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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是历史的一部分吗（第1页）

记忆是历史的一部分吗？

新京报：如何理解诺拉所说的，“历史正在加速消失”？

孙江：我想强调的是，诺拉所说的“历史正在加速消失”，是指那种记忆与历史浑然一体的时代结束了。这涉及记忆和历史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即记忆与历史是对等的，还是记忆就是历史的一部分？诺拉继承了记忆理论大家哈布瓦赫（MauriceHalbwachs）的看法，他认为记忆与历史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Ric?ur）尖锐地批评诺拉的想法很奇怪。但是，必须承认，我们可以感知的历史以及历史的见证人正在消失，20世纪末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围绕战争记忆的争论，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

新京报：诺拉研究了很多代表法兰西民族的象征符号，可他为何反对“纪念”？

孙江：诺拉虽然组织了大规模的记忆研究，但他反对相关的历史性纪念，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首先，他之所以开展记忆研究，是出于对当下流行的历史学，特别是年鉴学派等新史学的不满。以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为代表的年鉴学派，重视长时段，而忽略事件性，在诺拉看来，这无疑是对事件史的一次“十字军东征”。与此相关，年鉴学派重视中世纪晚期（前近代的历史），忽视当下，它虽然也含有心态史研究，但心态史关注的是过去的积淀和作用，而不是当下具有再生产意义的记忆；记忆的历史是与过去保持连续性，并由现实的集体所承载的历史。

对“记忆之场”的研究旨在剥去民族国民象征和神话的表层。然而，与诺拉的主观意图相反，随着前两部《记忆之场》（共三部）的成功出版，“记忆之场”一词被人们广泛使用，逐渐沦为单一性、物质性纪念场所的代名词。诺拉无奈地说道：“记忆之场试图无所不包，结果变得一无所指。”其实，《记忆之场》面临着更为深刻的困境，原本打算解构以往法兰西历史叙述的图景，无意中却重构了一部整体的法兰西历史；原本打算写一部“反纪念”的历史书，最终却成为一部关于纪念的里程碑式的大作。在第三部最后一卷结尾《纪念的时代》一文中，诺拉称之为“纪念变形”所致。

新京报：历史教科书作为一种“记忆之场”，我们不断地在书写民族的创伤记忆，这种对创伤的记忆是不是形塑了民族—国家这一共同体的必要因素？

孙江：当然。历史既是荣耀的源泉，也是悔恨的根据。黑格尔说，“幸福的民族没有历史”。不断地揭开自己的伤疤，通过创剧痛深的历史叙述可以营造集体的记忆，从而建构共同体的意识。我们的教科书反复强调的“落后挨打”的话语，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另一方面，所谓“民族认同”的“认同”（identity）又可译为“同一性”，同一性具有排他性倾向，有的学者甚至说具有排他的暴力性。倘若过分强调这种悲情，无疑增加了认同的暴力色彩。

新京报：诺拉所提出的“复数的法兰西”，就是指向对民族—国家叙事的超越？

孙江：记忆研究想要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必须处理好“差异性”问题。首先必须包容民族内部的差异性，法国人的民族自信是建立在对自身“差异性”的肯定基础上的。诺拉书中的“复数的法兰西”，就有这个指向，它超越了对民族—国家记忆的单一解释，呈现出多样性的叙述维度。例如，在《记忆之场》中法国南部人的记忆和巴黎人的记忆就不一样，左翼与右翼群体对大革命的解释也不相同。

新京报：可是不同族群的记忆也是有秩序和层次的，在“差异性”中，如何看待具有话语权的记忆与被压制的记忆间的博弈？

孙江：历史是复数的，叙述自然也是复数的，从中并不能抽象出一个绝对的东西，它们是可以兼容的，法兰西本身在书中也体现出多元存在的价值。德国记忆研究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Assmann）在评论这部著作的时候，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她说诺拉意欲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结果却建构了以超越时空的象征为媒介的抽象的共同体。