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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忆与忘却之间1（第1页）

在记忆与忘却之间[1]

&e——还有你？布鲁图斯！”

这是莎士比亚《恺撒》（TheTragedyofJuliusCaesar）第3幕第1节主人公遇刺前说的一句话。莎士比亚在英文叙事里突然插入一句拉丁文，意在再现公元前44年一代霸主恺撒被刺的场景。其时，罗马政治正在倾向“帝制”，为阻止恺撒称帝，“共和”的捍卫者们策划了此次暗杀。时隔1600年，莎士比亚何以知道恺撒临终之言？对于莎翁戏剧的读者观众来说，这个疑问无关紧要，甚至还略显迂腐。不是吗？恺撒对布鲁图斯宠爱有加，视若己出，当看到布鲁图斯竟然挥刀相向，吃惊地脱口道：“还有你？布鲁图斯！”这不符合常理吗？

作为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历史虽然“不在”，但具有实在性（reality）。恺撒生前到底说了什么？殊难断言。恺撒遇刺身死，则是如如不动的事实。德国记忆研究大家阿莱达·阿斯曼（AleidaAssmann）在阐述其所著《记忆中的历史》（GeschichteimGed?is）一书宗旨时写道：不在的过去还有多少存留于今天？过去多大程度上呈现在意识或无意识之中？业已消失而无法诉诸感觉的东西在哪种形式上还可以用感觉来把握？过去和现在、遥远的事物和近前的事物、隔绝的事物和当下的话题之间是怎样交叉的？[2]细究起来，阿斯曼要讨论的问题竟然尽在唐代诗人贺知章《回乡偶成》绝句中：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可怜中国父母心！哪个刚识字断句的蒙童没有跟这位八旬老翁追忆过似水年华？不谈。且看，在流逝的时间里，由少小而变为老大的主人公回到故里；鬓毛已衰的主人公之所以还是原来的我，是因为留有未改之乡音；岁月沧桑，在主人公与儿童遭遇的刹那间，欲从儿童的音容揣测其出自谁家的主人公反被诘问，现在（儿童）和过去（主人公的童年）发生交叉。儿童的“笑问”含蓄着对贺老先生的狐疑：这位从未谋面的老者何以说着自己熟悉的话？对此，贺老先生该如何回答呢？“去，问你爷爷去！”

可见，历史是在人的共同性层次上把捉的事件，是人与人的记忆相互接触和往来的场所。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实，记忆是对过去事实的唤起和再现。在古希腊，记忆是保存文化的重要方式，人们从中发展出一种谓为“记忆术”的学问。所谓记忆术是借助“形象”（imagines）和“场所”（loci），通过“唤起”而再现过去。叶兹（Fraes）在《记忆术》（TheArtofMemory）中讲述过一则古希腊传说。话说色萨利（Thessaly）的贵族斯克帕斯（Scopas）举行家宴，请来凯奥斯岛（Ceos）著名的抒情诗人西摩尼得斯（Simonides）为其唱赞美诗，答应事毕后付给丰厚的报酬。西摩尼得斯在席间赞美主人时，不经意捎带了自己敬仰的卡斯特洛（Castor）和婆琉得乌克斯（Polux）——两位勇敢的双胞胎神。主人为此很不高兴，声言只能付给一半报酬，于是双方发生争执。正当相持不下之时，有人说门外来了两个陌生人要见西摩尼得斯。西摩尼得斯出门探视，没有看到要找他的人，这时身后的大厅轰然坍塌，参加宴会的人尽皆丧生。原来，两个双胞胎神预知灾难即将来临，特地赶来解救西摩尼得斯——补上了另一半报酬。惨祸发生后，死者尸体受损严重，面目全非。西摩尼得斯凭借记忆术，回忆在场人的席次，最后辨认出每一位死者的身份。[3]

16世纪末，这位西摩尼得斯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被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Ricci）译作“西末泥德”。[4]自称西洋和尚的利玛窦为博得中国士人向耶之心，把西摩尼得斯的记忆术传给科举士子，不知是中土士子食洋不化，还是西洋和尚授之无方，记忆术无助于《四书五经》的暗记。

