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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遣隋使遣唐使（第1页）

一、遣隋使·遣唐使

在明治日本历史教科书里，日本与古代中国大陆之间的交流被分为以下两个时期：一是汉字、儒教、纺织等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时期，二是自遣隋使派遣之后中国文化直接传入日本的时期。在言及日本受到中国文化影响时，一本教科书指出：“与唐之交通益繁，世风为之大开。”[13]这是客观陈述。但是，另一本教科书则道，圣德太子“制冠位十二阶。遣小野妹子往隋国”；孝德天皇时“划定畿内之范围，设有司于各国，置关所驿站，并制定许多法律，定八省百官之冠位等等”[14]。仿佛“冠位十二阶”和“大化改新”等重要制度都是圣徳太子和中大兄皇子等日本的政治指导者们在不受隋、唐影响的情况下自己发明出来似的。在后来的国定教科书里，文字表述上虽略有不同，但这种叙述方式被继承了下来，内容趋于空泛。不仅如此，在大正（1912年）以降的历史教科书里，关于与隋、唐的交往，叙述侧重于日本如何保持自立。比如，关于圣德太子让遣隋使小野妹子向隋炀帝呈递国书一事，明治初期的教科书只是一笔带过。关于该事件，《隋书》记载：“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15]对此，文部省1920年编纂出版的历史教科书详加描述：

其时支那（原文——引者）国势强盛，学术先进，故而以大国自居，视他国皆为属国。而太子丝毫不畏其势，遣使致书彼国，云日出处天子致书日落处天子，无恙呼？始终以对等姿态与彼交往。[16]

一面是自高自大的“支那”，另一面是不卑不亢的圣德太子，这种夸张的历史描写可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头等国”“五大国之一”自居的日本的自我形象的投影。文部省1943年编纂的《初等科国史》（下文简称为战时版国史教科书），对此事做了如下一段文学式的描写：

（阅读国书后）隋朝国王气得面红耳赤，大发雷霆。但不知是被我国的气概所压倒，还是想打探我国的情形，派了使者前来答礼。……在这个时期的东亚各国中，唯有日本能显示出如此的威严和荣耀。[17]

“东亚”一词在此出现，衬托出日本在“大东亚共荣圈”中的指导地位。同样，这本教科书只字不提遣唐使们冒着生命危险渡海前往中国是为了学习唐朝的制度和文化，而是说：“我国国民为了向海外发展，不畏艰险地完成了使命。”在这里，教科书所起的作用是进行政治宣传，对历史的叙述脱离了史实。

那么，对于同样的事件，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是如何叙述的呢？隋朝历史短暂，历史教科书记述遣隋使者寥寥无几，看不到有关圣德太子遣使呈递国书的内容。[18]关于遣唐使的记述，教科书大都将其置于唐代的文化如何影响朝鲜、日本以及周边国家这一背景中加以叙述。例如，关于唐朝和日本列岛的关系，民国初期出版的一本教科书只是做了如下一段简短的说明：“唐又东灭高丽、百济，败日本之兵，以新罗为属国。”[19]书中没有强调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后，历史教科书有关古代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记述增加。截至1941年，范作乘编《高小历史课本》再版次数多达97次，该书在题为“唐朝文化和日本”的单元里，详细记述了中日两国从东汉到唐代的交流史，并写道：“（日本）不论政治制度，以及饮食、居处等等，没有一样不仿唐朝。”[20]这一时期出版的一本教学参考书，对于如何教授古代中国对日本的文化影响，建议教师向学生提问：“现时中国和日本的情形与从前比较怎样？”让学生自由回答。[21]与同时期日本历史教科书相反，中国历史教科书通过今昔——过去的荣耀和现实的屈辱——之对比，唤起学生的民族—国家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