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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第1页）

一、概念

19世纪中叶汉译西书曾对日本学习西方影响甚深，不到半个世纪，源自西方的各种新知识借助“和制汉语”大量涌入中国，出现了众多的新的社会政治概念。时人在生吞活剥地吸收来自日语的外来词时，发明了各种速成学习方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在1899年编写的《和文汉读法》一书[6]。借助这一独特的学习方法，梁启超及其读者们得以广泛涉猎日语西学书籍。不过，如果要对《和文汉读法》吹毛求疵的话，其实问题不少。如，关于“概念”一词的释义，不知是出自梁启超，还是哪位传抄者，竟望文生义地旁注道：“大概想念。”[7]这一似是而非的翻译完全忽略了“概念”在逻辑学中的含义，也忽略了“概念”被生产的语词的历史。

概念cept一词源于拉丁语ceptus，在拉丁语中的意思为把握、萌芽、构思及受孕、胎儿等。笛卡儿（Rees）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一书中使用过概念一词，但是，意欲以“直觉”和“演绎”来证明物质世界的笛卡儿对“观念”和“概念”并没有加以严格区分。[8]一般认为，对概念最早做出明确界定的是康德（Imma）。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康德认为概念（ceptus）是表述（representatio）的产物，表述有感觉与认识之别，认识有直观和概念之分，概念则有经验概念和纯粹概念之异，纯粹概念又有悟性概念和理性概念（理念）之差。后世有关概念的讨论都是围绕康德的言说展开的。[9]

当cept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时，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的《英华字典》及其后继字典都将cept译为“稿”，在解释的含义时，将其与notion并称为“意”“意见”。[10]

第一个以“概念”（がいねん）来翻译cept的是日本明治时期的启蒙学者西周，西周受过严格的汉文训练，又有留学荷兰的“兰学”经历，他准确地捕捉了当时欧洲关于概念的界说。他认为，概念指从各个事物中抽取共同特点而建构的表象，具有内涵（意味内容）和外延（适用范围）两个方面，由被称为“名辞”的词语来表示。[11]1869年，西周在《学原稿本》一文中阐述了逻辑学原理——他称之为“学原”或“致知学”。他举例说，人们之所以未见而能知，可以在横滨讲述长崎的狗，在长崎讲述横滨的乌鸦，乃是因为人们的心中已经有了狗和乌鸦的形象，借助这一形象得以知之。这个“知”属于逻辑学的范畴，但还只是“直知”，只有不断累积“直知”，才能最后形成“念”。[12]“念”有概念（notion）和想念（idea）两个层面，“概念”是“归纳之思”，“想念”为“推演之思”。[13]1871年，西周在《五原新范》一文“念区概括”一节中，进而阐发道：概念是在了解事物的表征之后而形成的，概括不能完全究明事物的外形和本质；“想念”是想象力的产物，是通过直觉和直知将事物的外形和内容呈现于心中。[14]西周以“概念”一词翻译notion，以“想念”一词对译idea，涵盖概念和想念的“念”对译什么呢？西周在“念区概括”一节旁注中，注明“”“begriffe”（begriff——引者）。1875年，在《致知启蒙》一文中，西周在重复上述关于狗和乌鸦的比喻后，在“念”后附注“”，而在关于事物“外形内质”的认识中，概念属于“度量观”（quantity），观念属于“形质观”（quality）。[15]

在翻译“”一词时，西周有些踌躇，还同时发明了“理会”一词，可能觉得不如“念”，最后弃之未用。otio和德语begriff并列翻译为“念”，可谓用心良苦。方维规教授指出，begriff自动词为begreifen，在德语中的意思是对不容易弄懂的事物的理解，一种经过思考而获得的理解。[16]西周的“概念”和西周之后的“概念”内涵并不相同，后来流行至今的“概念”相当于西周的“念”，包含了西周所讲的“想念”即“观念”（idea）的意思。1878年，美国人费诺罗沙（ErF。Fenollosa）受邀到东京大学讲授哲学，他在《政治学讲义》第三讲中称：“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关于事物因果关系的概念。”[17]1881年，毕业于哲学科的井上哲次郎在编纂的《哲学字汇》中收录了这一翻译。[18]1887年，今井恒郎在译著《哲学阶梯》中称：“观念由觉性而得，概念由悟性而得。”[19]

虽然，“概念”作为哲学用语在19世纪80年代即已在日语中扎根，但还不能说“概念”已经具有社会政治含义而广被使用。1874—1875年出版的著名学术刊物《明六杂志》一次也没有出现过“概念”，涉及思想、政治和文学的综合杂志《国民之友》在1888年一年内只出现过2次，1894年的《女学杂志》中出现过1次，著名的综合性杂志《太阳》中出现的次数分别是28次（1895年）、11次（1901年），大约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概念不再仅仅是一个学术词语，而成为在社会上流通并被赋予一定时代内涵的“概念”了。

《和文汉读法》将概念解释为“大概想念”，只是清末知识人学习日语时的小插曲。1903年，汪荣宝、叶澜编《新尔雅》在“释名”一节谈名学即论理学时称：“若干个物公性之总合，谓之概念。结合二个之概念，指定其间之关系者，谓之判定。指定两个以上之判定间之关系者，谓之推理。”[20]概念出自“公性总合”，那么，“公性总合”又是什么呢？在“释教育”一节中，编者写道：“为心意之产物的表象，谓之观念，从个物抽出其共同之点，而生起共同观念者，谓之概念。”[21]原来，“公性总合”就是“共同观念”，就是“概念”。《新尔雅》虽然准确地传递了当时流行的逻辑学意义上概念的意思，但是，汉语概念具有日语概念的问题，即“观念”和“概念”之间的界限尚不明确。在日语和汉语中，大概两个名词都侧重在“念”上——佛教语汇，故而没有特别加以区分。宣统三年（1911年）出版的陈文《名学教科书》，对于名学逻辑学（logic）知识解释如下：“名学者，研究思惟之律令之科学也。”而“思惟”（thought）则是“以同时现于心中之二观念联结而发明其相属与不相属之心作用也”。接着，又写道，观念（idea）“由官体之感觉收为认识之形式，而为意识之主者也”。“人类一切知识，皆由观念始。未见汽船、汽车者，必不知汽船、汽车之为何状，未习英语、德语者必不知英语、德语之为何声也。”而概念（cept）是“悬比多数观念之性而综合之也。如由梅、桃、樱等诸花悬比其通有之性，以构成非梅、非桃、非樱之一新观念，曰花。此新观念即为概念”[22]。即，概念是观念的综合和抽象。

从以上“概念”一词在汉语中的产生和演变过程可知，翻译不只是词语对译，还涉及意义和修辞等问题。翻译之所以可能，乃是基于对不同语言和概念“同一性”之认识，不同语言和概念之间具有可通约性。但是，从后结构主义批评理论关于翻译“不可能性”和分析哲学关于翻译“不确定性”可知，“概念”一词未必能准确传达cept一词的意思，更何况如本文开头所述，在实际使用时还衍生出各种歧义。于是，当一个多世纪后重新审视包括“概念”在内的近代诸概念生产、再生产的历史时，一项名为“概念史”的研究便赫然呈现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