记忆储藏了关于过去的信息。法国史学家诺拉（PierreNora）动员120位作者，历时八年（1984—1992年），出版了7卷本《记忆之场》（Leslieuxdemémoire）。诺拉声言记忆研究不是要复原或建构历史，也不是回忆过去的历史，而是关于过去的现在记忆；他认为记忆在消失，与过去发生勾连的感情只残存于一些“场”中。[5]诺拉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但他对记忆的“物化”和本质化遭致哲学家利科（PaulRic?ur）的尖锐批评。在《记忆、历史、忘却》（Lamémoire，l′histoire，l′oubli）一书中，利科认为历史是连接记忆两端的媒介。首先记忆是历史学的母体，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开始，历史（学）就面对着比自己更为古老的记忆，而所谓历史正是从切断与记忆的纠结开始的。其次记忆要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必须经过历史资料、说明理解和文学书写阶段。对于记忆的回想唤起作用，利科认为回想有“现在”“不在”“既在”三种特征，分别对应于三个不同的本质体：“现在”就是形象本身的存在，是留有痕迹的“不在”，不能重现；“不在”也许是虚构的、幻想的，因此需要导入动词的时态副词——“从前”“之前”等，以此区分记忆力与想象力、回想与虚构之不同。[6]

“我们知道的只是我们所记住的。”（Idtantumsoriatenemus）这句拉丁谚语说的是记忆之在。辛弃疾《青玉案·元夕》有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主人公上穷碧落下黄泉般地“寻”——唤起记忆之所系，寻得的不完全是外在的“那人”，而是内化于记忆中的“那人”。有能唤起的过去，也有唤不起的过去。李商隐晦涩难解的《锦瑟》道出了令人沮丧的忘却之在：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过去若隐若现，求之而不可得。记忆不单是思念逝去的往昔，还是对自身主体的确认，主体的自我同一性要求在相当大程度上左右了记忆的形式——怎样记忆？怎样忘却？记忆从一个个体传递给另一个个体，如此不断扩散和互动，使记忆的主语由“个体”变成“集体”。在此意义上，哈布瓦赫（MauriceHalbwachs）称个人记忆就是集体记忆[7]，虽有忽略忘却机制和记忆差异性之处，似不无道理。

本卷有四个主题：“唤醒的空间”“记忆之殇”“记忆中的历史”“殖民·后殖民记忆”，共收录了11篇论文，选择的主题不同，切入的方法亦异，均面对着一个具有实在性的“不在”——历史是如何被表象之问题。

第一组“唤醒的空间”收录了四篇女性作者的论文。细心的《新史学》读者也许会发现，第四卷《再生产的近代知识》编作者皆为女性，身为七尺男儿的本卷主编特意辟出此栏，不是要营造一个阴阳对决的场面——这是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时代，任何想入非非都会沾上政治不正确，而是鉴于性别学（gender）大家斯科特（J。Scott）批判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中女性之边缘化[8]，希望唤起读者关注女性学者写史的问题。傅安宁（Aopoulos）要言不烦地梳理了围绕圆明园遗址重建的争论，指出不应把圆明园当作一个场所，“而应该把圆明园作为与场所辩证相关的、不断发展的集体记忆”。她触及了“场所”在集体记忆研究中的理论定位问题：是把“场所”作为记忆的宾语，还是记忆的主语；是“场所被记忆”，还是“场所在记忆”，这在诺拉的《记忆之场》中并未得到认真解决。王楠辨析了一位革命家的身后事，指出被性别学夸大了的作为“女性”的秋瑾叙事，她以历史学手法切入文本，展示了围绕秋瑾的“私人记忆”“公共记忆”和“记忆之场”的博弈。陈蕴茜和海青分别关注漫画的“画外之音”，一个翻出说鬼图，展示蒋介石国民党魑魅魍魉的世界，一个“潜伏”孤岛，掀出“大侠”古龙出道前仰为大哥的牛哥老底——“反共”漫画中的芸芸众生。

