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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为差异装置的会党（第1页）

四、作为差异装置的会党

在结束上述考察后，反观本文开头引用的孙中山的两段话，可以说，孙中山要求蔡元培另编会党史，“不以杂厕民国史”，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孙有意忽略了会党对于革命的真实意义，正是从孙中山开始，革命党人给会党赋予了革命的意义，并将其带入近代政治之中。

意味深长的是，至今人们谈论辛亥革命时，仍乐谈会党秘密结社参与革命，而将会党定位为反体制、反社会的秘密结社。笔者曾指出：所谓秘密结社，其实是对作为历史的秘密结社“表述化”（representation）的产物，构成今日常识化的秘密结社是叙述的秘密结社的历史，不一定反映其“真实的”历史。[45]会党结社是汉语词汇，相当于欧美历史上的asso。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将结社asso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性结社，另一类是市民结社，他发现正是各种结社构成了美国民主的基础。[46]对于这种影响至深的观点，霍夫曼（Hoffmann）指出，多年来人们对欧美的结社存在很多误解，即以英美结社为理想模式，在中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市民结社的关系链上考虑“结社”，从而将市民结社的理念和实践视为特定阶级（中产阶级）及其利害关系的所有物。而事实上，在英美以外，从启蒙时代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在法国、德国以及中欧和东欧广大地区存在许多自发结社，它们与托克维尔所揭示的两种类型的结社之间并无多大区别。[47]

霍夫曼的研究和笔者的思考有不谋而合之处，我在拙著《近代中国的革命与秘密结社》中批判了将中国民间结社“秘密化”“政治化”的倾向，提出根据结社自身的特点和存在状态，将秘密结社概念“中立化”，并将其界定为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人际关系网络上的一个“纽结”，通过具体的案例来观察结社是如何政治化的问题——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如果与欧美市民结社作单纯比较的话，可以说，以兄弟结义为纽带、以互助为宗旨的帮会结社（如青帮、红帮）具有“共济会”特征；以慈善和修行为特征的宗教结社（如在理教），如果除去其宗教成分的话，其实非常像欧美以俱乐部、协会为形式、以德智向上为目的的结社。遗憾的是，学者们在讨论中国有没有市民结社时，一般皆将目光置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中产阶级商业团体，以及体现中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团体上，而不关注其他民间结社。非但如此，还将众多的民间结社置于“秘密结社”这一差异装置中来阐述。虽然，不可否认各个时代都存在具有反叛行为的结社，但是，这些结社的反叛性并非与生俱来的，亦不存在没有断裂的一以贯之的反叛结社，结社的反叛行为大都是由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所致，一些情况下则是后人赋予的。

[1]本文原载日本孙文研究会编：《グローバルヒストリーの中の辛亥革命》，东京，汲古书院，2013年。

[2]孙中山：《复蔡元培、张相文函》（1919年1月14日），见《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页。

[3]孙中山：《建国方略》（1917—1919年），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3页。

[4]孙中山：《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1905年2月4日），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59页。

[5]孙中山：《与旅比中国留学生的谈话》（1905年2月），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71页。

[6]本文部分内容参考孙江：《近代中国の革命と秘密結社——中国革命の社会史的研究（一八九五—一九五五年）》，东京，汲古书院，2007年，第三章。

[7]阎幼甫：《关于焦达峰二三事》，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第211～212页。

[8]阎幼甫：《关于焦达峰二三事》，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第213页。

[9]子虚子：《湘事记》（节录），见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6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55页。

[10]陈浴新：《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合订本第11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134页。

[11]张钫：《忆陕西辛亥革命》，见《风雨漫漫四十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3页。朱叙五、党自新：《陕西辛亥革命回忆》，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2页。

[12]朱叙五、党自新：《陕西辛亥革命回忆》，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13]《陕西辛亥革命中的哥老会》，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3～264页。另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08～109页。

[14]张钫：《钱鼎、万炳南两副大统领之死》，见《风雨漫漫四十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57页。

[15]郭希仁：《从戎叙略》，见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6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55页。

[16]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第155页。

[17]张钫：《张凤翙事略》，见《风雨漫漫四十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03页。

[18]胡寿山：《自治学社与哥老会》，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第470～471页。

[19]胡寿山：《自治学社与哥老会》，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第473页。

[20]《赵德全致黎元洪电》（1912年1月24日），见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4页。

[21]胡寿山：《自治学社与哥老会》，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第472～4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