产党宣言》汉译本后指出，最早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1920年）直接由日文版转译过来，而日文版又是根据英文版翻译的。日本从1870年加藤弘之《真政大意》的音译算起，在历经“共同党”“贫富平均党”“通有党”“共产论”之后，于1881年始出现“共产党”一词。该文通过调査《共产党宣言》由日文转向中文这一个案，特别是比较日文版和中文版的不同，一方面梳理出中日文语词和概念的异同关系，另一方面探讨了汉译本译词的尖锐化和阶级意识的培养、暴力革命的展开之间的关系。作者从语言学角度探讨语言如何成为一种物质的力量，同时也告诉我们概念史的叙事方法通常和社会史的叙事方法互相纠缠，难以区别彼此。

“法非法非非法。”（《金刚经》语）

方法建构故事，方法也在局限故事。正如法国的新史学实践者格外关注中世纪末期的欧洲历史一样——那里蕴含了欧洲近代的不同的可能性，中国新史学的拥护者们对中国近代早期的历史——中西接触后的历史——情有独钟，因为恰如“翻译即背叛”这句意大利格言所揭示的，翻译误译的近代性里包含了种种可能性——本卷的叙事说明近代知识并非自明的、本质性的存在。在讨论中国近代知识时需要首先区分何谓“知识”，何谓“信息”。伯克认为信息（information）是原始素材，是特殊的存在之物；而知识（knowledge）则是经过加工的素材，是经由思维处理和体系化了的东西。[10]但是，另一方面，在欧洲称之为“知识”的东西，在中国可能还只是“信息”。正如对于吃过日本菜的人来说，生鱼是“素材”、生鱼片是“料理”，而对一个从来没有吃过日本菜的人来说，生鱼和生鱼片之间的同可能远远大于异。

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有道：一本书在出版之后，便仿佛是一个被抛在大海中的瓶子，它会飘到哪儿呢？这不是作者所能预知的。继《新史学》第1卷之后，《新史学》第2卷也很快将会成为被掷入书海中的瓶子。俯身入海拾起这只瓶子的人——无论你是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也无论你是崇尚英雄、羡慕绅士、重视纪律、咏唱爱情、热爱自由、依赖集团，还是兼而有之，打开瓶塞，都会有所收获。

[1]本文为《新史学》第2卷《概念·文本·方法》（孙江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序言。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3期。

[2]RobertF。Berkhofer，Beyoory：HistoryasTextandDisbridge，HarvardUyPress，1995。

[3]月本昭男：《歴史と時間》，见上村忠男等编：《歴史と時間》（《歴史を問う》第2卷），东京，岩波书店，2002年，第3～5页。

[4]LydiaH。Liu，Translingual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dTranslatedModernity-a，1900-1937，Stanford，StanfordUyPress，1995。中译本为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5]加藤周一、丸山真男校注：《翻訳の思想》（日本近代思想大系），东京，岩波书店，1991年。丸山真男、加藤周一：《翻訳と近代》，东京，岩波书店，1998年。

[6]ReihePracticeptualHistHistford，StanfordUyPress，2002，p。22。

[7]ReiuresPast：OicsofHistoricalTime，traribe，NewYork，biaUyPress，1985。

[8]唐泽富太郎：《教科書の歴史——教科書と日本人の形成》，东京，创文社，1956年，第1页。

[9]HaydenWhite，“Foreword”，ReihePracticeptualHistHistford，StanfordUyPress，2002。

[10]PeterBurke，ASocialHistoryofKeoDidere，PolityPress，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