第二组名为“记忆之觞”。利科在谈及记忆研究目的时说：“记忆能告诉历史学家什么？记忆的目的与历史学的目的并不相同。记忆所面对的是狡猾的忘却战略，记忆的义务就是不能忘却的义务。面对重大犯罪，历史学的研究手法不但有可能无视受害者所提出的认识要求，甚至还可能阻碍之。这是记忆对历史学的挑战，历史学者必须接受由此而引发的争论的正当性。”[9]当有与无、真与假、是与非难以决绝时，庄子的那只蝴蝶便会翩然而至。李商隐“庄生晓梦迷蝴蝶”（《锦瑟》）寄寓了作者的迷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为埋尸体以抚慰屠杀创伤、开粥厂以救济劫后余生而被迫与敌人合作的陶保晋凄楚地写道：“庄生蝴蝶归何处，惆怅寒风侵体时。”2011年3月，孙江在希伯来大学讲述这“记忆不能承受之重”后，全场一片寂静。这是一个中国式的罪与罚、名与节、善与恶的故事。“我不是想不起来，而是忘不掉。”（电影《唐山大地震》台词）1976年7月28日，毗邻北京的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毁灭性的里氏7。8级大地震，造成数十万人伤亡。灾难后8年间，中国社会的沉默令人窒息。但是，灾难记忆以其特有的逻辑形式在呈现：政治图式、民间传承图式和大众传媒图式。王晓葵的研究揭示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当事人记忆和他者记忆之间的龃龉。

第三组名为“记忆中的历史”。19世纪以来形成的最大的集体记忆即民族—国家记忆。“我们在我们的同一性中想象自己。”[10]安德森（Be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unities）在“冷战”结束后普遍质疑民族—国家正当性的背景下曾风靡一时，而以史密斯（AnthonyD。Smith）《民族的族群起源》（TheEthnisofNations）等为代表的强调民族意识本源于历史的观点黯然失色[11]，其实，无论是“想象说”，还是“本源说”，都可以从中世纪至近代的欧洲历史中找到根据。霍尔（StuartHall）在《种族主义与文化认同》（Rassismusuit?t）中曾将以往关于民族认同的研究概括为5点：民族—国家叙事、本真性（authenticity）追求、传统的发明、创始神话和同一性想象。[12]韩子奇（HonTze-ki）对晚清和民国时期流传的中国文明“西来说”进行爬梳后，注意到后现代文化讨论中所涉及的民族认同由“时间差序”向“空间差序”转变的过程。其实，一如科塞雷克（ReinhartKoselleck）在《概念史的实践》（ThePracticeptualHistory）中所说，“人们形成时间的直觉是与空间意义（spatialindis）联系在一起的，历史时间的可视性体现在空间上”[13]。李恭忠咀嚼康熙盘桓于明孝陵不去的故事，揭示了时间作为权力工具、智慧源泉和价值尺度的奥秘。胡艺泽则徜徉于比邻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与灵谷寺，思索纪念的意义，让人猛醒到：在满是纪念之场的空间里，缺少的恰是具有生命跃动感的记忆。这是一个化学系本科生的习作。在历史成为快餐般的消费品的今天，一个理科高才生毅然弃理从文，转入历史系攻读研究生，让我们这些抱残守缺者颇感欣慰：吾道不孤。

