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二作为表述的会党革命（第1页）

二、作为表述的会党革命

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为契机，在短短两个月内，有14个省先后宣布从清朝独立。对于这段历史，几乎所有先行研究都强调会党在其中的作用。但是，爬梳相关叙述，真正涉及会党的只有湖南、陕西、贵州和四川四省，在这四个省中，会党的作用各不相同。

先看湖南省。湖南省毗邻湖北省，武昌起义消息传来后，新军内人心思变。10月22日，焦达峰、陈作新等率少数步炮队士兵攻进长沙城，巡抚余诚格逃匿。湖南省宣布独立后，焦达峰出任都督，陈作新副之，原谘议局局长谭延闿为民政部长（不久为临时参议院议长）。十天后，原第五十标第二营管带（第五师师长）梅馨发动兵变，计杀焦、陈，迎谭延闿为都督。焦达峰死后，对于其为时仅十天的政权毁谤有加，谣言者，称焦是已死洪江会姜守旦（1906年萍浏醴起义首领）的变名，所持“四正”印乃梁山泊“天罡”之谓[7]；误解者，言焦就任都督后，不少哥老会中人前来要求安置，新编军队中吸纳了不少长沙附近的哥老会武装[8]；夸张者，谓衡阳以南一带哥老会有人声称：“佥曰焦大哥作都督，今日吾洪家天下矣。”[9]“焦大哥作了都督，今天是我们洪门的天下了。”[10]其实，焦虽曾为某哥老会“龙头大哥”，但哥老会与湖南独立既没有关系，独立后的湖南省亦非哥老政权，所谓“洪家天下”的说法，乃是政治敌手的污言秽语。

次看陕西省。陕西省和湖南省同日响应武昌起义。在陕西省独立过程中，新军中哥老会首领起到了重要作用。陕西新军混成协三千士兵是1910年编成的，计有步兵两标（一协）、山炮三队、骑兵一营、工程与辎重各一连。新军各级中下级军官（排长以上）多为军校毕业生[11]，同盟会会员有朱叙五、钱鼎、张钫等[12]，加上秘密会员张凤翙（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至少有十位革命党人。军官以下，俨如哥老会山堂，老行伍出身的多为会党中人，张云山、万炳南势力最大。陕西宣布独立后，原有新军、巡防营编制被打散，士兵自动拥聚在各哥老会首领麾下，形成不同山堂首领各拥重兵局面。[13]张钫回忆说：“洪门几个舵把子识见浅陋，虽然参加了革命并不明了革命的真正意义，往往打着革命旗号，抢劫玉帛，掳掠子女，争夺名位。”[14]在军政府内充任秘书长之职的同盟会员郭希仁亦感叹独立后的陕西变成了“会党世界”[15]。著名同盟会员、最早联络哥老会的井勿幕甚至称“革命失败了”[16]。1912年春夏之交，当张凤翙铁血镇压哥老会首领后，所谓“会党世界”便不复存在。[17]

再看贵州省。1902年前后，自称奉孙中山兴中会派遣的黄士诚携会党文书《海底》到贵州，组织同济公，宣扬“反清复明”。“同济公”曾试图响应“云南河口起义”（1905年）。[18]后来，同济公加入张白麟组织的立宪团体自治学社。[19]在贵州立宪政治团体里，时人谓“宪政多贵绅、自治多寒士”[20]。自治学社成立后，向社会下层发展成员，据胡寿山回忆称，自治学社各分社里“包括了极大数目的哥老会成员”，其中至少有19个分社里有哥老会成员参加，除劳动者和游民外，还有举人、秀才、留学生和谘议员等。[21]自治学社吸收哥老会成员加入，说明哥老会并非一般所说的反体制的社会组织。同样情形在军队里也存在。贵州新军有两标，一标在保路同志军起义后被调往四川，另一标中只有第二营驻守贵阳，所谓新军起义指的是第二营。阎崇阶等回忆说：新军头目（班长）和士兵，百分之九十以上属于“袍哥阶级”。[22]陆军小学学生阎崇阶、刘革园和席正铭等在校内秘密结拜为兄弟，传递、讨论“排满”思想，结成“历史研究会”。其时，陆军小学和新军之间存有嫌隙，曾发生群斗，为了缓和关系，建立共识，席正铭、阎崇阶、刘革园等于1908年春建立皇汉公，利用“拜把子、结金兰”方式互相串连，使得皇汉公（1909年春改名为汇英公）在军校、新军乃至社会上有了一定力量。[23]11月4日，当贵阳陆军小学和新军第一标第二营率先发难时，谘议局里的两个主要政治派别“自治学社”和“宪政预备会”乘机联手逼迫巡抚沈瑜庆交权，贵州宣布独立。[24]

最后看四川省。武昌起义和四川保路运动关系密切。武昌起义后，御史赵熙上奏要求杀四川总督赵尔丰：“鄂事踵川事而起，天下应之，是川乱者鄂乱之本。”[25]1911年5月，清廷颁布铁路国有政策，激发了南方诸省的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从收回利权阶段发展为波及全川的群众性保路风潮”[26]。6月中旬，四川谘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策划成立保路同志会，继而由四川铁路公司宣布该会的成立，各州县同志会纷纷出现。同志会是得到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批准的合法组织，哥老会成员在其中十分活跃，据记载：“川省向有哥老会匪，党羽甚众，历经大吏惩治，近年多已敛迹。乃因此各州县协会一开，一般会匪死灰复燃，争赴协会书名。”[27]“每次开会，旁听居十之八九，而哥老会与余蛮子余党亦均窜入，大乱在此。”[28]余蛮子即四川大足反基督事件首领余栋臣。这是清朝方面对同志会的观察。而从四川地方志看，同志会俨如哥老会：“同志会，哥老也。哥老也，而何以曰同志会？因起而应保路同志会也。”[29]9月5日，出自同盟会会员之手的《川人自保商榷书》将中央与地方、官与民紧张关系推向极致。[30]9月7日，川督赵尔丰借口立宪派“始则抗粮、抗捐，继则刊散四川自保传单，俨然共和政府之势”，逮捕蒲殿俊、罗纶等，镇压赴总督府请愿民众，酿成“成都血案”。[31]这激起同志会哥老会的抗争，以同志军为名目的民间武装纷纷出现，四川社会陷入更大乱境。11月27日，赵被迫释放蒲、罗等，发布《宣示四川地方自治文》，及至“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四川总督权力迅速崩溃。需要强调的是，同志军起义推动了四川省的独立，但同志军自身未必有革命的政治意图。从9月8日到11月21日，在哥老会同志军与清军对战之地，几乎没有一处宣布独立。有人称同志军“以为保路之举，所仇者赵尔丰，所救者蒲、罗诸人，而反对排满，逐杀官吏，以此龃龉”[32]。即凝聚同志军的共识在保路和仇恨赵尔丰，而非驱杀官吏，这不无道理。

从以上四省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活动可以得出如下判断：在湖南省独立期间，会党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在陕西省，虽然哥老会首领的赞同有助于新军起义，但哥老会的影响与其说在独立前，不如说在独立后。在第三个贵州省的个案中，立宪团体自治学社借助哥老会的人际关系网扩大力量，这种哥老会关系网在军队里也普遍存在，作为组织的哥老会与贵州省的独立没有直接关系。在第四个著名的保路运动个案中，四川省保路同志军无疑借助了哥老会的聚合方式，在四川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可以说哥老会起到了间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