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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竹内好话语（第1页）

一、竹内好话语

在围绕亚洲话语的讨论中，被置于中心位置的是竹内好。竹内好（1910—1977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支那”学科，1934年因不满日本“支那学”“汉学”脱离现实而与友人武田泰淳等组建“中国文学研究会”，介绍同时代的中国文学。战争末期（1944年5月），竹内好应征入伍，远赴中国战场，最后在湖南岳阳迎来了日本战败投降。战后，竹内好活跃于评论界，一度任东京都立大学教授，1960年5月因反对美军基地的“安保斗争”夭折，竹内好愤而辞去教职。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竹内好出于对两国如此简单地实现政治和解之不满，宣布放弃中国研究，从公众视线中隐身而去。

在日本，研究中国的学界，除去鲁迅著作的译者和研究者身份外，竹内好称不上学者，几乎没有任何学术地位；即使是作为评论家，竹内好也算不上出色，因为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他对中国的判断都背离实际。尽管如此，竹内好比同时代的任何一位中国研究者和评论家都更受关注，获致来自“左”“右”不同立场的论者的赞词。竹内好逝世后，因1965年“教科书事件”而与日本政府长期对质法庭的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回忆竹内好曾写信对自己表示支持：“对你的英明决断表示敬意，有只手单撑倾覆大厦之气概。”[3]右翼评论家苇津珍彦带有褒义地称竹内好为“偏见的泰斗”，“即便认为竹内的意见是偏见，总带有一定的尊敬之念”。[4]自由派思想旗手丸山真男称竹内好的长处在于“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而这在崇尚“都是日本人”的日本社会是非常难得的。[5]细细思忖，所有这些言论要么在表达对死者的哀惜，要么在赞赏死者生前的特立不群，与其思想本身并无直接关系。

作为活跃于“战后”初期的评论家，竹内好的思想属于他所经历过的战争时代，他的亚洲话语是在西洋—东洋、近代—传统、支配—被支配二元对立结构下展开的。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竹内好和许多因日本侵略中国而纠结的知识分子一样为之振奋，在《大东亚战争与吾辈之决心（宣言）》一文中欢呼“历史被创造出来了”，战争将“对祖国之爱”与“对邻邦之爱”合为一体，对中国的战争乃是反抗欧美、解放亚洲的一部分。[6]战后，当许多知识分子纷纷转向而“拥抱战败”（embragdefeat）[7]时，竹内好坚持己见，在1959年11月发表的《近代超克》长文中强调这场战争旨在打破亚洲主义所内含的“侵略”与“连带”的困境：“‘近代的超克’作为事件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作为思想还没有成为历史。”[8]在1963年8月发表的《日本人的亚洲观》中，一方面承认日本灭亡朝鲜和侵略中国主权都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另一方面又说“侵略是不好，但侵略中存在扭曲的连带感这一侧面”，“大东亚战争的侵略事实不管怎样强辩，都是无法否定的。但因为憎恶侵略，而否定由侵略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亚洲连带感，令人担心会在倒掉洗澡水时连婴儿也一起扔掉了”。[9]对竹内好来说，“大东亚战争”好似古希腊戏剧从机关中突然出现的神（Deusexmaa），一举解决了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无法克服的东洋与西洋、传统与近代对立的难题。战争过去近20年，在“美日安保”下的“殖民地”状态下的日本，竹内好作为日本人的内心被那场不合逻辑的愚蠢的战争所折磨，他试图从中找出被近代西化扭曲的逻辑性要素。

所谓近代是一种关于时间的认识，离现在比较近的“过去”是“近代”，“近代”是存在于今天的“过去”。对于日本所发动的“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战时曾被修辞为“近代超克”。“近代超克”是一句日文，意为克服、超越近代（所带来的困境），英文译为modernity。在经历对美国（美英所代表的西方近代）开战“知的战栗”后，1942年7月23日、24日，13位学者在“知的协力会议”名义下召开了一次座谈会，13人的文章后来刊登于杂志《文学界》9、10月合刊号上。会议组织者河上彻太郎在阐述会议宗旨时随意使用了“近代超克”一语，这成为美化战争旨在超越近代困境之修辞。竹内好认为赞成“近代超克”的群体来自三个方面：《文学界》同人、日本浪漫派、京都学派等。[10]如果把“近代超克”置于日本近代史中加以检验的话，确实不难把捉其中所蕴藉的思想内容，附和帝国战争的意识形态在对日本近代进行质疑时，竟然内含了反对现存体制的倾向，这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关注“近代超克”的原因所在。[11]但是，对近代的“超克”需要借助战争来实现，这不过是一种思想的“狡计”，最终必须直面回答战争所附带的伦理问题，思想家柄谷行人把“近代超克”问题转换为“美学”问题，实则回避了对“近代超克”进行历史的、伦理的诘问。[12]

在辞世20余年几乎为人淡忘时，竹内好一跃而为亚洲话语的明星，是日本以外的研究将原本属于日本的竹内好带出日本并置于亚洲话语的中心位置的。一如竹内好通过鲁迅批评日本一样，孙歌称竹内好提示了一种思考方式——“内在的否定才是真正的否定”，试图将从鲁迅发现近代的竹内好引入中国讨论中。[13]鲁迅到底有多大暗示作用？这让克里奇曼（Richard）试图勾连竹内好与鲁迅思想关系时颇为恍惚，只能借助竹内好的批评方法——抽取（“取り出す”extract）其中的论点来“参与竹内好的思考”（aakeuking）。[14]

其实，竹内好与鲁迅在思想上只是形似。松本健一认为二者的不同在于：“鲁迅以中国革命当下应走的道路为批判对象，而竹内好以日本意识形态为批判对象。”[15]不止于此，与鲁迅思想的非民族主义取向相反，虽然竹内好到底是何种取向言人人殊，如丸山真男认为竹内好不是民族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世界主义者”[16]。孙歌续其说：“竹内好不是民族主义者，尽管他比任何民族主义者都更干脆地宣称他只关心日本。”[17]但是，我倾向于松本健一的看法：竹内好是“亚洲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者”，一如几乎所有主张“亚洲主义”的人都是“国权论者”（民族主义者）一样。自然，与鲁迅对中国传统持尖锐批判的立场不同，“竹内好的日本传统论所显示出活在当下的姿态乃是基于不应负的遗产是负的而加以舍弃”[18]。面对一边倒地追捧竹内好，子安宣邦在《何谓近代超克》一书中批判竹内好《近代超克》主观地将近代主义与民族主义对立起来，其亚洲话语充斥着“日本在亚洲，但不是亚洲”之类的两义性反语。子安宣邦还进而批判沟口雄三在探寻中国的“近代性”时歪曲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在认识论上的意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作为方法的中国”。[19]对于子安的批判，新近出版的铃木贞美《近代之超克——它的战前·战中·战后》则反过来批评子安宣邦“完全不理解”竹内好，对竹内好的诘问存在“反历史”倾向。[20]有关阐述竹内好话语的分歧已经不单纯是如何理解历史的分歧，还深深地附带了个人的主观好恶。回顾关于竹内好的研究，虽然论者无一例外地触及其“近代超克”所依托的亚洲主义话语，但几乎没有一个人借助历史学的成果具体考察竹内好所说的亚洲主义到底与实际有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