第四组题为“殖民·后殖民记忆”。19世纪以来，中国饱受欧美列强和日本殖民统治侵略之苦。在实证史学层次上揭露、批判殖民统治一直是中国历史学的主旋律。与国外同行相比，国内学界在历史叙述和历史记忆层面上的研究尚有待进一步展开。德国汉学家王马克（MardreMatten）讲述了一个被日本化的中国英雄故事。在中国语境里，郑成功至少有三个形象可以追溯：民族英雄（国家）、江湖志士（天地会）、民间神祇（台湾）。在日本语境中，从江户时代开始，这位“国姓爷”因其母亲的日本身份（按：笔者对此说存疑）而被塑造成一个日本英雄；甲午战争后日本割据台湾，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郑成功被供入神社，成为殖民统治的守护神。郑成功“外传”让我们再次重温了福柯（MichelFoucault）“文化即权力”的说教。时至今日，远去的战争仍是横亘在中日关系上的一块顽石。说来，20世纪80年代讴歌中日复交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俨如谶语：战争责任没有解决，战后责任有待追究。即使在日本国内，问题同样存在。身为日本残留孤儿后代的南诚讲述了一则日本“弃民”的故事，这些被动员诱骗到“满洲”的殖民者，过了几年好日子便在帝国败降后被弃之不问，数十年后当他们出现在日本荧屏上时，曾催下万千观众的热泪。但是，作者通过分析NHK纪录片规避责任的政治修辞后质疑道：那些声音真的是残留孤儿的声音吗？战后，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在比较远东军事法庭上东条英机和松井石根的供词时发现一个很相似的现象，即战犯们推卸责任显得“有理有据”，这让丸山想起了神道中的“お神輿”（omikoshi）。在迎神赛会上，“神舆”先由若干青壮男子肩扛手抬，这些人筋疲力尽时，便将“神舆”交给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另一些人，后者接过“神舆”继续前行。当“神舆”被抬到某个地点，不想再抬下去的人便将其扔到谷底。若问：“何以扔到谷底？”最初的人会说：“我只管扛到这个地点，至于要去哪儿，与我无关。”接下来的人也会重复同样的话。最后，当诘问将“神舆”扔到谷底的人时，则会得到如下回答：“到了这里，不扔到谷底，还能扔到哪儿呢？”[14]丸山从这一现象出发，把战时日本视为政出多门、责任暧昧的“没有责任的体制”。回顾战时和战后、昨天和今天、对内和对外，丸山关于“没有责任的体制”的断语发人深省。

历史和记忆，既相关又根本不同，在没有接受“认识论的转向”洗礼之前，历史学者不可能摇身一变成为记忆研究者。于考据、义理和词章之外，正如利科所警示的，历史学者最需要做的是直面当下的发问，套用佛经起首的一句话：如是我闻。

[1]本文系《新史学》第8卷《历史与记忆》（孙江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序言。

[2]AleidaAssmaeimGed?derindividuellenErfahrungzur?ffentliszenierung，Mün，C。H。Beck，2007。中译本参见阿莱达·阿斯曼：《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袁斯乔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3]Fraes，TheArtofMemory，LeandKeganPaul，1966，p。1。

[4]利玛窦：《西国记法》，见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4、146页。

[5]Pierreremémoireethistoire”，LesLieuxdemémoire，Tome1，LaRépublique，Paris，Gallimard，1984，p。xix，1997，p。25。中译本参见皮埃尔·诺拉：《记忆与历史之间：场所问题》，见《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28页。

[6]PaulRic?ur，Memetting，dLondon，iversityPress，2004。

[7]MauriceHalbwaCollectiveMemo，UyOfChicagoPress，1992，p。53。中译本参见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4页。因中译本翻译自英译本，与原法语本在章节设置上有较大差异。法语本参阅MauriceHalbwachs，LaMémoirecollective，Paris，PressesUairedeParis，1968。

[8]JoanWallachSderaicsofHistory，NewYork，biaUyPress，1999。

[9]PaulRic?ur，Memetting，dLondon，iversityPress，2004。

[10]BeAnderson，Imagineduionsiionalism，London，Verso，1983，2006。中译本参见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11]AnthonyD。Smith，TheEthnisofNations，Oxford，BasilBlackwell，1986。AnthonyD。Smith，Natioy，Penguin，1991。

[12]StuartHall，Rassismusuit?t—Ausgew?hlteS2，Hamburg，Argument-Verlag，1994。参见方维规：《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及相关核心概念通考》，见孙江、陈力卫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13]ReihePracticeptualHistHistford，StanfordUyPress，2002，pp。100-114。

[14]丸山真男：《続補遺（日本支配層の戦争責任）》，见松沢弘阳、植手通有编：《丸山真男集（别卷）》，东京，岩波书店，1997年，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